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内容提要：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程度和趋势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迁移谜题”。国内学者们大多数更倾向于认为人口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并因此可以促进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不这样认为，单就劳动力投入要素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将最终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本文基于人口迁移提出了一个对人均产出进行剥离的分析框架，考察在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及总产出的变化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增长差距的变化。结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显著地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三大地带间差距以及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只有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因为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显著地缩小了。
关键词：人口迁移/地区差距/经济增长作者简介：段平忠，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刘传江，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省级地区为单位的经济体增长差距逐渐扩大[1]，一部分外生的经济变量总是能够不同程度地引导经济按照自身的收敛机制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影响，并最终以东、中、西部经济俱乐部的形式构成地区差距的基本布局[2]。在这些外生的经济变量中，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程度和趋势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迁移谜题”。Taylor和Williamson认为劳动力迁移有助于缩小各地区要素报酬的差异，因此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3]。但在人口变量外生化的前提下，Barro和 Sala-i-Martin对美国、日本、以及几个欧洲国家的人口迁移研究后认为，在有些国家人口迁移促进了地区差距缩小，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人口迁移反而扩大了地区差距[4]， Ozgen将这种结论的不同归因于研究选取的参数、技术方法以及研究范围的不同[5]。然而，对相同样本研究的结论也有矛盾的地方，Gezici和Hewings发现土耳其1987-1997年的地区差距的缩小与人口迁移没有关系[6]，而同样以土耳其为研究样本的K1rdar和Sarao
    lu却发现土耳其1975-2000年期间的人口迁移对地区增长率的影响是消极的，他们计算出收敛系数β在此期间是降低的[7]。国内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人口迁移可以促进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姚枝仲和周素芳计算出1985-1990年期间我国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缩小的贡献大约为12％[8]。王德文等人计算出人口迁移在1990年前后使中国十几个省区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这些省市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1.6％-7.5％[9]，因此也认为中国省际的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扩大确实起到延缓作用。林毅夫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迁移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10]。那么，中国省际的人口迁移是否一定会促进地区差距的缩小?也有少部分学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从理论上来说，由于中国劳动力迁移规模宏大，一旦不同地区生产率存在差异，由于要素边际收益并不总是递减的，必然吸引劳动力由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向较高的地区流动，而各地区之间强烈的“资本追逐劳动”现象[11]也最终将带动更多的资本从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向更高的地区流动，这两种要素流动的结果将导致新古典意义上的要素报酬均等化的趋势不复存在[12]，从而最终也不会使各地区的经济到达新古典意义上的收敛稳态。这意味着如果经济中没有其他导致收敛的机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非但不能加速收敛，反而会加速发散。因此，单就劳动力投入要素来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将最终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
    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趋势及程度在学术界也并没有取得一致。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肯定能促使本地区总产出或者人均产出产生增量。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省际迁移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迁入地的劳动力投入并同时减少迁出地的劳动力投入，由于中国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是同质的[13]，因此对发生人口迁移(迁入或者迁出)的地区来说，其人均产出增长率也必将受到这种同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减影响而相应地发生改变。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规模人口跨省迁移，就不会存在对等规模的劳动力迁移，中国各省份的人均产出和产出增长率也将不会是现有这种状态，相应地，与各地区产出高度相关的地区差距也将不会是现有这种布局，在实际操作中，假定没有发生人口迁移，就应该将各地区的劳动力增量剥离出去，同时也应该将各地区人均产出中由劳动力增量带来的增量剥离出去，以此为基础再来研究人口迁移对各地区人均产出的影响就会很清楚，同时人口迁移对各地区增长差距的影响趋势和程度也将一目了然。
    1基于跨省人口迁移的人均产出剥离模型
    如果生产函数可以写成如下形式[14]：
     
