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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建立在道德绑架基础上的摊还允单，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债权人对债务清偿的夙愿。在传统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内部，债权人为了挽回损失，始终在密切关注债务人的收入与继续偿债的能力。黄金茂发现，两年以后的李陈氏母子，业已积攒了十分可观的财富，所以继续追还余债。本案历时三个月结束，且双方在官府仅出现一次“交锋”，以李陈氏的辩诉状结束。针对李陈氏的辩诉内容，县知事曰“案经准理，所呈是否不虚，候讯察夺”。
此外，李陈氏对摊还处境的描述，恰恰证明了笔者前文关于信用资本之观点，即李陈氏自称自己摊还债务后，“既失信用，借贷无门”。可见，表面上摊还体现了对债务人的偏袒，但从根本上说，债务人为此大大透支了自己的信用资本，导致她失去了在熟人社会群体内融资借贷的资格。对乡村社会中青壮年的男性而言，信用资本尤其重要，因此他们十分害怕被冠以“摊还昧良”的恶名。
黄金茂案显示，摊还本是民间协商的产物，且这种协商具有时效性，一旦债务人在摊还后数年再度发迹，债权人必然会继续索债。因为在传统中国人的债权观念中，家庭之财产与债务，都将会随着子孙后代而无限传递下去。通过侵蚀债权人利益，来保全债务人生存权利的策略，仅是权宜之计，受道德绑架的债权人之清偿夙愿是永不可磨灭的。
（二）“永久性”的无限责任
字面意思上看，摊还似乎体现了现代西方破产法之免责主义特征，然而在实际的借贷关系中，债权人对清偿的不懈追求，使摊还带有强烈的无限责任特征。除了上述债权人因债务人之子之发达而拒绝摊还的情况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债权人之本利曾被摊还，但数年之后，债权人会凭借追债之凭据向债务人或债务人之子进行“加找”，以弥补曾经被侵蚀的债权利益。
摊还机制一方面体现了保全债务人生存权利的逻辑，同时也隐含着债权人对自己债权利益被侵蚀的强烈不满，而且债权人同样会以生计困难为由，向摆脱贫困的债务人继续追债。以谢玉祥案为例。1921年11月，四序镇真武场的商人谢玉祥，因欠债不还被状告。原告是82岁高龄的张朱氏，家住在一德镇高牙场，代诉人是他的女婿彭辉五，职业同样为商人。张朱氏所追的债发生于1891年，被告谢玉祥经营碗场生意，向张朱氏的丈夫张天成借银30两，“每十两每月加利息钱二百文”，以1两银等于1000文计算，则每月该利息约0.2两，年利率为24%，但此后谢玉祥生意惨淡，家境没落，债权人张天成念及戚属关系，没有“促追”本利。1921年，张天成已去世多年，张朱氏的生活因此愈加贫困，孤苦无依。所以，她打算依赖故夫的债权收益，安度晚年。张朱氏的状书还强调说，近年来谢玉祥经营的碗业十分发达，财力雄厚，“非比前日贫不能偿”。
自1891年延续至1921年，借贷长达30年，这不由令人奇怪，债权人何以能忍受债务人如此长时间的债务拖欠？谢玉祥接到县知事发出的传票后，针对张朱氏的控告作出了回应，详细交代了他们之间借贷关系的产生与解决方式：
早在1895年，资不抵债的谢玉祥兄弟5人，在债权人们的允许下，收回了所有的押银底货，按照五的比例摊还全部债务。当时张朱氏故夫张天成的30两债务，被当众摊还15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