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基于性别失衡背景的研究发现

内容提要：利用2008年8月在安徽省CH市JC区27岁以上的农村男性调查数据，对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频度显著高于已婚男性，但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均显著低于已婚男性。对于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自慰频度并不能替代性交频度，但却可能是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有效替代；同时自慰频度能有效提高自慰性高潮，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大龄未婚男性释放性压抑，改善性福利。
    关键词：自慰行为自慰性高潮婚姻状况
    作者简介：杨雪燕(1970-)，女，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伊莎贝尔·阿塔尼(Isabelle Attané)，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INED)研究员；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袁晓天，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49）。
    1背景
    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女性缺失和性别结构失衡问题。198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政策和性别鉴定技术等的广泛应用，这一问题更以不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而表现得更加显著。由于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累积效应，据估计，整个20世纪中国女性缺失数量达到3000万以上。它的另一深刻涵义是：自2000年开始，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每年将有10％以上的适婚男性找不到配偶，并出现不断递增的趋势[1]-[4]。同时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将进一步加剧该性别失衡后果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由于婚配梯度模式的存在和人口流动的作用，被“挤压”的这部分男性永远是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人群，他们普遍具有身处边远地区的农村、年龄较大(一般超过30岁)、经济贫困、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等特征，本研究中统一称之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5]。
    在“普婚制”的中国，无法结婚也就意味着正常的性生活和性需要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满足。在农村，28-35岁之间的大龄未婚男性仍然有结婚的机会，但是机会已经明显较28岁以前小；而35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结婚的可能性①。不能结婚的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是通过何种方式或行为满足其性需求的？自慰行为作为没有性伴侣下满足性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他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其性与生殖健康状况到底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加以改善？目前尚无研究能够系统性地给予解答。
    与此同时，作为性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自慰行为本身的相关研究不足，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开展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从研究人群、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方面拓展性社会学相关研究。为了对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我们选择了中国东部某省的JC区进行了调查。JC区的性别失衡状况并非十分突出(2005年在109左右)，但由于总体性别失衡和人口流动的影响，JC区仍然存在具有上述特征而受到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我们选择JC区进行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独立于性别失衡背景，通过对比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与已婚男性的自慰行为，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未来日益增多的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
    2已有研究回顾
    2.1自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自慰，是指通过抚慰自己的生殖器官以便获得性快感的行为，是人类一种非常普遍的正常活动。从大众健康的角度看，自慰被研究者和临床医师认为是健康、安全的性行为方式，是人们熟悉自己身体和性需要的重要行为，也被认为是在没有性伴侣下满足性需求的最好途径[6][7]。
    研究发现，性交和自慰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自慰行为是性交的一种替代还是一种独立的能够获得性高潮的一种行为[6][8][9][10]。
    婚姻状况和性交频率对自慰行为发生率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不同婚姻状况的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关于哪种婚姻状况下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较高的研究结论还不统一。有研究认为，曾婚男性(包括分居、离婚、丧偶)和单身男性比在婚男性以及同居的男性更倾向于自慰[11]；而Michael等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12]。
