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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词：收入流动，收入分配，公平，包容性增长
一、引言
新的“包容性增长”发展理念强调在追求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和民生，其核心是倡导机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确保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达9.8%；然而，同期我国基尼系数也从0.28升至0.5以上，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水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不利因素（Ravallion&Chen，2004）。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08年的45.7%，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日益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来源，研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见图1）的成因已成为思考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重点与难点。
早期文献在研究收入差距问题时，通常以特定年份家庭或个人的收入为基础来测度收入差距，这种静态测度法可能适用于运行相对平稳的成熟经济，但用于高速发展和变化的新兴经济体却很可能导出片面结论（Hertz，2006）。设想一个最简单的二人经济体（A，B），A、B两人第一年的收入组合为（1，0），第二年为（0，1），单看每一年，该经济体的收入分配都是不平等的，但是，经济体的持久收入分配却相对公平，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收入的跨期流动（Jarvis&Jenkins，1998）。最早论及收入流动的是Schumpeter（1955）的“宾馆模型”，根据这一理论，收入分配就像人住宾馆，不同的收入水平代表不同档次的房间，因个人获得收入的变化所导致的人员人住的房间档次发生的变化就是收入流动。由于公平意味着“有足够的从贫到富的机会”（Sawhill，2000），而收入流动正好体现了这种机会上的均等，不仅能带来希望、减轻基期收入不平等引起的痛苦（Stokey，1998；Benabou et al，2001），还有利于缓解长期收入不平等、促进实现公平（Friedman，1962；Shorrocks，1978；King，1983；Atkinson et al，1992；Jarvis&Jenkins，1998）。因此，为克服原来静态测度法的不足，学者们改用动态化的测度方法，从收入的跨期流动角度试图更全面地考察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变动。
国外有关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已积累了很多。Huber（1998）发现收入分配存在“马太效应”，基期处于低收入阶层的群体，下期更可能继续处于较低阶层，反之亦然；因此，基期收入位置与收入流动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Carter&Barrett（2004）根据“贫困陷阱理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与“马太效应”相对的是Galton（1889）的“中心聚敛”理论，认为收入分布有向其均值集中的趋势。Zimmerman（1992）和Solon（1992）发现收入流动呈现出这种向中心聚敛的特征，基期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群体有向下流动的趋势，而低于平均水平的则趋于向上流动；从而，基期收入位置对收入流动的效应显著为负。Trzeinski&Randolph（1991）利用马来西亚数据主要研究教育与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这种效应为正，教育有利于提高个人长期收入在人群中的相对位置；Fields（2003）通过分析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数据却发现教育的效应不显著，他认为人力资本对收入流动的影响较低很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限制了个人的职业流动，导致获得有高生产率要求的高收入工作机会的减少，从而阻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限制了收入的流动。
国内现有的研究收入流动问题的文献基本以描述性质为主（王海港，2005；尹恒等，2006；胡棋智和王朝明，2009；杨新铭，2009；罗楚亮，2009）或针对农村居民尝试建立计量模型来解释收入流动及其变化（章奇等，2007；孙文凯等，2007）。在描述性的文献中，多数研究发现性别、教育水平、行业和职业层级特征和地区差异与收入流动之间有正向关联（尹恒等，2006；杨新铭，2009；王洪亮，2009；罗楚亮，2009），但未对关联度的强弱做进一步的估计。一些研究还发现居民整体的收入流动性在逐渐下降，城镇居民的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表明收入分配的变动整体趋缓，不同收入阶层出现固化态势（王海港，2005；杨新铭，2009；罗楚亮，2009）。在分析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章奇等（2007）运用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地转包和职业非农化、党员身份、家庭抚养比的下降以及杂费负担的减轻与收入流动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孙文凯等（2007）发现教育水平高和有外出打工经历对收入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现有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对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流动主要因素的作用机制给予更进一步的说明。在我国城镇地区，收入分配到底是朝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格局演化呢，还是朝着“共同富裕”的格局演化？垄断国企和管理职位到底有没有妨碍收入分配公平的实现？