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逆淘汰：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众多学者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展开讨论，其中最令学者担忧的是人口逆淘汰现象的出现。“逆淘汰”的赞成者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城镇少生、农村多生的格局会造成中国人口素质下降，产生“逆淘汰”现象。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口的素质非但没有出现下降，反而日益得以改善和提高。文章从事实出发，将20多年来城乡教育素质、健康素质加以比较，辅之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总和生育率下降的数据，论证中国人口素质没有降低的原因，最终证实“人口逆淘汰”并不存在。
    关键词：人口素质 城市化 计划生育政策
    作者简介：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佳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出现了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逆淘汰”的说法，并很快广为流传。他们认为中国出现了一种与追求文化素质提高相“逆”的现象，并且套用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学说中的一个词，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淘汰”现象。
    王久仁(1989)曾撰文指出，“从提高人口素质的角度考虑，人口生育应该呈现这种现象：素质越高的人群出生率越高，素质越低的人群出生率也越低。这样才能使总人口中高素质人口的相对数量不断上升，从而使总人口的素质不断提高。但是，中国人口生育正好出现相反的现象：素质越高的人群出生率越低，素质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这就形成了极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逆淘汰。……由于中国实行从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人口政策等特殊原因，中国的人口逆淘汰现象比其他许多国家都要严重得多”①。之后，又有学者判断，“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正在进行典型的恶性循环。……这种发展趋势，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下降，使中国人力资源的总体结构恶化，形成所谓的人口素质逆淘汰”②。有学者对“人口逆淘汰”现象表现出无比忧虑(阎天三等，1992)，更有学者疾呼，中国目前面临人口逆淘汰的严峻挑战，如何遏制人口素质逆淘汰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时代命题(穆光宗，1991)。
    对于出现人口逆淘汰现象的原因，多数人认为主要是贫困地区生育率远高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王琳，1995)，而生育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又是生育政策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别。有学者对未来60年中国人口进行预测，得出“如不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将使整个民族的素质严重退化”的结论(史希来，1989)。随后，人口逆淘汰的讨论成为一时的热点，涌现出一大批为“人口逆淘汰”现象的存在寻找现实依据和解决对策的文章。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对策建议就是主张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城市人多生育。对这种形势的判断甚至都在政策层面上反映出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因为忧虑人口逆淘汰甚至提出让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高素质”人群生育二胎(《扬子晚报》，2002)。
    讨论中也有人不同意“人口逆淘汰”的观点。陈剑(1992)认为人口逆淘汰确实存在，但只是局部的，影响并不大。戴星翼(1992)则从遗传学的角度证明不发达地区新生儿智力素质并不低，指出“将人口按种族、地区、城乡等划分高低贵贱的档次，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王琳(1995)认为戴星翼是“凭想象树起论敌”，因为多数忧虑人口素质逆淘汰的文章，并不持人种或地域人口高低贵贱的观点，忧虑主要是针对后天的发展。之后，中国人口逆淘汰逐渐被不少人认作是一种既成的事实，并被广泛的引用(辜胜阻，2002；冯泽永，2004；田翠琴，2006)，甚至有人认为人口逆淘汰严重到“几成雪崩之势”。
    中国人口是不是由于城乡差异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处于一个逆淘汰的过程中，或者说，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造成了中国人口的逆淘汰，这是一个在评价计划生育政策时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认为“中国人口正处于逆淘汰过程”的学者都强调人口逆淘汰过程就是人口平均素质或整体素质下降过程。而人口素质又包括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两方面。虽然在理论上人口素质内容应包括道德品质素质，但由于道德品质高低的标准争议很大，而且也很难度量，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讨论道德素质逆淘汰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也没有把道德素质纳入其中。另外，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在遗传学和生理学素质方面是没有差异的。戴星翼从遗传学角度批评“人口逆淘汰”说，但并没有驳倒对方的主要论据。因此，我们的研究也不涉及遗传学素质方面。
    二、中国人口素质是否越来越低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是一种地域有别的政策。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80年代中期的调整和完善，形成了目前的格局。在这样一种城乡有差异、地区有差异的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人口整体素质在这20多年中下降了吗？
    联合国在编制人类发展指数(HDI)时曾考虑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教育素质，但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提供数据，只好退而选取了文盲率作为测度指标。中国1982、1990、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人口教育数据，可以用文盲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出近20年中国人口整体教育素质的变化(见表1)。
    
