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下降

内容提要：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改革后出现增长减缓的趋向，在诸多原因中，笔者认为，改革后的社会心理压力所造成持续性的心理焦虑是导致公民健康水平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解决的途径是提高社会发展的公共水平，改善社会心态，把提高公民的身心健康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社会焦虑 社会发展公共水平
    作者简介：刘旭东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辽宁沈阳110034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是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综合国力表现。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目前已达71.3岁，超过世界中等国家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建国初期的35岁左右[1]，到现在的71.3岁，50多年的时间里长了30多岁，平均每年长0.67岁。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它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明进步程度，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程度。
    但是，当我们对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情况分阶段考察时，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即1980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较快，而1980年以后的增长速度较慢。如198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8岁，从建国初期的不到40岁到1980年的68岁，共增长了28岁多，年均增长0.93岁，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增长近一岁！这个速度是罕见的。然而，从1980年以后到目前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才长了3岁，平均每年增长0.136岁。也就是说，1980年以前的增长速度是1980年以后的6.8倍，而1980年以后正是我国社会进入改革时期，改革后反而出现人民健康水平的大幅滑落。
    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速度的大幅滑落呢？
    一般来说，影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类年龄发展接近极限年龄。从人类生理学上讲，人类的极限年龄大约在150岁～200岁之间，当人类平均年龄接近这一区域时，其增长速度会减缓下来。我国目前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还差得很远，所以，这个理由不存在。
    （二）物质生活条件恶化。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生命给养的唯一来源。物质生活条件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状况，进而影响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长短。但是，从我国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相比，绝得不出物质生活状况恶化的结论。
    改革开放前我国GDP增长最高的年份1980年也不过是4517.8亿元，而改革后的20年里GDP年均39800.79亿元，是改革前的8.8倍。改革初的1980年居民收入平均334.5元，改革后，1985年人均纯收入568.34，从1990年～2000年，年人均纯收入2713.3元，改革后是1980年的8.1倍。[2]居民储蓄到2003年已突破10万亿大关。市场繁荣、物质丰富，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恩格尔系数衡量，已达到小康社会，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这方面也不存在拖累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增长速度的原因。
    （三）卫生医疗条件落后。卫生医疗条件是直接影响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在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下，人们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身体健康得不到维护，小病转大病，轻病转重病，最终导致过早死亡。在优越的卫生医疗条件下，人民群众可以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对提高生存质量，维护身体健康，延长人的寿命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我国改革前后的卫生医疗条件的对比看，也无法归因此处。改革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卫生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医疗水平较低，许多疾病无法医治。人们健康知识也少，自我保护意识差，自我疾病防御能力低。改革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大了对卫生医疗事业的投入，其总费用已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3]卫生医疗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医疗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过去许多疑难病症现在都能得到治愈。至于说到有些贫困家庭看不起病，这虽然是事实，但真正贫困到看不起病（常见病）的，在我国还是少数。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病不医，如小病不看，大病拖延，其实真正原因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社会风险带来的心理问题，这在后面将细致讨论。所以，从卫生医疗条件方面也看不出影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下降的因素。
