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二）

1.“持续净流入”型城市
    “持续净流入”型城市主要是东部发达的城市地区和中西部经济中心城市。2000年以来，珠三角、海峡西岸、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北、呼包鄂地区及辽中南城市走廊的人口净流入继续维持了较高的水平和较快的速度，反映了中国经济活动与人口要素的高度区域集聚的基本特征。广东省环珠江口的深圳、东莞、中山、珠海、佛山、广州、惠州7个城市在2000年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9.5％，在这个基础上，2000～2010年这几个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增长量高达804.2万，增量占2010年常住人口的16.8％；长江中下游的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常州、杭州、宁波、镇江、湖州、金华、舟山、绍兴12个城市2000年净流入人口比重高达11.4％，2000～2010年净流入人口增长1556万人，占2010年常住人口的18.1％；京津走廊地区2000年净流入人口比重占12％，2000～2010年增长703万人，占2010年常住人口的19％。中西部地区该类城市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主要的省会城市，如长沙、武汉、合肥、西安、成都、贵阳、兰州、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第二类是一些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城市，如大庆、鄂尔多斯、大同、攀枝花、酒泉和旅游城市丽江等。
    2.“从高净流入到净流出”型城市
    “从高净流入到净流出”型城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及东部经济相对落后的低谷区域。这些城市在2000年都有较强的净流入人口比重，但2000年以来，净流入人口总量呈现负增长趋势。从图6可见，吉林的长春—吉林地区、冀东南地区、鄂西北地区，以及云南的昆明—玉溪地区较为集中；在东部，珠三角与海峡西岸之间的漳州市、长三角与山东半岛之间的连云港和扬州、京津冀北和辽中南之间的秦皇岛都呈现较明显的人口净流出趋势。另有一些资源型城市，如克拉玛依、辽源、淮南、金昌等呈现急剧的人口外流现象。
    3.“从流入平衡到净流入或流出”型城市
    “从流入平衡到净流入”型城市主要临近于发达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的潍坊市、浙江的绍兴市、辽中南地区的辽阳、营口和锦州、太原都市圈的晋中和阳泉。反映出这些地区的区域整合进程加快，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在不断增强。而“流入平衡到净流出”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和第二种类型基本类似。如保定、盐城、抚顺等。结合第二种类型，可以看出北京、天津对周边城市的集聚力要远远大于区域辐射力。
    4.“高净流出到净流入”型城市
    “高净流出到净流入”类型的城市可分为以下几类：(1)位于主要城市群的外围地区，如珠三角的清远、肇庆、梅州，长三角的台州，山东半岛的日照市等；(2)都市圈外围城市，如济南周边城市、沈阳周边城市及长沙周边城市和哈尔滨—佳木斯等。另外，“持续高流出”类型城市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可见，中国地级城市当前人口集聚的明显规律是：(1)原本人口集聚能力很强的城市得到进一步的人口增长和流入，在第一类城市人口类型中，2000年净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14.27％，2010年增至24％，人口净流入增加4212万；而原本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则进一步的人口流出，如第六类城市2000年人口净流出占常住人口的6.0％，2010年则增至15.4％，人口净流出量增长了4540万；(2)东部城市人口的集聚能力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则明显为东部地区提供人口来源；(3)虽然个别资源型城市人口集聚能力有所增强，但总体而言，转型中的资源型城市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三、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影响因素
    本文从区域经济和人口流入的“拉力”要素视角出发，定量分析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和变迁的影响因素。
    (一)2010年中国地级城市人口净流入与区域经济因素相关分析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分别采集所有地级城市(由于数据缺乏，除港澳台地区及西藏地区的地级城市外，总计286个)的28个经济社会统计指标(见表2)。由于这28个经济社会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为了客观分析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应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达到数据降维目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见，原28个指标被降维合并为5个主因子。5个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高达82.6％，降维效果比较好。其中第一个主因子反映的是人口流入城市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属性，就业机会、非农产业增加值、消费和FDI、居民生活水平、航空运输、电讯通信条件及绿地等指标与该因子呈高度正向关系，而第一产业GDP、铁路公路客货运、工业废水等排放与该因子呈高度负相关关系。第二个主因子反映的是流入城市的“生活质量”属性，包括较好的就业机会、高收入、良好的文化设施、通信条件和绿地条件。第三个主因子反映的是“二产发展”属性，特别是显著的废水排放和烟尘排放指标。第四个主因子是“一产发展”属性，第五个则是城市的“铁路交通”属性。
    由表3可见，就全国286个样本地级城市整体而言，2010年城市的净流入人口与城市所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与国际性)、城市生活质量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此外，第二产业发展状况和城市的铁路区位属性也是城市吸引外来流动人口的重要“拉力”要素，这反映了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紧密联系，铁路是工业化的重要交通支撑条件，同时第一产业发展与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说明当前流动人口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跨城市转移的主力。
    