    1982～2000年，中国人口粗文盲率从22.81％迅速下降到6.72％，而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5.20年增加到7.58年。这种趋势的指向十分明显，中国人口整体教育素质在过去的近20年中，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那么，有哪个局部地区人口教育素质下降了吗？图1和图2列出了全国各省份三次人口普查间文盲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国没有一个省份出现人口教育素质下降的情况。以浙江和甘肃两省为例，一个是发达省份，一个是欠发达省份。1982年浙江省文盲率为24.3％，到2000年降为7.06％，下降了17.3个百分点；人均受教育年限则从1982年的5.18年上升到2000年的7.42年，提高了2.24年。同样，甘肃省文盲率也从1982年的35.0％降到2000年的14.34％，下降了20.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发达的浙江省；人均受教育年限则从1982年的4.04年上升到2000年的6.49年，提高了2.46年，提高幅度也高于浙江省。
    
    
    人口素质的另一个方面是健康水平，衡量人口健康的核心指标是平均预期寿命。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构成中也是选取预期寿命作为健康的度量指标。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是稳步提高的，从1982年的67.88岁上升到1990年的68.55岁，又上升到2000年的72.43岁。全国每个省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近20年间虽然变化幅度不同，但趋势和全国一样，都是稳步提高，而不是下降(见图3)。仍以甘肃和浙江省为例，1982年浙江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9.51岁，2000年提高到74.7岁。同样，甘肃省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也由1982年的65.75岁提高到2000年67.47岁。
    
    上述有关教育和健康的数据表明，尽管中国还是城乡二元结构，尽管目前实行的仍是有城乡差别、地域差别的生育政策，但是，整体人口素质在过去的近20年中，不仅没有越来越降低，反而越来越提高。
    三、为什么人口素质没有越来越低
    按照“人口素质逆淘汰”赞成者的逻辑，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如果实行有城乡差别的生育政策，由于农村的生育水平高于城市，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由于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又低于城市，因此，农村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就是低素质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最终会导致整体人口素质的下降。但现实中为什么中国人口整体素质不降反升呢？把人口素质变化分成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来观察，我们就会得到问题的答案。
    (一)教育素质方面
    1982～2000年，中国农村整体人口文盲率在不断下降，从24.36％降到8.26％，下降了16.1个百分点(见图4)。与此同时，全部农村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在不断上升，从4.68年上升到6.76年(见图5)。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大于城市，在提高同等受教育年限的情况下，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对整体人口受教育年限提高的贡献率比城市更大。事实上，由于农村原来受教育年限比较低，他们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的幅度甚至还大于城市。正是由于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一直处于上升的过程，因此，农村人口增加的结果是增加了全国整体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而不是减少了全国整体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二)健康素质方面
    全国的农村人口预期寿命，近20年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由于原来的起点低，有些时期其上升的绝对幅度甚至大于城市人口(见图6)。2000年农村人口预期寿命是70.63岁，2005年提高到73.61岁，5年间提高了2.98岁。而同期城市人口预期寿命只提高了2.46岁，几乎比农村人口少了0.5岁。毫无疑问，这种上升对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变化的贡献也是正向的。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农村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上升，与城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一起，共同推动了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在近20年中不断向上攀升，导致中国人口在整体健康素质上一直呈提高的趋势。
    
    关于全国分城乡的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数据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佐证。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青少年儿童在每个年龄组和分性别中，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基本都比1985年有所增长，而且农村男孩和女孩的身高增长幅度还略高于城市(见表2、表3)。这说明农村和城市青少年儿童的身体发育状况都在改善，没有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的现象。
    