本文试图用从1989年到2006年的中国微观层面面板数据解释这些问题，对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流动及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Nutrition Survey，CHNS）数据是1989年至2009年的微观层面面板数据。同已有的研究相比，使用面板数据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同时考虑各地区之间所考察变量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变化给收入流动带来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利用有序Logit模型的方法估计社会和经济环境对收入流动及分配状况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个人期初的收入阶层越低、家庭规模越小、家庭财产越多、所在单位如果是国有企业、从事的如果是管理性的工作、户籍所在地如果属于东部，越有利于实现其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由于所在单位如果是国有企业对越底层的人们作用越大，因而它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家庭财产越多、从事的如果是管理性的工作、户籍所在地如果属于东部则可能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取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它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联合实施。该调查迄今为止已进行并整理完成了8次，共涉及东、中、西部9个省及自治区。由于采取的是追踪调查，所以该数据为面板数据（Panel Data）。调查采用多段随机抽样方法（Multistage，Random Cluster Sampling），在抽样时兼顾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程度和公共资源的丰裕程度，除了随机选取每个省的主要城市和较低收入的城市外，还在每个省依据收入分层和一定的权重随机抽取4个县。每个县抽取城关镇，并按收入分层抽取该县3个村落，每个村20户。
参照相关文献的通行做法，本文在数据选取上采用如下几点标准：扣除农村户口居民，只保留城镇户口居民样本；扣除年龄不在16～60岁的样本，以便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劳动力这一群体；扣除无报酬的家庭帮工、丧失劳动能力者、离退休人员以及离退休再就业人员、在校学生和待升学者、待业人员和待分配者，保持与同类研究的一致；样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婚姻状态、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存在数据缺失的将不予保留。
收入阶层变动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用于刻画收入流动，其测算分为三个步骤：
1.标记收入阶层变动测度的起讫时点。7次调查共有6段间隔，分别是：1989-1991年、1991-1993年、1993-1997年、1997-2000年、2000-2004年、2004-2006年和2006-2009年。
2.对于每段间隔，筛选出所有在该间隔起讫时点均受过调查的样本，对样本中的每个个体，分别对其期初时和期末时所处的收入阶层进行测定。具体的测定方法是将该时点所有被调查的城镇居民样本按照个人实际总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后等比例分为十组，分在最低10%收入水平一组的个人，其收入阶层取值为1，分在第二低的10%收入水平一组的取值为2，依次类推。其中，个人实际总收入是由个人名义加总收入数据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算得的。
3.利用所算得的样本收入阶层测定数据信息，将样本中每个个体从期初到期末收入阶层的变动方向定义为收入阶层变动（mobi），并对其进行赋值。个体从期初到期末收入阶层下降的赋值为0，代表个体在该间隔期内经历了相对收入的向下流动；从期初到期末个体收入阶层未改变的赋值为1，代表个体在该间隔期内相对收入未发生流动；个体从期初到期末收入阶层上升的赋值为2，代表个体在该间隔期内经历了相对收入的向上流动。
个人的初始收入状况、职业类型、单位所有制属性，家庭和地区特征等因素可能影响其收入流动（Trzcinski&Randolph，1991；Zimmerman，1992；Solon，1992；Huber，1998；Fields，2003），相关的主要解释变量说明如下：
初始收入状况变量：期初收入阶层，记为baserank，表示个人在某段间隔的起始时点所在的收入阶层，其测定原理与因变量一致，将该起始时点所有被调查的城镇居民样本按照个人实际总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后等比例分为十组，在最低10%收入水平组的所有个人的期初收入阶层取值为1，在第二低的10%收入水平组的取值为2，依次类推。以1989-1991这段间隔为例，被调查样本在1989时处在最高10%收入水平组，则该样本的期初收入阶层取值为10。
劳动力市场变量：第一类指标为职业类型。根据工作性质的相似性，参照李弘毅和童星（2007）等人的做法，我们将CHNS问卷中的职业归类为体力劳动人员、一般办事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四种类型，依次记为jobtypel、jobtype2、jobtype3、jobtype4。体力劳动人员类型包括农民、渔民、猎人、非技术工人或非熟练工人、司机、服务行业人员等职业，一般办事人员类型包括办事人员、士兵与警察等职业，技术人员类型包括高级专业和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等职业，管理人员类型包括管理者、行政官员、经理、军官与警官等职业。
第二类指标为职业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收入流动的重要制约因素。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两大组成部分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层区隔和职业流动的减弱。为考察职业流动，本文参照郭丛斌（2004）等人的做法，将一般办事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归人首届劳动力市场职业类型，将体力劳动人员归入次属劳动力市场职业类型，职业流动此时也相应有一直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从首属劳动力市场转入次属劳动力市场、从次属劳动力市场转向首属劳动力市场和一直处于首属劳动力市场四种情形，分别记为jobswitchl、jobswitch2、jobswitch3、jobswitch4。