    在卫生医疗条件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我国改革后卫生预防工作下降导致疾病的增加，从而影响到平均寿命的增长。（王绍光，2003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我国改革开发以后，由于市场效率原则约束，在预防工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漏洞和问题，影响到国民身体健康，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在许多方面的标准化的建立和提高，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起到了预防的作用。如各种产品的卫生标准、饮食服务行业的卫生标准、医疗器具和医疗操作的卫生标准、公共场所和公共环境的卫生标准都远远高于过去。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全民卫生意识的提高和自觉的卫生行为。这些都起着重要的预防作用。
    （四）青少年死亡率提高。如果不是上述原因，一般来说，导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少年的死亡率提高。笔者查阅了有记载的我国人口死亡率相关文献，并把1981年我国60岁以前各年龄段与改革后青少年死亡率较高的1995年、1997年、1998年三个年份各年龄段死亡率比较，没有发现青少年死亡率有提高的迹象（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只有1995年的20～24岁年龄段和1998年15～19岁的死亡率超过1981年，其他年龄段都低于1981年。这说明青少年的死亡率并没有提高，在人口平均年龄没有大的增长情况下，大多数死亡人口仍然集中在60岁～到70岁之间。这一点和改革前是一样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为什么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卫生医疗条件改善了，人们的寿命并没有延长呢，是什么原因抵消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作用呢？我们在物质条件方面找不出原因，只能从心理因素找原因，并且发现，不健康的心理因素导致身体健康水平降低是影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增长的重要原因。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第60～62页。
    二、社会焦虑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质量
    如果从改革前后的各方面情况比较，几乎在所有的客观方面，改革后都比改革前要好，惟独社会心理健康方面改革后不如改革前，主要表现在公民心理压力过大，社会焦虑程度较高，恐惧、孤独、郁闷、内心冲突、无安全感成为一种普遍性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有密切关系。
    首先，社会竞争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和危机感。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由效率原则支配，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其运行的基本表现。竞争充满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企业间的竞争，导致技术、产品上的弱者被赶出了行业；职业上的竞争，导致年龄、体力、技能上的弱者被淘汰出企业的大门；升学上的竞争，导致学习上的弱者被排斥在大学门外；岗位上的竞争，导致同事之间地位、收入和名誉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竞争使过惯了长期的计划经济生活方式的我国居民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引起强烈的心理震荡，人人担惊受怕，个个紧张恐惧，担心自己在竞争中遭受淘汰，从而威胁到自己和家庭的生存问题。这种持续性的焦虑本身就对身体有害，同时，在这种恶劣的心态支配下，人们拼命地工作、赚钱，又过多地消耗自己身体健康。
    其次，社会风险导致支出的不可预期性，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改革后，过去计划经济中的福利性支持大幅缩减，市场性交易全方位代替了社会交换，货币成为沟通的主要凭证，因此，收费、涨价便成为最快的发展渠道。其中，最关切到人们基本生活和个人发展的就是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子女养育、社交费用等。这些支出不仅费用大，而且其未来的支出变化不可预期。谁也无法把握自己将来的养老费用是多少，无法确定自己以及家属是否会有什么不测因而在医疗上需要支付的数额，无法确定子女在养育、教育、医疗、婚姻等各方面的预期支出，等等。这种前途未卜的支出和有限的可预期的收入之间不可估量的比较，作为普通百姓，能没有恐惧感吗？正因为如此，虽然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后收入增加了，但在又出上却小心谨慎，如在医疗上，小病不治，大病小治；在花费上尽量紧缩，大量的收入存在银行，使我国的居民储蓄高速增长，到目前居民储蓄已突破11万亿，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0%还多，结果使我国国内消费市场极度疲软。
    第三，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人际关系冷漠，形成孤独、压抑、郁闷的社会氛围。竞争使人们在获得利益时具有排他性，竞争产生的忙碌减少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单元似的住宅使人们相互隔离，过去那种天然淳朴的人与人的情感往来已不复存在。但是，人是社会性动物，交往是人的本性，是生存性需要。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生存需要适当的外界刺激，工作、娱乐、交往、运动等都是刺激的不同方式，在各种刺激中，人们排遣情绪上的郁闷，释放心中的焦虑，达到心理的自我平衡。可是，冷漠的人际关系无法满足这种心理要求，同时，由于下岗失业，工作量不足造成交往的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进一步抑制了交往动机，强制的自我孤独和郁闷必然造成心理上的扭曲，进而影响到身心的健康质量。达尔文曾在孤独中研究进化论，倍感孤独的煎熬，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孤独是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