    从表3可见，三大地带城市属性与净流入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与全国基本相似。但就东部地区而言，城市的铁路运输属性不再是吸引外来流动人口的正相关因素，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的铁路运输特征则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于中部地区城市，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标和工业化指标对人口净流入的影响程度要远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这反映了三大地带之间的城市发展和工业化、社会发展之间的阶段性差异特征。
    根据上述分析，将286个样本地级城市按照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进行分类，形成“净流入城市”、“低流出城市”、“高流出城市”三大组，每一组再进行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可见“净流入城市”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系数与东部城市类似，即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生活质量、工业化水平成为人口流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低流出城市”则比较特殊，即在经济综合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外流现象反而相对严重；“高流出城市”人口流入主要取决于“综合机会”、“第二产业”、“铁路”等属性，与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标显著负相关。
    (二)地级城市人口净流入变化相关因素分析
    1.人口净流入变化与初始年份社会经济属性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以2000年“五普”所有地级城市的人口和社会指标为基础，分析初始年份的城市社会属性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程度(见表4)。从全国286个样本地级城市来看，2000～2010年城市人口净流入增长变化主要取决于流入城市的非农就业程度，其相关系数高达0.78；净流入人口增长与初始年份人口密度、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失业指数正向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这说明总体上人口流动趋向更密集的城市地区，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净流入有所增长，在失业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入人口也有所增长。同时，人口净流入增长与2000年的城镇化水平、净流入人口比重呈负相关。
    
    对于三大地带各自而言，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净流入增长一方面高度取决于城市的非农就业指数，也与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同时在人口密度已经很高的城市地区，人口净流入继续缓慢增长。2000年东部地区净流入人口较多的城市地区人口增长开始相对缓慢，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同，即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人口净流出现象比较显著，其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20和－0.24，但中部地区人口净流入取决于非农就业系数，西部地区则取决于城镇化水平。
    就“净流入城市”而言，2000年以来净流入人口的增长与初始年份的人口密度和非农就业指数显著正相关，人口继续呈现地域的集聚增长趋势；“低流出城市”和“高流出城市”则在人口较密的城市人口外流现象更明显。总体上看，初始年份人口净流出越高的城市在2000～2010年人口外流现象越明显。
    既然就业机会是人口净流入的重要拉力因素，那么，什么样的就业行业门类对于人口净流入影响作用更大？为此，本文根据“五普”就业行业门类统计数据，进行全国区位商分析(见表5)。从表5可见，全国286个样本地级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增长与初始年份制造业区位商正相关性最高，这说明制造业就业仍然是2000～2010年人口净流入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农林牧渔业专门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则是人口净流出的重要推力因素，其相关系数为－0.69，此外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也是人口流出的重要推力因素。
    
    对于三大地带各自而言，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净流入增长一方面和全国一样与制造业就业有较高的正相关性，但房地产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成为2000年以来人口净流入增长的显著正相关行业门类，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表现城市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除了工业区作为城市的主要动力外，房地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行业门类，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则反映东部城市发展的创新驱动趋向，其他农林牧渔业、一般性或消费性服务业(如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区位商较高的城市人口净流出比较明显；中部地带的城市人口净流入增长仅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城市表现出较多的复杂性，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不仅表现为较高的制造业区位商，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等一般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政府服务业都与人口净流入显著正相关(于涛方，2004)。
    2000年以来，“净流入城市”人口净流入的增长与初始年份的制造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就业显著正相关；“低流出城市”人口净流入与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就业正相关；“高流出城市”比较特殊的是在制造业就业区位商较高的城市人口流出反而更明显。
    2.人口净流入变化与区域经济变化相关性分析
    从2001～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分别采集所有样本地级城市的24个经济社会统计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达到数据降维目的(见表6)。从表6可见，原24个指标被降维合并为6个主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73.3％。其中第一个主因子反映的是人口流入城市的“现代性和国际性”属性，非农产业增加值、消费和FDI、居民生活水平、航空运输、电讯通信条件及绿地等指标与该因子呈高度正向关系，第一产业增加值、铁路公路客货运、工业废水等排放与该因子呈负相关。第二个主因子反映的是流入城市的“投资”属性，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DI增长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从其他相关性较高的指标中可以看出，2000年投资较突出的城市往往也是GDP增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长、公路货运量增长较显著的地区；第三个主因子反映的是“三产与生活质量”属性；第四、第五个主因子则分别代表“铁路”和“公路属性”。
    
