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关于十九大报告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样也是过去增长阶段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党和政府对此也同样高度重视。十五大报告提出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八大报告则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放在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高度上来认识，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补齐民族间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两个短板十九大报告把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高度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东中西部、老少穷边区、大小城市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33，并具体提出了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的开发原则，从地区功能有序分工、实现协调发展、落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高度来统揽地区发展的全局。
    （二）绿色发展
    在粗放式发展方式情况下，企业为了节约投资成本不愿意在环保上进行投入，经济与生态呈现出矛盾，似乎发展经济必然以生态环境为代价，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与生态存在对立的一面，但更存在统一的一面，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我们更有条件增加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绿色美好的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它不仅能改善当地的公共卫生环境，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还能通过结合当地文化资源推动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而且，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本身就是新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机组成。在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情况下，加快生态系统保护和促进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方面。从历届党代会报告来看，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提高和升华的过程。改革开放较早时期的党代会报告并未提及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与其他社会建设议题一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方式开始面临转换后，生态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十三大报告“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十四大报告“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十五大报告“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十六大报告要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些都属于原则性的提法。十七大报告在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十八大则以较多篇幅，首次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式，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其提到了关系人民福祉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构想，这是对十八大报告所提措施的进一步发展。十九大又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不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加上“美丽”的要求，还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措施并把污染防治列为攻坚战之一。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50，物质和精神财富之外还有生态产品，正是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后，党的工作中解决新矛盾的一个重要体现。报告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2］52，把生态文明提高到了精神价值层面。报告提出了绿色发展和环保产业革命的要求，这与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着力的方面，而且，生态经济本身不仅是人民生活环境保护的问题，“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2］51，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机构成。
    五、对外开放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策。改革与开放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外开放包含了多渠道多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情况下，改革要达到新高度，开放也必然会达到一个新高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重要会议对对外开放的重要性都有充分的阐述，且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对外开放重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十二大报告的重点在于出口贸易和引进利用国外技术资金。十三大报告强调出口创汇能力和替代进口，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十四大报告提出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扩大出口贸易，继续完善投资环境，这些都是侧重“引进来”的方面。十五大报告提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水平产生了新的飞跃，十六大报告开始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提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七大报告则提出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并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强调贸易政策要和产业政策协调，加快走出去步伐，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十八大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自加入WTO出现飞跃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阶段性飞跃。这种飞跃主要体现为对外开放日益呈现出整体性战略性的布局。在“引进来”上，随着自贸区的建设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推行，开放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开放不仅仅是为出口，为了引进技术资金，更重要的是成为整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有机成分在“走出去”上，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大幅增长，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国家间重要经贸会议论坛以及国家间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落实，还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些都表明不仅是跨国企业，国家也以整体力量的角色参与并主导“走出去”战略，“走出去”达到了更高的层次。相比企业而言，这些倡议和战略不仅因为国家的主导而更具有全局性和规划性，而且也更能够与国内的改革与制度建设联结起来，形成整体性内外互联的经济制度建设和发展战略。例如，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转换的改革是一致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于开拓国外市场、化解国内产能、发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竞争优势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也与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遥相呼应。正是在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新态势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33－34。这些都反映了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对世界经济格局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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