    
    (三)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水平稳步上升，从1982年的21.3％上升到2000年的36.22％。2000年以后，这种上升进一步加快，每年平均上升1.34个百分点，2005年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42.9％。相比之下，农村常住人口从1982年的78.7％下降到2005年的57.1％，23年间农村人口比例缩减了21.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下降，是人口逆淘汰论者最主要的论据之一。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城市和农村的隔阂已经被打通，城市人口由于迁移流动的补充迅速膨胀，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上升，人口逆淘汰论者的论据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城市人口素质高于农村人口的现实与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叠加在一起，拉动了全国人口整体素质的上升。
    “人口逆淘汰”论者的观点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之上的，一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素质现状维持不变，二是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实际数据揭示的事实却是农村人口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都在上升，农村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甚至迅速变化的世界，提出人口逆淘汰结论的两个基本前提不存在，人口逆淘汰的结论自然也就站不住了。
    四、现行生育政策是缩小还是扩大了城乡生育水平的差距
    在人口逆淘汰论者的眼里，现行的有城乡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农村人口增长快于城市，从而导致人口逆淘汰。其实，这是对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和中国生育率变化历史了解不深入的表现。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类：(1)所有城市和江苏、四川两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2)农村的农民独女户可以生育两个孩子；(3)在云南、青海、海南、新疆和宁夏，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4)少数民族、归侨、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等可以生育二孩或多孩。在全国29个省(除河南外)还有一项补充政策，就是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也可以生二孩。从城乡的角度看，城市的政策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1左右，农村的政策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6左右，两者相差0.5左右。如果从地区的角度看，东、中、西地区差异相对更小一些，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政策总和生育率差距仅为0.175(见表4)。
    
    过去几十年，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力推动下，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越来越接近政策的生育目标。那么，在实际生育水平接近政策生育水平的过程中，城乡生育水平差别是扩大还是缩小了？1971年，中国城市的总和生育率为2.88，农村为6.01。农村每个妇女平均比城市妇女多生3.13个孩子，农村人口的生育水平比城市高109％。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农村和城市的人口生育水平差距越来越小，1990年农村妇女平均比城市妇女多生0.99个孩子，生育水平仅比城市高64％。到2000年，城市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94，农村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43，农村妇女只比城市妇女多生0.49个孩子，农村人口的生育水平仅比城市高52％(见图7)。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农村生育水平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城市，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受到遏制的力度也远远高于城市。
    
    很显然，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当初，其政策目标的城乡生育水平差别就大大小于当时实际的城乡生育水平差别。2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其实是城乡实际生育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即使我们承认人口逆淘汰论者的两个前提，那么，令人口逆淘汰论者预料不到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减缓了农村人口增长的速度，或者说，减缓了人口逆淘汰的速度。有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无过，反而有功。
    五、结论
    人口逆淘汰论者的逻辑是，有城乡差别和地域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农村人口增长快于城市，导致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而由于农村人口低素质的状况，农村人口比例上升的结果就是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不断下降。但我们查阅的数据和事实却证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其实施期间，不仅没有扩大城乡和地域生育水平差别，反而缩小了这种差别；由于中国城市化的迅猛进程，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一直在上升，很多指标的上升幅度大于城市，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上升是拉动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上升的重要力量。
    农村人口素质状况的变化从来没有导致过全国人口素质的下降。“人口逆淘汰”现象非但没有出现，人口素质的显著提高却有目共睹。中国人口素质正处在逆淘汰过程的说法，既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它只是一种前提并不存在的“假说”。以这种假说为依据延伸演绎出来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价和各种建议对策，自然也就失去了科学的基础。
    注释：
    ①王久仁：《中国人口素质将呈现相对降低趋势》，《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②周孝正：《论人口素质的逆淘汰》，《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阎天三等(1992)：《令人忧虑的人口逆淘汰现象》，《人口研究》，第5期。
    [2]辜胜阻等(2002)：《人口逆淘汰与城镇化制度安排》，《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3]穆光宗(1991)：《论中国人口的质量控制——关于中华民族未来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第3期。
    [4]王琳(1995)：《人口素质“逆淘汰”争议之我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5]史希来(1989)：《按1.90方案对中国人口发展的预测》，《科技导报》，第4期。
    [6]《扬子晚报》(2002)：《硕士博士可以生二胎 江苏人大委员建议引发风波》，6月19日。
    [7]陈剑(1992)：《确实存在“逆淘汰”现象》，《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8]戴星翼(1992)：《“逆淘汰”是一场虚惊》，《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9]冯泽永(2004)：《人口逆淘汰及其预防》，《医学与哲学》，第2期。
    [10]田翠琴(2006)：《低生育率对妇女发展的影响》，《今日中国论坛》，第5期。
    [11]姚新武等编(1994)：《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12]姚新武编(1995)：《中国生育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13]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1989)：《中国人口年鉴(1988)》，经济管理出版社。
    [15]《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2005)：《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5)》，人民卫生出版社。
    [16]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1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3)：《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18]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85)：《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