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新核算体系的三大缺陷及宏观核算的下一个目标

作者简介：葛守中，上海财经大学
    一、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
    经过多年的讨论、争鸣、酝酿和准备，从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在1995年完成向新核算体系的全面过渡。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需要的从苏联学来的MPS核算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轨，MPS已经无法满足经济管理的需要，从而建立了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从本质上看，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际上是联合国向各成员国推荐的SNA核算体系（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吸取了SNA中许许多多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东西，是一个“杂交优化品种”（前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语）。
    无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中国统计改革的重大成果，是中国统计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全面核算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的全过程，能与国际核算接轨，是中国经济统计、宏观经济核算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二、新核算体系仅仅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本身的核算，而缺乏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环境、科技的核算
    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核心指标，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和资产负债核算这五大核算，详尽地反映了物质产品和劳务是怎样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新核算体系无疑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完善的核算体系。如果用朴素的简单的直观的思维方法，单纯地从经济看经济，新核算体系已经比较精致完整了。但如果用系统论的思维方法，以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眼光看，新核算体系对许多与经济活动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缺乏反映。
    第一，缺乏对社会因素的核算。显然，经济发展不是在脱离了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真空”中进行，它必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如人口、教育、文化、法制等等），经济的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也并不仅仅表现为收入的多寡，同时还表现为生活质量的好坏（如寿命的长短、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闲暇时间的多少等等）。对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新核算体系表现乏力，显得十分薄弱。
    第二，缺乏对环境因素的核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一切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直接影响着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警示人类：必须注意生态环境问题！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发展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已经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生态问题：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森林消失、土壤沙化、资源枯竭，等等。这些问题既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很明显，一切经济活动既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受自然环境规律的制约。然而，新核算体系没能反映环境的现状与变动。
    第三，缺乏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竞争已经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既表现为科学水平上存在的差距，也表现为科技投入水平上存在的差距。如何对全社会科学技术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进行测定与核算？如何测定与核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和所作的贡献？回答这些问题，新核算体系便力不从心，它在这方面的功能不足。
    可见，新核算体系仅仅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本身的而且是直观的单纯的核算。
    较为完善的经济核算和十分欠缺的社会、环境、科技核算，这大概是对中国新核算体系的确切概括，缺乏社会核算、环境核算和科技核算，是新核算体系存在的三大缺陷。这三大缺陷，便使新核算体系在分析、评价宏观经济运行的功能作用上打了不少折扣。
    三、中国宏观核算的下一个里程碑应是建立一个以经济核算为中心框架，以社会核算、环境核算、科技核算为外围“卫星”体系的多维立体化核算体系
    对中国新核算体系缺乏社会、环境、科技三大核算存在以下几种观点，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新核算体系全称叫“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来就只是对经济活动的核算，社会、环境、科技核算本来就不是它的任务，社会、环境、科技核算本来就是其他领域的事，无需在经济核算中加以考虑。我们认为这种在经济核算中排斥社会、环境和科技因素的观点是十分偏狭的。在当今社会，如果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等对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在经济核算中一概不予考虑和反映，那么这样一个自我封闭的经济核算体系必将没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这种看法不足取。现在各国在统计实践中纷纷在本国的经济核算体系中一点一点地增加社会、环境和科技核算的内容便是证明。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将经济核算体系不断地扩充、拓广，把社会核算、环境核算和科技核算都包罗进来。以SNA的创立人理查德·斯通教授为组长的联合国秘书处统计专家组，便是这种看法的代表。SNA核算体系自1953年创立，到1968年修订，经过众多国家的长期实践，发现了不少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核算本身在某个局部、某个细节上有欠合理、不完整、不精细之处；一是对社会、环境、科技这几个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反映得太少太薄弱。因此，联合国秘书处便组织以斯通教授为首的专家组对1968年的SNA进行修订，以期能克服1968年SNA的缺点，适应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该专家组从1988年开始修订工作，1990年拿出修订稿，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并在1993年出版了最终修订稿，对1968年SNA作出了全面重大改进，不仅使经济核算更加精致完善，还增加了社会、环境和科技核算的内容：在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上对教育、文化、卫生等有详尽的分组，并且在附录中有较丰富的人口核算资料，向社会核算大大迈进了一步；在反映消耗上，加强了对资源消耗的核算，在环境保护的费用开支上有详尽的分组，将核算领域拓展到了环境；对科技核算的进展相对小些，但也已把研究与开发(R&D)支出的核算作了专门的分组，并且对其处理方法作了改进。
