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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本文对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估算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3SLS方法可同时估计联立方程系统的全部结构方程。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3SLS估计结果见表3。
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看，消费方程中，儿童抚养比与消费显著负相关，具体来讲儿童抚养比每提高1%，消费将减少0.12%。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抚养比不断下降的事实，儿童抚养比的下降实际上增加了消费。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为负，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房价对于居民消费有弱的负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对消费影响最大的是上一期的消费与收入水平且二者均与消费显著正相关，其中上一期消费对本期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85；收入水平每提高1%，消费将增加0.15%。这就说明中国居民消费主要受消费习惯的影响。
房价方程中，儿童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均与房价正相关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仅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上期房价与本期房价显著相关。其中，上期房价对本期房价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87；收入水平每提高1%，房价将增加0.19%；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房价将增加0.11%。需要警惕的是，相关研究表明滞后23-24年的生育冲击十分显著地影响房价的波动，因此当前不断下降的儿童抚养比虽然对本期房价的影响并不显著，却有可能导致20年以后住房市场的萎缩与房价下跌，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
综合考虑人口总的抚养比对消费与房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口总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为负且显著，对房价的影响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人口总抚养比每提高1%，消费将减少0.12%。其他变量对消费与房价的影响仍与分别考虑儿童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时情况相同。
2.东、中、西部区域层面的计量分析
为了检验人口抚养比及其他变量对房价与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将全国进一步分为东、中及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检验结果见表4。
区域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方程中，人口总的抚养比仍然与消费显著负相关，并且东部地区人口总抚养比对消费的抑制程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收入水平仍然与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对消费的促进程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房价对于消费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可以看出，在东、中部地区房地产财富效应为负，而在西部地区房价的增加则倾向于促进消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实证结果仍然表明前期消费是影响居民当期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弹性系数分别为0.88、0.87和0.73），这就再次证明了中国居民消费主要受到其消费习惯的影响。
房价方程中，收入水平仍然与房价显著正相关，并且东部地区收入水平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最高，中、西部地区则较低；人口总抚养比仍然没有表现出与房价有显著的关系，同时城市化率对房价的影响也不再显著；各变量中上一期的房价对本期的房价影响最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中国1998-2009年的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本文建立了联立方程模型并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实证地考察了人口抚养比、房价波动和居民消费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人口抚养比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来看，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的实证分析均没有发现人口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因为生育率或者儿童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存在很长的滞后性。因此，市场应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动提早做出安排，警惕类似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
第二，从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来看，儿童抚养比与消费显著负相关，老年抚养比与消费则不存在显著关系，而人口总抚养比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在东、中、西部地区均与消费显著负相关，且东部地区人口总抚养比对消费的抑制程度最高。这些结论与严格的生命周期假说并不相符，人口抚养比的这种变化也并非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三，从房价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来看，全国层面及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全国及东、中部地区房价上涨倾向于抑制消费，而在西部地区房价上涨则倾向于促进消费，但是这种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在住房作为中国居民资产组合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情况下，如何促进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实现，从而达到引导住房理性消费、扩大内需的战略目的亟待深入研究。
第四，综合考虑各变量对居民消费与房价水平的影响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主要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会促进消费；城市化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助推房价上涨。因此，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是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此外，由于主要受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居民往往根据过去的约束来决定当期的消费。因而促进中国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加强对其进行合理消费决策的引导对于扩大内需同样很重要。这就要求给予居民稳定的收入预期，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其消费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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