    式中，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即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每增加1％将能够分别引致产出增长率α和β的增加。其中，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在仅考虑人均指标的前提下，这意味着人均产出增长率也必将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增减影响而相应地以弹性系数β发生增量。
    本文的剥离模型思路如下：就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①建立一个基于迁移人口的人均产出剥离模型，分别计算各省份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的人均GDP变化，然后通过比较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的地区差距变化，来说明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作用。假定劳动力是同质的[15]，我们建立模型如下：
     
    为《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6](以下简称《60年汇编》)中已知的i省份在t年份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由此我们就可以从迁移发生地区的从业人员中剥离出迁移人口成分，从而在地区人均产出或者总产出中剥离出人口迁移的影响部分，并在去掉这部分因为人口迁移的影响部分后，考察各地区最终的人均产出或者总产出的变化情况。
     
    2人口迁移对人均产出和地区差距产生影响的经济学解释
    无论劳动力是迁入还是迁出，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人口迁移的影响，由于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净迁移人口对人均产出和地区差距的影响，而不准备研究到底是人口净迁入还是净迁出对人均产出或者地区差距的影响，因此，本文下面的内容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人口迁移的概念均不区分人口净迁入或者净迁出，即人口迁移意味着人口净迁入或者人口净迁出，二者择其一，而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则表明扣除人口净迁入或者净迁出带来的人均GDP变化量或者GDP总量变化量后，再考察各地区变化后的人均GDP水平或者GDP总量水平。
    因为人口迁移有迁入和迁出之分，净迁移为正意味着人口迁入，净迁移为负意味着人口迁出。而从业人员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弹性也有正负之分，因此，二者结合在一起会有四种情况发生：净迁移为正、弹性系数为正；净迁移为正、弹性系数为负；净迁移为负、弹性系数为正；净迁移为负、弹性系数为负。这四种情况将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经济结果：
     
