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不可忽视GDP——当前中国经济走势分析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现在“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GDP追求，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一、当前中国经济走势：超预期较低位运行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第一季度承接了去年4个季度连续回落的态势（去年4个季度分别为9．7％、9．5％、9．1％、8．9％），进一步回落到8．1％，低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普遍预期为8．4％或8．5％）。这是自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2个季度中的最小增幅；也是自2000年起，12年来少有的6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之一（另外5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是：2000年第四季度，7．3％；2001年第二季度，7．7％；2001年第三季度，7．8％；2008年第四季度，7．4％；2009年第一季度，6．6％）。
    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也承接了去年7月以来的回落态势，4月份进一步下降到9．3％，亦低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普遍预期为12．2％）。这是自2009年6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35个月中的最低增幅；也是自2000年1月—2月以来，148个月中少有的14个低于10％的月同比增长率之一（其他13个低于10％的月份是：2001年7月、9月至12月，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9．6％，虽比4月份略高0．3个百分点，但仍处于10％以下的较低位运行。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反应过度”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主张大力度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二是刚刚沉寂一点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中国经济滞胀论等说法又浮出水面。“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各种可能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原因分析：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经济增速的进一步回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学术界已有的分析看，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
    其二，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
    其三，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
    其四，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
    其五，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
    其六，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利润下降。
    其七，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有惯性。
    以上的原因都存在。这里，我们想强调提出的是，可能还有第八个方面的原因，即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些地方在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经济工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情况表明，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之后的第二年，又是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我们称之为“双重推动年”），往往容易出现经济增长趋热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从“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共有六个这样的“双重推动年”，即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其中，有三个年份是经济增长较热或过热之年（1987年11．6％、1992年14．2％、2007年14．2％），有两个年份是经济增长回升年（1982年由上年5．2％回升到9．1％、2002年由上年8．3％回升到9．1％），仅有一个年份是经济增长回落年（1997年由上年10％回落到9．3％）。今年又是这种“双重推动年”，按照历史惯例，本应着重防止经济增长趋热，但实际情况却相反，出现了经济增幅的较大回落。当然，这也可能像1997年那样，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但如果存在上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则是需要重视的。
    为什么不可忽视GDP？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参与生产和服务活动所形成的增加值。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相关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GDP增长速度不能太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曾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也会很快产生“四高”问题，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由此而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应知道，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也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者，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二者，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财政收入若大幅下降，则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实现，都会受到影响。三者，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总的来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而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而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
    现在“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GDP追求，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多高、多低为宜？这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
    三、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应保持一个渐进过程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首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是一个突变过程，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有学者提出，2013年—2017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了一个大台阶。然而，我们从国际经验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二战后经历了4个阶段：
    （1）1953年—1959年的7年中（195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7．2％。
    （2）1960年—1973年的14年中（1959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上升到9．7％。
    （3）1974年—1991年的18年中（197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明显下降到4．1％。
    （4）1992年—2011年的20年中（1991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显著下降到0．7％。
    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二战后也经历了4个阶段：
    （1）1954年—1962年的9年中（195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3．9％。
    （2）1963年—1979年的17年中（196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上升到9．5％，其中有5年GDP增长率的峰值为11％—14％。
    （3）1980年—1997年的18年中（1979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略下降到8．2％，仅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中有4年GDP增长率的峰值为11％—12％。
    （4）1998年—2011年的14年中（1997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明显下降到4．2％。
    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在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潜在经济增长率又有所上升。二战后，美国亦经历了4个阶段：
    （1）1953年—1973年的21年中（195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3．45％。
    （2）1974年—1992年的19年中（197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下降到2．65％。
    （3）1993年—2000年的8年中（199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上升到3．5％。
    （4）2001年—2011年的11年中（2000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下降到1．57％。
    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难以给出精确测算。在宏观调控实践中，这也是一个经验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震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为了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10％以下），再降到中速（7％—9％），再降到中低速（6％—8％）和低速（5％以下）等等，分阶段地进行。当然，现实经济生活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运行，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把握经济增长率的平缓下落。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可以说，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
    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对其上下限下移的把握可以不对称。
    我们曾根据我国1978年—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计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区间，即上限为12％，下限为8％。现在，当我们考虑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情况时，并非上限、下限都要同时下移。在最近一段期间，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其上限下移2个百分点，即降为10％以内，而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往往容易冲出10％。实践表明，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现在，从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的情况出发，我们首先应该把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把握在10％以内比较妥当。
