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关于十九大报告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二）政府与市场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成为转换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这种转换不是由政府之手单独推动的，而应该是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2］3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21，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2］34，对增长方式转换的手段做了新的科学论述，而且，强调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最新高度，从以往产品市场形成和保护的层次深入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层次。关于市场的作用，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十四大开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直是标准的论述，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把市场作用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是一个新的突破，标志着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的着眼点还在于以企业为主体，经济增长更多源于要素配置的重新优化，以市场的方式推动企业进行经济结构转换和创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不是截然对立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十二大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十三大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在市场前，再到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也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十五大报告指出政府的管理作用应从过去微观管理转到宏观调控，减少行政干预企业。十六大报告对政府职能定位提到政府规范和监管市场，调节收入分配和提供公共产品等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基本的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提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对政府作用做了全面的科学定位。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2］33，首次以负面清单形式规定了政府干预的范围。政府干预市场准入的范围不仅得到规定，政府作用侧重点也转为强调“打破行政性垄断”“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服务职能［2］34。此外，报告还强调了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发展规划上战略导向的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2］34“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2］30，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辩证统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2］59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上，在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政府通过政策起到引导企业、促进改革的作用，同样可以看到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自身也需要不断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站在全局性的角度，把政府职能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相关部分有机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报告指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属性”［2］39，保证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为此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对政府职能及政府作用的一个全新的深化。
    （三）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财政是政府运行的基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也是政府发挥应有作用、实现职能转换的保障。十六大报告开始提及了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差距上的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财政保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对财政向民生倾斜做了更多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围绕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等内容做了规定。十九大报告对财税制度改革具有新的提法，“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34，重点提到一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现代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二是强调财政的公共服务职能，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部分中强调了财政在“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的职能［2］47。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环节，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十三大、十四大报告提了些原则性的鼓励提法。十五大报告提出金融监管，十六大报告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这些都是逐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步骤，同时，对于金融稳定，历届党代会报告也予以了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要求，包括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等。十九大报告新的论述出现在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上。报告要求“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2］34，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一致的，也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一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2］34，这反映了做为攻坚战之一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下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需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改革措施，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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