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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倘若李兴成有能力清偿债务，那么张邹氏、李兴成与担保人张吉安之间的借贷关系也将可以善始善终。不料一年过后，债务人李兴成以资不抵债为由，委托田华轩处理债务摊还事宜，以二摊还全部债务。诉讼纠纷由此产生。坚决反对摊还之偿债方式的张吉安，甚至在状书中将摊还定性为“渔利”之举。详情如下：
张吉安将债务拖欠的责任归到处理摊还事宜的田华轩身上，张吉安认为田华轩存有“夯骗”及“渔利”的嫌疑。所谓“夯骗”，应是指未征求债权人意见的条件下而擅自摊还债务的行为；“渔利”是指“二摊还”全部债额。“二”偿债，意味着债权人失去了80%的债权利益。如图2的债务关系图所示，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债权人张邹氏将追债对象指向了担保人张吉安，由此张吉安将直接损失16两。这是张吉安不能接受的。那么，究竟由谁来承担摊还导致的债权损失，就成为审理本案的关键节点。
摊还体现了维护债务人“生存权利”的人道主义关怀，为了证明自己摊还的合情合理，李兴成和田华轩的辩诉状不仅交代了自己的借贷原因，而且还强调了生活的穷困程度。1922年2月，被告之李兴成与田华轩二人联名递交了“民事辩诉状”。详情如下：
值春耕之际，米价昂贵，李兴成一家遭遇生存危机。或许是由于李兴成早已债台高筑，在其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已失去了基本的借贷能力，为解决“乏食”问题，李兴成母子决定“将佃处银业两顶”以度荒年。然而，李兴成退佃的打算，但却因“无人承认”而落空，“无人承认”与“仝（暨伙）佃”关系有关。因为李兴成一方顺利退佃并取回押银，必须要通过“顶银”或“顶业”的方式，来保证“伙佃”条约继续生效。最终，李兴成请求业主潘洪轩“暂退银20两”，“买食以便耕种”。依“伙佃”契约之约束力来讲，业主拒绝李兴成退佃取押，是有道理的，那么业主答应暂退李兴成银20两的理性逻辑又在哪里呢？
李兴成随后的田产收益减少表明，所谓“暂退”，应是伙友之间租佃权利的部分转让。1921年8月秋收，李兴成母子顺利退佃，关于当年的田产收益，李兴成的表述为“仅分九石零”。1921年的田谷少于往年，与春季“暂退银20两”有关，因为在租佃关系中押金额与应缴地租是呈反比关系的，据以上数据可以算出，佃户的押金收益利率为39.6%。在伙佃关系内部，收益与投资成鲜明正比关系。由于伙佃是均分收益，所以双方可从田产中共获得79.2%收益，则业主的收益仅有20.8%。业主与佃户对田产收益的比例不同，意味着业主无权擅自“退银20两”，唯有伙友之间才有权重构“押银”及“谷收益”的分配比例，那么“退银者”为田华轩。这是张吉安怀疑田华轩从中舞弊的原因之一。但在被重构的押租关系中，田华轩的押金增至115两，相应的谷收益也多达13.8石。从处于生存危机的角度讲，田华轩“退银”带有人道主义的救济性质，更重要的是，其行为完全符合押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