    第四，弱者群体因在社会震荡中落差较大所产生的悲观失望心理。弱势群体虽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是，处于劣势的群体并不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主要指那些因自然条件和个人素质较差而无竞争能力，从而在社会分配中只能获取少量资源的群体，如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者、儿童，无知识无技术又无再学能力的下岗失业者，因素质差年龄大只能做一些不稳定的、简单的工作，并且收入极其微薄的人，等等。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部分，由于无竞争能力而不可能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源的机会，他们风险承受力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风浪的打击，生活困苦而无任何兴趣，进而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这种情绪不仅影响他们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影响到子女的身心健康。
    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要素，心理健康与否必然影响到身体健康状况。我国改革后出现的普遍的焦虑心理必然影响到公民整体的健康状况。1998年国家体改委曾对改革后的我国社会心理状况作了一次调查，在其公布的《1998年我国社会形势与改革社会心理分析报告》中提到，79.7%的人认为现在生活有压力，其中74.1%的人觉得这种压力一年比一年增加。在这种压力中，居民最担心的问题依次排序为“失业或下岗”、“生病住院”、“生活困难入不敷出”。[4]在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的金盛华等人对全国29个省市近1500人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数据显示出如下一些相关联的现象：
    1.“在倾向上，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诸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临时性疾病而言，自杀意向、压抑、人际冲突、人际压力水平越高，疾病发病率也越高……对于急慢性严重疾病而言，自杀意向、压抑、人际冲突、孤独感是正向影响因素”。
    2.“身体疾病与经济收入之间关系耐人寻味，在倾向性上，临时性疾病的发病率基本上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各收入阶层之间有显著的区别”。
    3.“在身体健康与居住地关系方面，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急慢性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显著地受居住地区影响，随着居住城市的由大到小，急慢性严重疾病的发病率不是上升，反而下降。大城市发病率最高，村镇最低，中小城市依次居中”。
    最后报告指出：“研究表明，当今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不仅临时性疾病在大多数人口中存在……更重要的是，竟超过一半(51%)的人数报告至少有一种慢性病，……而在整个样本中，56岁以上的人员仅占10.8%”。[5]
    金盛华等人的调查说明，我国目前公民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患有稳定性疾病的人数超过一半，而且大多数是在中青年人中间，这些疾病与心理压力和焦虑有密切的关系。从疾病的地区分布上，也可以看到心理焦虑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如城市越大竞争越激烈，问题越多，人们的压力越大，因而人们的焦虑程度越高，因而受心理焦虑影响患的疾病越多，死亡率也会增加。而小城镇和乡村的竞争比大城市差得多，因而心理压力和心理焦虑自然要小，所以，由此带来的疾病也少。
    另外，我国自杀率的提高也充分说明我国社会心理问题的严重性。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公布的1991年至1995年的数据，中国自杀死亡率为19.85/10万人，1999年卫生部公布的1993年的自杀死亡率为22.2／万人。[6]这些数据在世界各国自杀死亡率中是居第一位的，并且，世界上每年大约42%的自杀死亡是发生在中国。从时间变化上看，随着年代的延续和改革的深入，自杀率也是逐步攀升的，从1979年到1995年，年均增长1.64，[7]并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到目前，自杀死亡率已上升到我国死亡率的第二位，超出许多重症疾病的死亡率。自杀原因虽然各种各样，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压力和焦虑心理引发的人际关系紧张和物质关系冲突。心理疾病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中的主要疾病，严重地威胁着我国公民的身体健康。
    三、解决我国社会焦虑问题的关键是提高社会发展的公共水平
    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增加了，为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是说，人民就一定会幸福。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的由“看不见的手”驱使下的利己行为最终能够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论只是一种假设，单纯地强调“把蛋糕做大”，并不能解决共同幸福问题，如果没有社会设置和规范的调节，其结果只能是极端个人倾向引导下的两极分化。这种增长并不代表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财富增长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水平的提高，即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社会心理健康、精神愉快、文化提高，即精神文明。即使在物质文明方面，财富的增长与社会共享水平的提高也不能直接画等号。纯粹的市场化的个人增进财富的行为是一种自然行为，由它产生的成果是一种自然成果，而社会的共享性是一种制度成果，自然成果不可能自发地转化为制度成果，由自然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是社会目的决定的一种伦理要求，是社会效益的一种引导，并且必须通过制度安排得以实现。所以，今后我国的改革重点应从注重个人和小群体的发展转到注重社会公共水平的发展，在制度上要做出恰当的安排。
    所谓发展的公共水平即社会共享水平，主要是指人民大众应当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水平，包括公共福利、社会参与、人权伸张、全民教育、公共安全等。公共水平的高低，反映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是衡量公民幸福状况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共同体对人的体面关照，因而对缓解社会压力、平抑民众焦虑心理起着重要的作用。至少可以缓解前面提到的几方面问题：
