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西部大开发投资政策为例

    内容提要：基于中国省区水平上的面板数据，借鉴Kiel处理面板数据的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政策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的物质资本投入虽然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该政策并没有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西部大开发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并没有显示出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政策评估，投资，西部大开发

    作者简介：韩家彬（1978-），男，山东肥城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汪存华（1976-），男，湖北黄岗人，北京大学北大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一、引言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2000年末人口3.67亿人，占全国的28.8%。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西部大开发以前，国家投资重点在东部沿海地区，人才也随之向东部地区流动。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不够雄厚，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全国平均高3.5个百分点。人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分布不合理，高层次优秀人才紧缺，西部地区各类专业人才仅占全国总量的20.4%，且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市的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占13.6%，两院院士仅占8.3%；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仅占15.4%和8.8%，只有东部地区所占比例的一半多一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物质资本投入方面，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建设资金投入的力度，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累计投入4600亿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5000多亿元。国家投入带动了社会投入，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左右。另一方面，国家重视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同时采取对口支援等形式积极引导东部地区人才到西部创业。国家向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对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郭庆旺，2005）。

二、文献综述

    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内学者对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利用1991-2003年各省区的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和时变参数模型分别考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差异的影响。分析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力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有效地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反而促使中国区域差异进一步增大，但影响力度逐年减弱。李建华（2001）认为西部的财政投资政策应遵循市场导向、对内对外同时开放、可持续发展、坚持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并重、政策性与有偿性相结合等原则，并提出要提高中央财政在西部地区投资的比重，对西部地区企业实行适度的投资补贴，加大国家财政贴息和信贷支持的力度，充分发挥国家财政投资的诱导作用，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开发。钟雅苏（2002）分析了西部地区利用直接投资的现状，比较了西部吸引直接投资的优势和劣势，最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吸引直接投资的具体对策。在西部大开发投资方向上，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1）认为国家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应重点投向全国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适当减少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间接投资的比重，采取合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广泛吸引外部资金入股，形成地区经济利益共同体。在资金来源方面，江世银（2006）认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已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虽已产生了一定的效应，但仍然不明显，转移支付没有起到明显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政策效应，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和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中央政府应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在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方面，蔡昉、都阳和陈凡（2000）在对中国592个国家贫困县1990-1997年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经济增长的有条件趋同在贫困地区是存在的，在促成趋同的条件中人力资本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西部开发应该吸取过去类似政府区域开发实践的教训，不应以产业投资为开发重点，而应注重以提高和改善人力资本为目的的投资。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工程中，知识资源已成为最稀缺的战略资源。人才是知识、信息和技术的载体，只有以人为本，紧紧抓住人才这一关键环节，加大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腾飞。孙威和苗长虹（2002）从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涵出发，分析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状况，提出了加强教育、促进人才流动等人力资本积累手段。在研究方法上，Kiel（1995）基于panel data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焚化炉的建造对周围房价的影响，Comwell和Tmmbull（1993）基于panel data，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州立法对犯罪率的不同影响。这些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鉴。本文拟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两个角度，借鉴Kiel的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投资政策进行评估。

三、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的理论依据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和制度变迁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并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劳动分工演进的增长模型和制度变迁的增长模型等四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Lucas（1994）吸收了人力资本的思想，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产出增长的真正源泉，其模型如下：

Y＝F（K，L，H，t）

该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产出量和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相关的函数形式，即其中，Y是总产出，K、L和H分别是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存量，t表示时间。

依据Lucas模型，借鉴Kiel（1995）的模型设定方法，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gdp代表经济增长速度，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主要包括：劳动（1）、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对外开放程度（o）、市场化程度（m）、政府支出（ge）、消费（cn）、出口（ep）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y₂在2000年以前取0，2000年以后取1。

（二）变量选取

物质资本指经济系统运行中所使用的资本量，可用资本存量代表资本的投入。本文用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代表省区物质资本的投入（lslam，1995；王成岐，2002）。

人力资本指劳动者所受教育的水平，可用年度教育投资额表示，也可用一个省高校在校生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沈坤荣和马俊，2002）。

对外开放程度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体现了其参与国内、国际分工协作的能力，也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指标可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表示。

市场化程度是反映制度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化程度难以准确度量，可以用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

政府支出是地方政府影响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

劳动力投入既可使用劳动者人数，也可使用劳动工资总额，由于现阶段，中国工资总额不能切实反映劳动投入的真实水平，本文选用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的度量。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9）。采用1997——2008年西部12个省份、东部11个省份共23个截面，共299个观测值。

四、模型估计

（一）物质资本投资政策效果分析

本文采用STATl3.0对数据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表1第一列的常数项代表2000年以前西部地区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约为8.8%；y₂的系数表明，2000以后东西部增长速度比2000年以前平均快5.8%；k的系数度量着与西部大开发投资政策出现无关的区位效应，即使在2000年以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比西部地区平均快0.2%，y₂k的系数度量着西部大开发投资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个回归中此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表明虽然2000年以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是西部大开发的投资政策并没有真正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

表1第二列的回归结果和第一列基本类似，投资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回归结果表明y₂和物质资本投资滞后一期的系数为负值且不显著，这表明西部大开发的投资政策并没有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

在第四列，加入市场化程度（m）这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该因素的系数为正值且高度显著，m变量的加入使模型的R²由0.24提高到0.28。第五列又引进了从业人员（1）、对外开放度（o）、政府支出水平（ge）、消费（cn）、出口（ep）和经济结构调整（st）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引进这些因素虽然使模型的R²由0.24提高到0.322，但是这些变量均不显著。

（二）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效果分析

表1第三列的常数项代表2000年以前西部地区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常数项估计值不显著。y₂的系数表明，2000年以后东西部增长速度比2000年以前平均快3.7%；k的系数度量着与西部大开发投资政策出现无关的区位效应，h的系数为正值，表明即使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前东部地区就比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要快，虽然系数为正但不显著，y₂与h交互项的系数虽然为正值但也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并没有起到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

在第五列，我们引入从业人员（1）、对外开放度（o）、政府支出水平（ge）、消费（cn）、出口（ep）和经济结构调整（st）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引进这些因素虽然使模型的R²由0.3提高到0.354，但是这些变量均不显著。

五、结论

本文利用1997-2009年中国东西部23个省区的panel data，借鉴kiel（1995）估计panel data的方法，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回归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的物质资本投入虽然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该政策并没有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西部大开发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并没有显示出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结果也符合现实，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巨大差异，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与东部相比有着巨大差距，市场化程度越发达，要素流动越快，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优秀人才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西部大开发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甚微。因此，加快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向西部流动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优先和重点考虑的问题。

本文的分析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变量指标的选取上，本文用各省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代表人力资本投资，但有的学者用教育资本的投入量占CDP的比重来表示，这一指标的选取可能有争议。此外，在第三列的回归中许多系数不显著，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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