单位所有制特征变量：第一类指标为国有单位，记为soe，它是代表所有制类型的哑变量，当是国有时取值为1。第二类指标为跨所有制的就业流动，用来刻画个人在不同所有制属性单位之间的就业流动，一共有四种情形：一直在非国有单位、从国有单位跳至非国有单位、从非国有单位跳至国有单位以及一直在国有单位，分别用ownershiptransitl、ownershiptransit2、ownershiptransit3、ownershiptransit4表示。
地区变量：东部，记为eastern，是反映个人所在地区的哑变量，当属于东部地区时取值为1。
此外，还控制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统计特征及家庭财产、家庭规模等家庭背景特征，其指标依次为男性、年龄、受教育年数、家用电器及交通工具加总价值和家庭成员数，分别记为male、age、schooling、asset、familysize。最终用于回归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图2给出了按照收入高低排序后等分为十组的中国城镇居民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概率的逐期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收入水平在最低10%这一组（图2中R1）的城镇居民，其收入阶层呈现出上升可能性持续增大的趋势，2000年后上升可能性有所降低；而收入水平在最高10%那一组（图2中R10）的城镇居民继续维持在最高阶层的可能性大致在不断增大。
图3给出了这十组居民收入阶层向下流动概率的逐期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到，收入水平在最高10%那一组人（R10）向下流动的概率在1993到1997年期间达到峰值后，一直趋于下降；收入水平紧随其后的两组人（R9和R8）向下流动的概率，则在1991到1993年期间即达到峰值，之后很快下降并维持在低位，表明高收入阶层人们的经济地位很难下降，稳定性强。
本文还使用转换矩阵方法计算了反映我国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流动程度的惯性率和平均移动率指标在各期的数值，如表2所示。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流动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993到1997年期间，居民整体收入流动的活跃程度还在延续此前两个期间的升势，但是，自进入1997至2000年时期后，居民整体的收入流动呈现活跃度下降的粘滞化趋势。
三、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有序响应（Ordered Logit）模型方法对下述方程进行估计：
其中，mobii代表个体i从某一间隔期的期初到期末的收入阶层变动，Xi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i期初时的性别、受教育年数、家庭规模、家庭财产、间隔期和地区哑变量（族）等，Zi为一组核心变量，包含个体期初的收入阶层、职业类型或期初到期末的职业流动、期初所在单位的所有制特征或本期跨所有制就业流动等。
在（1）式基础上，通过引入一组交叉Γ项得到（2）式，对影响个人收入阶层变动的主要因素的效应特征和作用机理做进一步的考察。
其中，通过在回归中引人间隔期哑变量族与（前定变量）期初收入阶层和地区哑变量的交叉项，所得估计结果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个人期初的收入阶层及其所属地区对收入流动的效应随时间的演化特征；而引入期初收入阶层与（前定变量）期初职业类型和所在单位的所有制特征变量的交叉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的职业类型和所在单位的所有制特征影响收入流动的机制在不同阶层间的差异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同作用效果。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3列出的是基本有序响应回归模型（1）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
第一，各栏结果均显示，收入向上流动与期初收入阶层显著负相关。即，高收入阶层更可能向下流动，而低收入阶层更易发生向上流动，反映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收入流动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属性。
第二，收入向上流动与两种指标表示的管理人员虚拟变量之间都显著正相关（参见表3中的（1）、（2）两栏），表明管理者身份有利于实现个人收入阶层的提升。另外，在（3）栏和（6）栏中，从次属劳动力市场转入首属劳动力市场，即由非正规就业转为正规就业，或者一直在首属劳动力市场，属于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其收入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而且一直在首属劳动力市场的效应要比转入该市场的效应更大。
第三，单位所有制是国有性质的劳动者，其收入更可能向上流动，如表3（1）-（3）栏回归所示。不仅如此，从非国有单位转入国有单位工作，或一直在国有单位工作，其收入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并且，转入国有单位工作的效应比一直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效应更大，这可以从（4）-（6）栏结果看出。
第四，以中西部地区为参照，户籍所在地属于东部地区的劳动者，其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第五，家庭财产越多、规模越小，其家庭成员的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另外，受教育年数长的个人，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男性比女性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二）期初收入阶层和所属地区效应的时间趋势