    我们可以根据式(7)、(8)、(9)推算各省份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真实GDP总量。而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地区差距的变化情况也可以通过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GDP总量变化所计算的Theil指数的变化展示出来。如果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Theil指数高于实际的Theil指数，就表明去掉人口迁移因素后，地区差距是扩大了，因此反过来说，人口迁移实际上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差距的缩小，其对地区差距缩小的影响程度会因为具体时间和地域范围的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如果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Theil指数低于实际的Theil指数，就表明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地区差距是缩小了，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这样说，人口迁移的发生使得样本区域的地区差距实际上是扩大了，也即人口迁移扩大了样本区域的地区差距，其对地区差距扩大的影响程度同样会因为具体时间和地区范围的不同而不同。
    3数据处理
    本文计算所用的原始数据都来源于《60年汇编》，其中，i省份在t年份的人均GDP增长率是依照各省份上年=100的人均GDP指数换算过来的，i省份在t年份的劳动力投入量数据用各省份从业人员数据代替。i省份在 t年份资本投入量的计算比较复杂，由于目前还没有一种统一的衡量各地区资本投入量的经济指标，因此本文准备用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代替，但是任何一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在《60年汇编》中都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而相关的统计年鉴也没有找到可用的连续时间序列，现存的统计资料只能够找到大部分省份1990年以来的以上年价格为100的价格指数和以现价计算的各省份1952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形成总额，尽管不断有学者试图应用自己的方法或者别人的方法计算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或者形成总额[17]，但也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60年汇编》中可以查到任何一个省份完整的以上年为100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p)，但是只能够查到一部分省份以1990年为起始年份的上年为100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价格指数(Id)，还有一部分省份的以上年为100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价格指数起始的年份并不是从1990年开始的，具体为广东省2001年起始、贵州省1995年起始、湖南、四川1983年起始、河北1992年起始、吉林1997年起始、内蒙古、上海、浙江1993年起始、重庆1994年起始。本文在没有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的情况下计算各省份缺失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方法为：按照各自的起始年份在起始年份至2008年期间分别拟合方程：Id=α[，0]+×Ip，然后根据各省份已有的1978年至相应起始年份的以上年为100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计算出各省份缺失的以上年为100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价格指数，然后再结合各省份名义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计算出各省份缺失的1978年价格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而得到各省份样本期间完整的1978年价格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此外，由于无法查到西藏和海南两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总额数据，因此本文下面的分析不包括这两个地区。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研究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因此必须要找到一种准确衡量各地区迁移人口数量的方法，但是，对各省份净迁移人口数据的准确获取却并不容易，国内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对我国各个省份迁移人口数据的计算进行了尝试，但总的来说对各省份人口迁移数据的精确计量很难实现，除了《60年汇编》以外，现有的相关统计年鉴中只有有限的几个省份可以查阅到相关的数据，因此本文计算我国各省份净迁移人口的计算主要是基于宏观计量的方法，即i省份在t年份的年终总人口减去t-1年年终总人口后，再减去该省t年份的自然增长人口数，即得到该省在t年份的净迁移人口数，这样计算的各省份净迁移人口数就涵盖了包括非户籍迁移和户籍迁移两种迁移数量的总和，我们认为比单纯研究以农村人口为主的流动人口对迁移发生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要显著，也更能够反映迁移发生地区的实际迁移状况。
    此外，由于《60年汇编》中各省份的年末人口数据在1990年以前主要是户籍人口数据，1990年以后大致以包括非户籍人口的常住人口为主。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1990年以前计算的流动人口数量可能不很准确，相比较而言，1990年以后各省份的流动人口数据可能更准确，但是我们知道，由于中国早期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数量都相对较小，且主要以户籍人口迁移为主，直到1990年前后才由户籍迁移逐渐转化为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并存的大规模迁移的特征，因此我们计算的各省份1990年以前的人口迁移数据误差应该也不是太大，而且由于统计资料的局限性，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比这种计算更准确的衡量各省份净迁移人口数量的方式。即使有些省份拥有相对完整的迁移人口数据(如广东、上海、北京等地)，但为了保持对各省份分析数据的一致性，我们决定不采用这些少数省份的更准确的数据，而仅仅利用我们上述方法计算的净迁移人口数据。
    因为我们是通过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Theil指数的变化对比，研究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产生的显著性影响，因此根据Theil指数的计算方法，需要首先分别计算如下几个指标：各省份的GDP总量、东中西部各自GDP总量、全国GDP总量以及各省份总人口、东中西部各自总人口、全国总人口。对于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前的各个指标的计算较为简单。首先，《60年汇编》提供了详尽的各省份各年份的年末人口数据，本文计算Theil指数所需的各省份人口数据、东中西部各自总人口、全国总人口都是基于这些年末人口数据得来的。同时，《60年汇编》也提供了详细的各省份GDP总量的名义数据和1952年=100的可比价格指数，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计算出各省份每个年份1952年价格的真实GDP总量、东中西部各自的真实 GDP总量、全国的真实GDP总量，并据此可以计算出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的用来反映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Theil指数、三大地带间的Theil指数以及中国整体的 Theil指数。
    4人口迁移扩大中国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
    按照模型(3)，我们分别计算各省份1978-2008年劳动投入对人均GDP的产出弹性(见表1)。可以看出，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更多中部省份人均GDP增长的影响是消极的，其中湖南省的消极影响最大达到-30.8％；而对东部省份人均GDP增长的影响程度普遍偏弱，基本上都在10％以下；对西部大部分省份人均GDP增长的影响程度也较弱，除了四川、宁夏和新疆，但是四川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好处，而宁夏和新疆却是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较大受益者。
     