    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的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存在很大的差异[8][11]。年轻的男性由于缺乏性伴侣，处于“性待业”期，自慰发生次数高于年龄较大的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产生性幻想的可能性就越大，幻想的内容越丰富，因此有过自慰的比例也就越高；健康状况是自慰的“物质基础”，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男性更倾向于自慰[8][11][13][14]。
    2.2自慰对于个人生活福利的影响
    自慰行为最初被认为对人体是有害的，被人类意志所排斥。直到19世纪，金西在《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中开始为自慰正名[11][15]。之后，关于自慰的研究逐渐成熟。
    中国对自慰的认识也经历了由罪恶到正常的过程。建国初期，“自慰”被认为是罪恶的、对身体有害的。19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性革命，性开始在中国重新苏醒，并逐步发展起来。性革命对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性革命之后，中国人在性行为方面表现得更为开放，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自慰、同性性行为、多伴侣性行为等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关于性的研究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3][14]。
    已有研究发现，自慰对于个人生活福利具有积极的影响，能增进个人对于自身身体的了解、获得性高潮、帮助自然睡眠、缓解疼痛、疏解压力，甚至能起到防癌的效果[16]-[19]。其中，自慰性高潮的获得也意味着个人生活福利得到一定程度改善[19]。
    上述西方国家的已有研究中，大龄未婚男性一般是“主动不婚”，其不婚的原因同其自身的价值观念相联系；中国的已有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东部大中型城市，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群体，婚姻挤压现象并不明显[10][20]。然而，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被动不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自慰行为的发生对于其自身的性福利是否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本研究试图通过中国东部某农村县区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3分析框架和假设提出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中国农村大龄已婚和未婚男性自慰行为的实地调查，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对于自慰性高潮的影响，为改善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健康和性福利寻求对策。分析框架见图1。
    
    图1分析框架
    本研究将自慰行为定义为：没有性伴侣的前提下满足自身性需要的一种行为，即用手或者其他方法来抚摸、刺激自己的生殖器，及身体的其他敏感部位以求性快感和性高潮的行为。
    根据研究目标，本研究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自慰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国是一个普婚制的国家，婚姻关系仍然被认为是获得合法性行为的唯一途径。对于被动不婚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言，不能结婚也就意味着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性满足。因此，自慰是否能起到一定“代偿作用”对于他们意义重大[6][8][9]。基于此观点，本部分的研究着重探究自慰行为与性交行为之间的替代关系。
    假设1，性交频度越低的男性，自慰频度越高。
    第二个层次的研究是分析自慰行为对个人自慰性高潮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自慰可以有效改善人类的性福利，特别是帮助男性达到性高潮[17][19]。对于被动不婚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这一影响是否显著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假设2，自慰频度越高的男性，越有可能获得自慰性高潮。
    已有研究还发现，是否有过性经历以及性交频度更有利于在自慰当中获取性高潮[16][18]。
    假设3，性交频度越高的男性，越有可能获得自慰性高潮。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还发现年龄、健康状况等人口健康变量对于自慰行为的影响，以及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变量对于自慰行为的影响[8][11][13][14]；同时，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变量对于性高潮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8][11]。因此，这部分变量将作为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反映，以析出性交频率对于自慰行为的净影响以及自慰行为、性交行为对于自慰性高潮的净影响。其中，婚姻状况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单独列出。
    4数据和方法
    4.1数据来源、调查方法和过程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在中国安徽省JC区的调查。安徽省位于中国东部，是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14个省之一；JC区位于安徽省中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是中国最早开展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县区，出生性别比从2000年的112.85下降到2005年的109.15，但仍然偏离正常水平。
    为了确保性问题调查的信度和效度，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Computer Assistant Personal Interview)。调查在JC区下辖6个乡镇进行，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等及较差各2个。根据各乡镇提供的27岁以上的已婚和未婚男性名单进行了简单随机抽样。但由于大龄未婚男性样本数量不足，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第7个乡镇又进行了补足。各乡镇样本分布情况如下(表1)：
    