    由表7可见，城市的“国际性和现代性”与所有的样本城市2000～2010年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增长都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尤其是东部城市和净流入城市更为明显，西部城市和高流出的城市相关性则较低。此外，城市的“三产与生活质量”指标也成为不同样本城市人口净流入增长的重要影响因子；铁路对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增长有正向拉动作用，但东部地区城市铁路的作用并不显著，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净流入增长与铁路属性关系密切；总体来看，“投资”与大部分样本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增长都呈负相关关系，如286个样本城市2000～2010年人口净流入增长与“投资”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11，但比较特殊的是，东部城市和净流入城市的“投资”增长与人口净流入的增长仍然呈正相关关系，反映了“投资”在这些地区的“效益回报”仍然较高，这符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集聚作用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基本论点，另外，“投资”增长对于“西部地区城市”和“高流出城市”而言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61和－0.74，2000～2010年的投资增长的城市反而出现人口外流严重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这些城市的投资在短期内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或者至少没有形成较有影响力的就业机会。
    
    四、结论和讨论
    (一)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北等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及中西部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有极强的外来人口集聚能力，人口密集的中部地区和成渝等地区人口流出严重；在2000年人口净流入规模基数巨大的基础上，2000～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北等发达城市地区依然是外来流动人口集聚的主要地区；而中西部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的河南省、安徽省、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等人口持续流出，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地。
    第二，地级城市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和时序变化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城市的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此外，城市生活质量也成为流动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与中国当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性相一致，工业化及与工业化相关联的因素，如铁路、交通运输等仍然是当前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而流动人口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城市转移依然位居主力地位。
    第三，地级城市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地带性差异等特点。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高端服务业驱动，虽然如此，第二产业仍然是大多数样本城市吸引外来流动人口的重要正向因素。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则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特征，相对而言与城市的交通条件，尤其是铁路运输属性呈密切关系，但公路属性的改变似乎并没有成为影响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的重要条件。
    第四，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增长中，投资驱动(尤其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占有主导至少是重要地位，消费(全社会零售业和一般服务业等)则相对不突出。投资对于东部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对较突出，至少仍然是吸引外来流动人口的重要拉力因素，而中西部地区则很不明显。
    (二)讨论
    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因此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需要包括流动人口的流向等数据支撑和其他系统动力学等方法的验证。但从上述研究结论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面向流动人口进一步集聚在特大城市和城市地区的趋势，城市化对策和区域政策等需要系统性的研究，从产业政策、交通政策、社会政策乃至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革命性”的新范式突破。在追求更多发展机会、高工资收入、高生活质量等驱动下，人口将进一步向高人口密度、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地区集聚，这是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必然体现。对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北地区及山东半岛、海峡西岸等地区，其未来的人口增长压力将更加严峻，对于其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等，更是如此。
    第二，由于不同地带的自然、社会、经济等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城市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规划引导和制定人口干预对策。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特大城市和周边地区开始呈现高端服务业化、支撑体系高新技术化、生活质量的高需求化等转向，城市政府需高度重视在人力、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投资，以促进城市竞争力提升和发展模式的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要进一步以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为依托，增强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区域带动作用，提升经济中心城市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并且需要进一步地加强经济紧密联系区域的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对于区域协调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尤其是投资政策，除了要考虑投资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政治效益外，还要兼顾投资的经济效益和时效。
    注释：
    ①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城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第六次地级城市人口普查数据公报”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户籍人口数据来自2001和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关于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相关指标数据，除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就业、住房、人口等数据外，其他数据来源均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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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德、叶晖(2006)：《我国地域经济差异与人口迁移研究》，《城市规划》，第9期。
    [5]王桂新等(2006)：《中国东部地区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极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6]王桂新、刘建波(2007)：《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省际人口迁移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7]于涛方(2004)：《基于行业门类人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结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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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aroline B. Brettell, James F. Hollifeld(2000),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10]Huw Jones(1990), Population Geograph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