    对于这种将社会、环境、科技的核算都纳入经济核算体系的思路是否行得通，我们很有些怀疑。理由有三：第一，社会运动、环境运动和科技运动各自都有不同于经济运动的独特的内容和规律，它们并不是经济运动的子内容，也不是经济运行的子规律。比如科技产品和教育产品都具有共用性，一项产品如一本教材或一项发明可以供千千万万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反复使用，而物质产品与劳务则不具备这一特点。这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的核算不会按同一个规范进行。因此就有理由怀疑，社会核算、环境核算、科技核算是否可能被包容到经济核算体系内按经济核算的规范进行。第二，在经济核算中，各项经济活动都能用价格作计量单位进行统一的核算，而社会活动、环境运动和科技活动却无法都用价值或价格去测度和计量，人们不得不质疑，那些无法以价格计量的活动如人口爆炸、污染、基础理论研究等等将怎样被统一扩大进经济核算体系中？第三，即使上述二点能在方法上技术上有重大突破而迎刃解决，那么这时的SNA将是一个巨大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体系越庞大复杂，便越难以掌握和驾驭，越难以被使用和操作，这样的大体系很可能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而没有实际上的意义。
    我们的看法是，应该建立一个以经济核算为中心框架、以社会核算、环境核算、科技核算为“卫星”体系的整体多维立体化宏观核算体系，以此作为我国宏观核算的下一个目标。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三大各自独立运转的循环圈：
    经济活动循环圈，即社会再生产循环圈，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使用—生产—……周而复始的循环；
    社会人口运动循环圈，即人口再生产循环圈，表现为人口出生、成长、死亡的循环及影响人口再生产的教育、文化、卫生、宗教、社会秩序等等因素；
    生态环境循环圈，即生态循环，表现为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生成、变化、结果的循环。
    这三大循环圈各有独特的存在形态、表现形式、循环内容和运动规律，它们各自独立存在，依照自己的规律运动循环。任何一个循环圈都无法包容别的循环，但它们又互相影响，互为条件。
    在现代社会中，科技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社会再生产循环、人口再生产循环还是生态再生产循环，科技对其的影响都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能忽视。
    基于以上分析的理由，我们认为有必要分别建立经济核算、社会核算、环境核算与科技核算体系，它们都是独立的核算体系，反映各自的运动规律。但它们不能被设计成互不相干的东西，因为它们是人类生活的四个方面，是一个大系统下的四个子系统，或者说，它们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
    在这个大系统中，这四个子系统的作用和地位不一样。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因此，经济核算体系理所当然地居于核心的地位。而科技、教育等活动都是建立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的，因此，社会核算体系、环境核算体系、科技核算体系便都是围绕在经济核算体系四周的“卫星”体系。这四大核算体系互相产生影响，可以分别二二相交，形成“交集”。比如社会核算体系与经济核算体系交互影响，可构成社会—经济核算子系统；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交互影响，便形成环境—经济核算子系统；科技与经济核算体系交互影响，又可形成科技—经济核算子系统。所有这些体系结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多维立体结构的大核算体系，姑且把它称为多维立体化大核算体系。
    建立这样一个大核算体系须做二方面的工作，一是分别建立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核算体系，二是构造经济核算体系能与其他三个体系联系对接的接口，社会—经济核算、环境—经济核算、科技—经济核算就是这样的接口系统。
    在这些方面，世界各国的统计学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虽然他们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方案设计下分工工作，而只是每个人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努力，但这些探索都为我们建立大核算体系积累了经验。在社会核算方面，联合国已经发布了三项研究成果：《社会和人口统计核算体系》(SSDS)和《社会指标手册》，出版了《联系社会—经济统计的概念与方法》一书，荷兰中央统计局已经编制出社会—经济账户(SEA)。在环境核算方面，各国起步较晚但进步却很快，联合国统计署与环境规划署共同制定并发布了环境统计体系(FDFS)。为了便于与经济核算体系接口，FDFS在“社会活动分类”上采用了与SNA一样的标准。1991年联合国统计署又研制完成了环境—经济账户，在取得试行经验后于1994年出版了《国民核算手册：综合环境—经济账户》。在科技核算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制了它们自己的科技统计体系，为世界提供了国际经验。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研制发布了《科学技术统计手册》，但科技—经济账户还未被研制出来。以上各项研究工作虽然是各自为政地进行，相互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离组成一个整体的大体系还相当遥远，但至少可以说明，建立一个多维立体化大核算体系已经不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了。
    我国1995年开始全面实行的新核算体系是借鉴1968年SNA建立的经济核算体系，这一统计改革工作开始时间还很短，还无暇顾及社会、环境、科技核算。但现在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经济核算体系已经建立，在推进新核算体系实施的同时，我们应向下一个里程碑——多维立体化大核算体系努力。
    四、结束语
    建立经济、社会、环境、科技多维立体化大核算体系，自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目前还仅仅处在酝酿阶段。“范式”还没有形成，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许多基本理论需要探讨，许多概念需要明确，许多范畴需要界定。因此，现在特别需要各种无拘无束的假想、广泛的交流、充分的争辩和身体力行的尝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