    首先，提高社会发展的公共水平，可以缩小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差距，从而减轻竞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实质上是由竞争结果导致的利益差距造成的，人们不是害怕竞争，而是害怕竞争后的利益落差。这种利益落差越大，人们的压力越大。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前后的比较看出。改革前，人们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如职务上的、收入上的、名誉上的，等等。但是这种竞争的利益差别很小，即使同一组织中的最高领导者和最低的职员，其收入差别也没有发展到让人眼红的地步。因此，人们对职务的上下，并不在意，不把它看成是竞争。那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公共水平较高，基本工作和基本收入可以得到保证，这种由社会提供的福利平台避免了竞争中的巨大利益落差，因此使人们的心态平稳。改革后，福利的公共水平被极大地降低或削弱，无法起到保护竞争落败者的作用，一旦竞争失败，下落空间过大，无工作、无收入，生存受威胁，这种过大的利益落差才是社会压力和焦虑心理的真正的原因。提高社会发展的公共水平，就是要提高这种保护平台的标准，使竞争的落败者得到一定层面的支持，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得到心理安慰，社会焦虑心理必然随之削弱。
    其次，提高发展的公共水平，可以提高支出的预期性和支出的限定性，降低和缩小不可预期性支出。当公共水平提高后，人们的必要生活和发展支出由公共福利支出了一定部分，因而个人的支出的幅度有了限定，那种渺茫的、无法估量预期支出得到了控制，从而可预期性和可承担性支出大大提高，如廉价住房、教育收费、医疗保险、养老待遇等公共福利水平的提高，对稳定人们心态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同时，还能使人们放心地消费，从而进一步带动生产的发展。
    第三，提高公共发展水平可以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互动，增进人们的情感交流。从社会心理学上讲，人际关系的改善，人们体面的交往和互动，需要一定的社会氛围，即在一定的人际平衡关系中才能进行。这种平衡的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差距不能过大，这个差距包括财富、社会地位、社会尊严、参与机会、安全保障等。人们之间的差距过大，相互之间关系不平衡，必然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因此，在态度、情感、意向上等心理特征上也会反差较大，很难形成对等的交往。但是，构成人们体面交往的那些因素（财富、社会地位、声望、参与机会、安全保障等）的获得，并非只缘于个人的条件，社会规范体系特别是制度和政策所提供的公共支持平台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资源的重要条件，因此，提高社会发展的公共水平，可以缩小人们之间的差距，增大弱势群体与别人对话的社会资本，提高他们做人的尊严和积极参与社会的信心，从而改善整个社会心态。据有关资料显示，许多发达国家税前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的差距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是，通过各种税费调节后的差距仅为几倍，如加拿大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方式的转移，使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从税前的21:1缩小到税后的5:1，[8]他们国家社会稳定，民心安宁，与他们的社会发展的公共水平较高有密切关系。
    当然，提高社会发展的公共水平是需要财政支持的，近几年公共福利投入比例减少的一种托词是说财政资金紧张，财力有限。其实，关键问题不是财政资金少，而是我国税收体系不合理和财政支出的效益比较差。税收体系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该收上来的税金收不上来，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不是高收入者，而是普通百姓；财政支出效益差主要表现在相当一部分财政资金被浪费、被挪用，甚至被揣入个人腰包。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有关人士推断，1999年中国腐败的总成本为3430亿元，占当年GDP的4.79%，而胡鞍钢认为，我国90年代后半期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腐败、公共支出性腐败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总量的13.2%～16.8[8]。2002年1～11月，全国共查出违法违规问题的金额达2000亿元，而没查出来的资金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这还不包括由于决策失误导致的资金浪费，而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不仅巨大，而且还具有合法性的特征。所以，完善税收体系，改变税收结构，加大高收入者的税收比例，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打击腐败现象，严厉惩治任意浪费纳税人的钱的行为，优化决策质量，以确保社会发展成果，并通过不断提高公共发展水平来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1]刘铮.刘铮人口论文选[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344.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3年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55.
    [3]王绍光.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J].读书，2003,(7):16.
    [4]张道中.试论当前改革中我国居民的社会心理压力问题[J].武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
    [5]金盛华.当今中国人人际关系与身心健康的关系[J].心理学探新，1999,(3):47～52.
    [6]赵梅.中国自杀率研究[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3):161.
    [7]宋晓悟.我国保障制度面临的严峻形势[J].新华文摘，2001,(9):51～54.
    [8]倪星.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J].江汉论坛，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