    2.表中的结果是建立在大量数据计算的基础上，因为任何一个指标计算的结果都几乎有28×31=868个，这里仅列出了1978-2008年期间各省份劳动力投入量对人均 GDP增长率的弹性系数，本文后面由此弹性系数计算的各省份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人均GDP增长率指数、真实人均GDP以及真实GDP总量数据共有3×28×31=2604个，限于本文篇幅都没有列出，如有必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图1反映的是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东部地区1978-2008年期间的Theil指数的变化。从图中实际的 Theil指数(With Migration)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实际的内部差距在1995年以前一直在下降，而1995-2004年的内部差距却是上升的，其后又出现轻微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影响也出现反复，从1979年开始到1988年，东部地区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Theil指数(Without Migration)一直高于其实际的 Theil指数，这说明如果没有人口迁移，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将更大，也即人口迁移实际上在这段时期内促进了本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并且其促使地区差距最少在1988年缩小了0.15％，而最多在1981年缩小了2.36％。而1989-2008年，东部地区的实际Theil指数一直高于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Theil指数，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人口迁移，东部地区的Theil指数曲线将更低因而内部差距将更小，反过来说就是人口迁移的发生在这段时期内促使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并且在1989年促使地区差距最少扩大了0.28％，在2008年促使地区差距最大扩大了10.94％，而事实上自1997年以后，人口迁移促使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影响程度就一直在趋于增加，而且似乎这种趋势没有衰减。
     
    图1东部地区Theil指数的变化(1978-2008)
    Fig.1Disparity of Theil index in the eastern region in China(1978-2008)
    注：图中“Without Migration”表示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 Theil指数，“With Migration”表示实际的Theil指数，而同一年度 Without Migration和With Migration之间的距离长短反映了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地区差距的变化幅度。此外，图中椭圆形内是样本期间最大的差距幅度所在的年份，方框内是样本期间的最小差距幅度所在的年份(下同)。
    图2反映的是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中部地区1978-2008年期间的Theil指数的变化。与东部不同的是，中部地区实际的内部差距变化趋势显然要复杂一些，中部地区实际的Theil指数在样本区间经历了几个上升与下降的反复过程：1978-1986年期间，呈下降趋势，因此中部地区差距是逐渐缩小的；1986-1991年期间，地区差距开始扩大；在1991-1997年期间，地区差距又迅速缩小；而1997年以后，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就一直在扩大。伴随着实际地区差距的扩大与缩小，人口迁移对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的影响趋势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除了1992-2002年期间人口迁移对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具有积极影响外，其他时期均为消极影响。在1992-2002年间，中部地区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Theil指数高于实际的 Theil指数，因此，人口迁移实际上有效地促进了本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其对地区差距的缩小程度最多达到8.39％(2000)，最少为0.95％(1992)；而1978-1991年和2003-2008年期间，中部地区的Without Migration线均低于With Migration线，这表明如果没有人口迁移，中部地区的Theil指数将是更低的Without Migration线而不是实际发生的 With Migration线，因此人口迁移在此期间对地区差距的缩小实际上起到了消极作用，即扩大了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并且在这两个时期内，将地区差距最少扩大了0.34％(1991)，最多扩大了10.09％(1979)，但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一样，人口迁移似乎在最近几年一直都在扩大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并且影响程度越来越大。
     
    图2中部地区Theil指数的变化(1978-2008)
    Fig.2Disparity of Theil Index in the central area(1978-2008)
    图3反映的是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中部地区1978-2008年期间的Theil指数的变化。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的实际Theil指数也是阶段性的上升和下降交替出现：1978-1984年，地区差距迅速地下降；1984-1989年，地区差距又迅速地扩大；1989-1998年，地区差距再次逐渐缩小，而1998年以后的地区差距在经历了2004-2007年的显著缩小后，其总趋势是扩大的。人口迁移对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影响趋势基本一致，在整个样本期间，西部地区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Theil指数一直高于其实际的Theil指数，这说明如果没有人口迁移，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将更大，因此西部地区显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人口迁移总是在显著地促进本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并且最少将地区差距缩小了4.02％(1992)，最多的缩小了65.75％(2008)，而且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本地区实际的内部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最近几年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促使本地区内部差距缩小的程度还在持续增加，这种趋势对西部地区的人才引进战略肯定是一个好消息。
     