    多年来的实践还表明，经济增长率8％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底线。若低于8％，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和6．6％，给企业生产和城乡就业带来严重困难，使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降到8．1％，各方面也立即感到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使企业经营和国家财政收入再度紧张。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预期目标由原来多年的8％降为7．5％，主要是导向性的，引导各方面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但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仍以8％作为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为宜。
    由此，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中，当经济增长率冲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宽松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处于9％左右的区间时，经济运行状况比较良好，可实行中性政策。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宏观调控中经常要把握好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防止“大起”，那么今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则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率的“谷位”，防止“大落”。
    最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并非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低。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会有高低波动。比如，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1年低，但在预测2013年时，一般都认为会比2012年略高。
    为什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2008年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侧重点由“保增长”到“稳物价”，再到近期转为“稳增长”的过程。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两年半期间，为了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和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保增长”。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到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走出一个“V”形回升轨迹。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9．2％，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201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4％。随着经济回升和货币信贷超常增长，从2010年1月起，物价开始新一轮逐月攀升，连续破三、破四、破五，到2010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月同比上涨率攀升至5．1％。
    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强调“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强调“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这样，在“稳物价”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后，又逐月回落下来，到2011年12月回落至4．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9．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年至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么大。这样，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没有重大的意外冲击，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明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今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和9．2％，2012年预计为8．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即8年平稳上升期加2年回落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内需动力：重消费，但不可忽视投资
    与前述忽视GDP倾向相伴随的，还有忽视固定资产投资的倾向。
    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可持续，必须改变。这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变，这是正确的。因为统计数据表明，近十余年来（除2005年），我国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和拉动。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数据看，1979年—2001年的前23年间，除1993年、1994年、1995年的3年外，其他20年均是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大于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只是从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余十年间（除2005年），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才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同时，数据表明，1979年—2011年的33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5％的只有10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超过2个百分点的只有7年。从支出法GDP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并不起主导作用。
    近十余年来，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即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即消费率连续下降。图中绘出了我国1952年—2010年消费率、投资率和城镇化率3条曲线。从图中看到，消费率从2001年—2010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投资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8．2％，下降了14．1个百分点。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9．2％，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率首次超过消费率。
    从图中我们还看到，2001年—2011年，城镇化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与投资率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1952年—2011年，从投资率与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来考察，可以分为七个阶段（见图）：
    （1）1952年—1960年的9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初期阶段，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城镇化率由1951年的11．8％，上升到1960年的19．7％，年均上升0．88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2）1961年—1964年的4年，处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期，投资率下降，城镇化率亦下降。城镇化率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64年的18．4％，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下降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1％。
    （3）1965年—1977年的13年，这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投资率上升，但城镇化率下降（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化率由1964年的18．4％，下降到1977年的17．6％，年均下降0．06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上一下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56％。
    （4）1978年—1982年的5年，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期，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77年的17．6％，上升到1982年的21．1％，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8％。
    （5）1983年—1993年的11年，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与上述第（1）个阶段相同。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1．1％，上升到1993年的28％，年均上升0．62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5％。
    （6）1994年—2000年的7年，这是一个应对1992年—1993年经济过热和随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时期，与上述第（4）个阶段相同，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93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36．2％，年均上升1．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6％。
    （7）2001年—2011年的11年，这是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投资率明显上升，城镇化率亦明显上升。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2011年的51．3％，年均上升1．37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时期。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表现为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可见，近十余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前十年那么快，但是还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都还需要适度的投资。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不是说说而已，也需要一定的投资。比如：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都需要一定的投资。要重在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向我们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此，我们要重消费，但也不可忽视投资。一定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