    调查时，所有参加调查的男性都被安排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如乡镇计生办公室或人口学校)。在回答一些不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部分时，由调查员协助调查对象作答，并教会调查对象使用电脑答题；当回答到性方面的问题时，由调查对象独自作答，调查员坐在调查对象对面，视调查对象的需要随时提供帮助。
    4.2变量测量
    4.2.1核心变量
    本研究涉及的核心变量包括自慰频度、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根据研究问题和验证假设的不同，三个变量在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验证自慰行为与性行为的替代作用时，自慰频度是因变量，性交频度是自变量；在验证自慰行为对自慰性高潮的影响时，自慰性高潮是因变量，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是自变量。已有研究中，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一样，通常都是按照一定时期中发生的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来进行测量。根据时间跨度的长短通常可以包括以下四个维度：“迄今为止有过的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最近一年的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最近三个月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以及“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13]。但在实际操作中，时间跨度越长，其测量的准确性越会受到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对这两个变量的测量只选取了“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单一维度加以测量。
    三个核心变量的具体测量如下：
    自慰频度。连续变量。通过问“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加以测量。
    性交频度。连续变量。通过问“最近一个月性生活次数”，加以测量。
    自慰性高潮。定序变量。通过问“自慰时是否达到高潮”，以“1=从未达到；2=很少达到；3=有时达到；4=经常都达到；5=每次都能达到”5个级别加以测量。
    4.2.2重要的控制变量——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分类变量。通过问“您现在的婚姻状况”，以“1=从来没有结过婚，而且没有同居；2=同居，但还没有领结婚证；3=已婚且夫妻俩住在一起；4=已婚但夫妻分居；5=离婚；6=丧偶”6类加以测量。但考虑到中国背景下婚姻状况与性行为的紧密联系，因此本研究在数据整理时又将上述6类合并为两类，一是未婚且未同居，包括离异、丧偶的情况在内；二是在婚或同居，包括在婚分居的情况在内。
    4.2.3其他控制变量
    年龄。分类变量。如本文一开始所说，前期的质性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35岁以前尚有结婚的可能性，但在35岁以后就基本丧失了结婚的机会。35岁对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年龄。因此，年龄变量以35岁为界限划分为两类，一类是35岁及以下，另一类是35岁以上。
    健康自评。定序变量。通过询问个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以“1=很不好；2=不太好；3=一般，还可以；4=比较好；5=非常好”5个级别加以测量。
    教育程度。定序变量。通过“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专及以上”5个级别加以测量。
    上述变量的描述性信息见表3。
    
    
    4.3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在描述性分析阶段，首先通过一般的描述性统计方法给出了分类变量的比例以及连续变量的平均值和方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其中，定序变量如自慰性高潮、健康自评等也视同连续变量处理。其次以婚姻状况为参照，对于所有变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其中，对连续变量或定序变量的均值进行了独立样本的t检验；对分类变量进行了交叉表分析，并进行了LR检验。
    在因果分析阶段，主要采取了分层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其具体分析策略是根据图1中的分析框架验证以下7个模型。婚姻状况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逐步引入到模型中。具体情况见表2。
    5结果
    5.1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3给出了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可以看出，总体样本(包括已婚和未婚男性在内)的每月平均自慰频度是1.60次；其中，次数最少的为0次，次数最多的达到15次；每月平均性交频度接近于2.87次；而平均自慰性高潮则介于3和4之间(3=有时达到性高潮，4=经常达到性高潮)。总体样本中未婚且未同居(包括离异、丧偶)的男性达到55.4％，而在婚或同居(包括在婚分居)的男性达到44.6％。总体样本中35岁及以下的男性达到37.2％，而35岁以上的男性达到62.8％。总体样本的健康自评接近4(比较好)；总体样本的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层次，分别占到28％、45.7％和4.7％。
    表4对于不同婚姻状况下的自慰频度、性交频度、自慰性高潮状况、年龄、健康自评、教育程度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表4的内容看，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频度显著地高于已婚男性，但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却显著地低于已婚男性。大龄未婚男性的年龄分布与已婚男性无显著差异，但其健康自评显著地低于已婚男性。大龄未婚男性的教育程度总体而言较已婚男性更低，高中及以上程度的大龄未婚男性不到10％，已婚男性则超过30％。
    
    
    5.2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通过模型1.1—模型1.3验证了自慰行为与性行为的替代作用，回归结果见表5。
    模型1.1考察了性交频度对自慰频度的影响。性交频度越低的人，其自慰频度显著地增加。模型的解释率较低(0.034)。
    模型1.2在模型1.1的基础上引入了婚姻变量。此时性交频度对自慰频度的显著负影响消失(-0.037)，取而代之的是婚姻状况对自慰频度的显著负影响(-0.278)。即，与未婚男性相比，已婚男性进行自慰的可能性更小。模型的解释率有所增加(0.087)。