上一节报告的是有序响应回归模型（1）的估计结果。本节，我们将考察引入间隔期哑变量族和期初收入阶层的交叉项以及该变量族与地区哑变量的交叉项后的结果，以进一步考察期初收入阶层及所属地区对收入流动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的结果看，前一节基本回归结果中报告的主要变量仍然显著，显示结果相对稳健。间隔期交叉项效应结果呈如下特征：在2000年前各期，期初阶层较低的个人收入向上流动的效应不断增强，从而有助于延缓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进入2000年后，该效应仍然存在但作用变小，2004年发生逆转，期初收入阶层与收入流动的相关系数变为正值，但不显著，个人期初的收入阶层越低，越难向上流动，收入阶层呈固化态势。
地区交叉项效应结果基本为正，而且，除1993-1997年和2000-2004年两个间隔期外，基本不显著。这表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地区差异在决定个人收入地位中所起的作用在逐渐减弱。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有着较强的溢出效应，并为中西部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劳动者的跨地区就业延缓了收入差距的扩大。1993-1997年间隔期时的交叉项显著为正，反映该时期东部居民相对中西部存在收入的向上流动，这很可能是由于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东部地区鼓励引导居民“下海”经商等一系列市场化尝试所导致的。2000-2004年间隔期时的交叉项同样显著为正，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000年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开，造成东部地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与中西部居民的差距逐渐扩大。
（三）所有制效应作用机制的分析
为了深入考察在国有单位工作对不同阶层个人收入向上流动的效应差异，我们采用了两种不同方法。首先，引入期初收入阶层与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交叉项，以及期初收入阶层与跨所有制就业流动的交叉项，对所有制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初步的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
表5中第（1）栏显示，收入向上流动与在国有单位工作显著正相关，国有单位更可能实现个人收入的向上流动。期初收入阶层的效应为负，越底层的人的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二者的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显著，表明对越底层的人们而言，国有单位促成个人收入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在第（2）栏中，以一直在非国有单位工作与期初收入阶层的交叉项为参照，一直在国有单位工作与期初收入阶层的交叉项对收入向上流动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这表明，阶层相对较低的个人一直在国有单位工作，更易发生向上收入流动。从非国有单位转入国有单位与期初收入阶层的交叉项的效应与此类似，也与收入向上流动显著负相关，而且其效应相对一直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交叉项来说更大一些。（2）栏的结果很可能是由国有单位内部的工资决定机制所导致的，国有单位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全遵循市场机制，一般实行较平均的工资率，再加上较好的福利和规范化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
另外，我们还采用将不同的十个收入阶层分别回归的方法来进一步考察所有制的效应，结果见表6。
表6结果表明，国有单位对于提升较低阶层居民的收入地位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由于分开回归后，样本的数量过少，其他变量的结果大多不太显著，但其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在各收入阶层的差异，与表3和表5中结果所表明的含义基本一致。而且，由于家庭规模越小、财产越多，从事的如果是管理性的工作，户籍所在地如果属于东部的个人期初收入阶层相对较高，因此，虽然还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这些对个人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可能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期，我国城镇地区收入分配的格局总体上在朝着“共同富裕”方向演化，但这种态势进入2000年后逐渐转弱直至在2004出现逆转，意味着城镇居民的收入阶层开始呈现分化迹象。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规模越小、财产越多，在国有单位工作，从事的如果是管理性的工作，户籍所在地如果属于东部，越有利于实现其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其中，在国有单位工作对越底层的人们作用越大，因而它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家庭规模越小、财产越多，从事的如果是管理性的工作，户籍所在地如果属于东部等因素可能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文章结论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未来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需要以国有单位各项社会制度为模本面向全社会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薪酬和福利保障制度，打破限制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类型和不同正规化程度的工作之间存在的各种体制障碍，实现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加大对技术人员的薪酬激励体系改革，吸引更多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个体选择进入技术岗位，壮大塌陷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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