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下）

        在东部省市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增长极是吸引外资和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动相对集中的区域，由表2数据可见，与涵盖全部东部省市的回归结果相比，使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极值点的FDI存量占比增长了16.1%，而2004－2007年时段Fdi的负值系数尚不显著。这表明在东部沿海地区中，三大增长极的就业效应最为突出，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面临着要素成本上升、技术革新、产业转型以及从加工组装模式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压力，如何在此过程中继续保持FDI对劳动就业的吸纳优势，是东部地区特别是增长极省市将要面临的两难困境。

鉴于直辖市在辖区范围、政策导向、地理区位、产业结构等方面同其他省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异质性，本文在全国样本中剔除了直辖市重新回归，反向测度FDI对直辖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控制变量的符号、量值及显著性同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极为相似，但使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极值点的FDI占比下降了13.0%，而教育变量Edu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加深了。这是由于接受正规教育的熟练劳动力在三大直辖市相对集中，外资企业倾向于在其中层管理和技术研发环节通过高薪优势征聘所需的高素质人才，使工资体现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并通过“工资竞争效应”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从教育程度变量的系数来看，其在针对增长极省市、甚至全部东部省市的回归中都是正的，并且在2004－2007年时段均具有了较高的显著性，从而进一步反映出中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溢价幅度逐年提升的二元结构现状。

反观中西部省市，其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路径则并不显著，即便就业效应在与技术效应的博弈中曾一度占优，但使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极值点的FDI占比也非常低。中西部省市拥有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为什么无法吸引外资大量涌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产业链和就业机会？已有研究表明多种原因导致了FDI的非均衡区域投资格局：改革初期，中央制定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获得优惠政策支持，形成相对整合的市场投资环境和集聚优势；由于劳动力的流向和转移障碍越来越小，劳动力因素不再成为外资选择落户区位的主要制约因素；中西部省市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劣势，矿藏、水能等初级优势资源与经济发达国家FDI的融合度较低，产权、契约执行效率不高，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和地方保护造成市场分割，这都弱化了外资企业的盈利预期并导致其投资定位于东部沿海省市（郭玉清、姜磊，2009；Leonard and Yum，2000）。而2004－2007年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近年来FDI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越就业效应，对中西部省市劳动收入份额带来不利影响。我们相信FDI的区域间溢出效应加重了近年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冲击，即外资不仅提升了本地劳动生产率，同时也通过技术扩散带动了其他相关地区生产率的改进，钟昌标（2010）的空间计量研究对FDI溢出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结合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正值系数，本文认为对外开放有利于提高中西部省市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在引进资本和技术时应按照有利于劳动要素的方向进行适应性技术调整，以便增加劳动就业、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本份额。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普适性规律，考察了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轨迹形成稳健的倒U型曲线，即外资涌入初期曾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助涨了劳动收入份额；其后技术效应逐渐超越就业效应和工资竞争效应，使收入分配越来越偏离劳动要素。

本文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结论对于合理利用外资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FDI不仅可以给东道国带来资本，还会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到内资企业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于，应如何应对近年来FDI的技术效应超越就业效应，使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如能强化其就业效应，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技术效应的负面冲击就能被削弱。从区域产业布局来看，东部省市面临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严峻压力，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应从生产环节的资本和技术引进逐步转向产品研发，从而在生产价值链上获取更多份额，塑造新的国际分工优势，提高劳动要素收入。东部还应利用人才集聚、生产中的干中学和优质教育资源形成的人力资本优势，主动实施将外资依附技术调整为劳动密集型适宜技术的研发创新，吸纳由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土地集约经营所释放出来的更多农业劳动力参与就业，或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随着东部省市土地、工资、能源运输等成本不断上升，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省市进行梯度转移将成为理性选择。中西部省市应逐步放宽引资门槛，积极承接东部省市的产业转移，通过同本地产业相互链结形成所谓的“雁形”模式（Akamatsu，1962）。

尽管整合而非分割的国内产品要素市场对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有利的，但在以往的政策实践中，GDP政绩导向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往往激励地方官员参与税收竞争，出台财政返还、基础设施配套、地价削减等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以地方保护政策干扰产品和要素的合理流动，甚至不惜相互拆台，以牺牲本地辖区居民福祉为代价阻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上述做法既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使收入分配更倾向于资本要素，又导致税源流失和“诸侯经济”现象。作为中长期政策导向，地方政府应致力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行秩序和投融资环境，扩大贸易开放度，加强区域整合和要素流动，积极鼓励企业将外资依附技术转换为劳动倾向技术的研发创新努力。在此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在市场整合方面“做对价格”，更要在劳动密集型适宜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方面“做对激励”，双轨并行的调控举措将有利于抑制近年来FDI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的负面冲击，缓解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

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量化估测方法及控制化解策略研究”（编号：NKZXYY11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地方财政隐性赤字的规模估测、风险量化与动态监管研究”（编号：71203106）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由于1994年开始我国汇率制度大幅调整，使FDI数据前后不可比，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样本起点为1994年。

②区域劳动报酬占比的计算方法是，其中I是考察区域包含的省市集合，Ls是“全部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与“就业人数”乘积，反映的是劳动报酬总额，Y是省市GDP。“东部省市”组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省市”组包括陕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直辖市”组包括北京、天津、上海。

③本文中各省市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是Edu=6d₁＋9d₂＋12d₃＋16d₄，其中d_i（i=1，2，3，4）分别表示小学、初中、高中及大专以上人口比重，对应的系数为相应的受教育年限。

④本文中各省市财政自给率的计算公式是“省市财政自给率=省市财政本级收入/（省市财政本级收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该比值越接近1，说明本地财政越有能力满足公共支出需求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扩张偏好，相应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越小。

⑤“L1”代表1阶滞后算子，本文也尝试了工具变量同内生解释变量的其他多种组合形式，但结果非常稳健。

参考文献：

1.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

2.陈广汉、张光南，2009：《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及其工资差异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3.郭庆旺、贾俊雪，2009：《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世界经济》第10期。

4.郭玉清、姜磊，2009：《财政支出、辖区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经济评论》第5期。

5.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6.罗长远、张军，2009a：《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管理世界》第5期。

7.罗长远、张军，2009b：《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8.邵敏、黄玖立，2010：《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4期。

9.钟昌标，2010：《外商直接投资地区溢出效应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10.Akamatsu，K.1962.“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ment Countries.”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es，1（1）：3－25.

11.Berg，A.，and A.O.Krueger.2003.“Trade，Growth，and Poverty：A Selective Survey.”IMF Working Paper No.30.

12.Decreuse，B.，and P.Maarek.2007.“FDI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University of Aix－MarseillesⅡWorking Paper，No.11224.

13.Figini，P.，and H.Grg.2006.“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Wage Inequality？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IZA Discussion Paper No.2336.

14.Florence，J.，and T.Irina.2007.“How Has the Globalization of Labor Affecte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 Advanced Countries？”IMF Working Paper No.298.

15.Greene，W.H.2003.Econometric Analysis.Pearson Education North Asia Limited.

16.Hall，R.E.，and C.Jones.1999.“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The Quarterly Jburnal of Economics，114（1）：83－166.

17.Harrison A.E.2002.“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NBER.

18.Leonard，K.，and K.Yum.2000.“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Chinese Experi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1（2）：379－400.

19.Lewis W.A.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22（5）：139－191.

20.Ranis，G.，and J.Fei.1961.“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1（9）：533－565.

21.Rodrik，D.1997.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Washingt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