    模型1.3又在模型1.2的基础上引入了年龄、健康自评和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此时性交频度与自慰频度之间的关系仍然维持在不显著状态(-0.065)，同时婚姻状况与自慰频度之间的负向关系仍然非常显著，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变大(-0.305)。此外，所有控制变量对于自慰频度并无显著影响。模型的解释率有所增加(0.096)。
    本研究又进一步通过模型2.1—模型2.4验证了自慰行为对于自慰性高潮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
    模型2.1考察了自慰频度对自慰性高潮的影响。从回归结果看，自慰频度越高的男性，越能获得自慰性高潮(0.116)。模型的解释率相对较低(0.012)。
    
    模型2.2是在模型2.1的基础上引入性交频度变量。此时，自慰频度对自慰性高潮之间的正向影响变大(0.141)；同时，性交频度对自慰性高潮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130)。模型的解释率有所增加，但仍然偏低(0.027)。
    模型2.3是在模型2.2的基础上加入婚姻状况变量。此时，自慰频度对自慰性高潮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0.160)，但性交频度对自慰性高潮的正向影响却变小(0.082)，同时婚姻状况本身对自慰性高潮也存在显著影响(0.095)，即已婚男性较未婚男性更易在自慰时获得性高潮。模型的解释率并未发生本质变化(0.031)。
    模型2.4是在模型2.3的基础上引入年龄、健康自评、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此时，自慰频度、性交频度对于自慰性高潮的影响都变小((0.144；0.055)，婚姻状况的影响基本维持不变(0.089)。年龄对于自慰性高潮有着显著影响，35岁及以上的人比35岁以下的人更加难以获得自慰性高潮(-0.085)。教育程度、健康自评变量对于自慰性高潮均无显著影响。模型解释率有所增加，但仍然较低(0.040)。
    6讨论和结论
    从描述性分析结果看，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频度显著地高于已婚男性，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却显著地低于已婚男性。这与中国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的现实背景基本吻合。在这一现实背景中，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由于被动不婚而难以获得正常的性生活和性满足，自慰成为这部分人群借以宣泄性压抑的主要途径[21]。
    6.1性交频度与自慰频度之间是否存在替代作用？
    从模型1.1—模型1.3的回归分析结果看，性交频度对自慰频度进行单变量回归系数非常显著，影响方向也与假设一致，似乎表明了性交频度和自慰频度之间确实存在替代关系。但当加入婚姻状况变量时，这一显著关系却有了很大改变，婚姻状况对自慰频度的回归系数十分显著，但性交频度对自慰频度的回归系数却转为不显著；当进一步引入年龄、健康自评、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时，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说明对自慰频度真正发生影响的是婚姻状况而非性交频度。正因为大龄未婚男性的性交频度明显低于已婚男性，从而造成了性交频度显著影响自慰频度的假象；一旦婚姻变量引入时，该假象也就消失了。
    分析结果表明，自慰频度与性交频度之间并不存在替代作用，这与2009年吴银涛等人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的的研究结论相反，假设1并没有得到验证[10]；但自慰频度与婚姻状况之间却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可能的解释是，相比较性交频度而言，自慰可能更是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替代品。由于中国是一个普婚制国家，已婚或同居是“能够获得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代名词[21]；而性交频度更多的时候取决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或习惯。性交频度低的男性，其性满足的程度却不一定低[22]。
    6.2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是否能提高自慰性高潮？
    从模型2.1—模型2.4的回归结果看，自慰频度、性交频度对自慰性高潮的影响均十分显著，影响方向符合预期；且在引入婚姻状况、年龄、健康自评和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后，这一影响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假设2和假设3都得到了验证。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16][18][19]。这一发现说明，无论是在西方背景下的主动不婚，还是在中国性别失衡、婚姻挤压背景下的被动不婚，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都能够有效提高未婚男性的自慰性高潮；而这一影响对于已婚群体也同样有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是：对于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自慰频度并不能替代性交频度，但却可能是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有效替代；同时自慰频度能有效提高自慰性高潮，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大龄未婚男性释放性压抑，改善性福利。这一发现对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否有过性经历以及无论性交频度高低，身处婚姻之外的大龄未婚男性更需要通过自慰以释放其对于稳定性关系的强烈欲望。在无法很快获得婚姻和稳定性活动的前提下，适当的、有利于健康的自慰知识、频度、技巧等对于这部分人群非常重要。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数据的局限。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年在安徽省CH市JC区农村人群的调查；同时本研究界定的对象是27岁以上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然而在人口迁移的大背景下，这部分男性大多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多为老弱病残。因此导致数据可能存在部分系统性偏差。
    (2)方法的局限。由于样本数量的局限性，本研究采取的分析策略是，首先在整体样本中验证三个核心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将婚姻状况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然而当将样本划分为已婚和未婚两个不同群体进行单独分析时，却不能勾画出三个核心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极有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的局限造成的。