    图3西部地区Theil指数的变化(1978-2008)
    Fig.3Disparity of Theil Index in the western Area(1978-2008)
    图4反映的是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1978-2008年期间的Theil指数的变化。总体而言，三大地带间的实际Theil指数一直在上升，因此三大地带间的增长差距基本上保持着扩大的趋势，只是扩大的速度快慢不同而已，在1990年前后，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开始迅速扩大，到1994年以后基本保持缓慢地扩大。人口迁移对三大地带间增长差距的影响趋势也基本一致，整个样本期间三大地带间的With Migration线就一直高于 Without Migration线，这说明伴随着三大地带间本来就存在的增长差距持续扩大的现实，人口迁移更进一步地加剧了这种扩大趋势。在1980年，人口迁移将持续扩大的三大地带间的增长差距又扩大了0.27％，其后逐渐增大影响程度直到2004年扩大了15.49％，而且最近几年的影响程度几乎没有减弱的趋势，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间增长差距持续扩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归结为人口迁移因素的影响。
     
    图4三大地带间Theil指数的变化(1978-2008)
    Fig.4Disparity of Theil index among three areas(1978-2008)
    图5反映的是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我国1978-2008年期间的整体Theil指数的变化。实际的 Theil指数显示，我国整体地区差距的变化以1991年为分水岭，1991年以前整体地区差距是逐年缩小的，这与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0]，而1991年以后整体地区差距开始逐渐扩大，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趋势直到2004年才开始有轻微的改变。人口迁移对整体地区差距缩小的影响在大部分时间是消极的，从图中Without Migration和With Migration的对比可以看出，除了1986年以前很短一段时期内人口迁移可以微弱促进地区差距的缩小之外，从1986年开始，如果没有人口迁移，中国整体地区差距的Theil指数应该是Without Migration，而不是实际更高的With Migration，这意味着人口迁移在1986年以后实际上扩大了中国的整体地区差距，地区差距因为人口迁移而扩大的幅度从1986年开始逐渐增大，到2004年人口迁移使得地区差距扩大了11.37％，而事实上在1992年以后，地区差距的扩大幅度就一直没有低于4％。最近几年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2003年扩大了10.19％，2005年扩大了9.21％，2006年为9.15％，2007年为9.25％，2008年为9.59％。显然，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因为人口迁移而显著地扩大了。
     
    图5中国整体Theil指数的变化(1978-2008)
    Fig.5Disparity of Theil index in China(1978-2008)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西部地区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人口迁移带来的内部地区差距缩小的实惠以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三大地带间以及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都因为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而显著地扩大了，并且人口迁移持续扩大地区差距的增长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可以预言的是，如果没有这部分人口迁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内部增长差距、三大地带间的增长差距以及中国整体的增长差距将不会像现在这么大，而且将来这些区域也不会因为持续存在的人口跨省迁移而继续扩大各自的地区差距，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因为人口迁移造成了地区内部、地带间增长差异的扩大就否定、限制人口的迁移?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人口的迁移除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经济因素外，还应该有其他的很多社会、文化的因素，而地区差距的缩小除了从经济增长差距上缩小之外，也应当体现在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上的缩小，因此，应该将地区差距的缩小纳入整个社会体系的系统工程建设工作中去，我们认为，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制度，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工作能够比单纯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更好地引导人口合理迁移。从长远来看，人口的理性迁移将肯定可以真正有效地缩小地区差距，而这种缩小将是包括经济差距缩小在内的全面的缩小。
    而且，中国的地区差距缩小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中的要素流动来解决，由于中国整体Theil指数所反映的地区差距主要有四个来源，即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西北部地区内部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的地区差距，本文的计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在中国整体地区差距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分别由1978年的68.46％和21.66％，到1993年的52.73％和39.42％，再到2008年的47.65％和43.68％，有一种趋势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所占比重呈逐年下滑趋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所占比重却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中国整体地区差距的特征正在由区域内的差距主导模式逐渐演变为区域间的差距主导模式，也就是说，按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的三大地带间的差距扩大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逐渐成为中国整体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来源，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应该是致力于缩小目前正在逐步扩大的三大地带间的增长差距。
    注释：
    ①中国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份；中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份；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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