    (3)结果的局限。从分析结果看，模型解释率普遍偏低。模型1.1—模型1.3的解释率分别为3.4％、8.7％和9.6％；模型2.1—模型2.4的解释率更低，均不到5％。这说明对于自慰行为和自慰性高潮而言，模型中的变量只能解释较小的一部分变化，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变量并没有涉及，如自慰态度对于自慰行为的影响，性高潮、自慰技巧与自慰性高潮的关联等。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对流动到城市地区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行调查，确保足够的样本数量，提高调查技巧，与本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并进一步挖掘其他更有解释力的重要变量。
    注释：
    ①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7年11月在河南省LH市YC区针对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以个人深度访谈为主，最终获得22位大龄未婚男性和12位大龄未婚男性家庭成员的个人访谈数据、3份社区管理人员及村民的小组访谈数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村，28-35岁之间的大龄未婚男性仍然有结婚的机会，但是机会已经明显较28岁以前小；而35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结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Das Gupta, M. & Li, S. Gender Bias in China, South Korea and India 1920-1990: The Effects of War, Famine, and Fertility Decline[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99,30(3),pp: 619～652.
    [2]郭志刚，邓国胜.中国婚姻拥挤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3)：1-16.
    [3]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中国的男性人口过剩——规模、结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3)：1-11.
    [4]李树茁，姜全保，费尔德曼.性别歧视和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石人炳.婚姻挤压和婚姻梯度对湖北省初婚市场的影响[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46-50.
    [6]Kontula, O., & Haavio-Mannila, E. Masturbation in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2002,(14), pp :49-83.
    [7]Pinkerton, S. D., Bogart, L. M., Cecil, H., & Abramson, P. 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asturbation in a Collegiate Sample[J].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2002,(14),pp: 103-121.
    [8]金西.人类男性性行为—金西报告(潘绥铭译)[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9]Spencer, L. A., Faulkner, A. , & Keegan, J. Talking about Sex[M]. London: Social and Community Planning Research, 1988.
    [10]吴银涛，胡珍.自慰与性行为：大学生自慰行为发生的实证研究——基于西南10个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同期群实证研究[J]，中国性科学，2009，18(1)：40-43.
    [11]Makeda G., Prevalence of Masturbation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a British National Probability Survey, Achieves Sexual Behavior, 2007, DOI 10. 1007/s10508-006-9123-6.
    [12]Michael, R. T., John H. G., Edward O. L., & Gina K. 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Boston, MA: Warner Books, 1994.
    [13]潘绥铭.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
    [14]李银河.性文化研究报告[R].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84-85.
    [15]王素女.自慰有害论的起源和恶性发展[J].台湾性学会杂志，2004，(1)：1-11.
    [16]Cornog, M. The Big Book of Masturbation[M]. San Francisco: Down There Press, 2003.
    [17]王建宇.男性性心理[J].中华男科学，2003，9(4)：7.
    [18]Omisaruk, B. , Beyer-Flores, C. , & Whipple, B. The Science of Orgasm[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Silverberg, C. Effects of Masturbation [EB/OL], http://sexuality.about.com/od/masturbation/p/masturbation_fx.htm,2008-05-08/2009-06-02.
    [20]王玉玲，李淑萍，赵晓进.大学生性自慰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J].青年研究，2000，(8)：33-35.
    [21]王燕，黄玫.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状况及对生育保健的挑战[J].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04，15(6)：331-333.
    [22]周建芳，温勇，丁锋，汝小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性生活频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