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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具体分析了城乡居民在消费规模、消费环境、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等消费差异的表现，根据1995-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固定投资与消费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社会固定投资的“城市偏好”倾向、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变迁和政府消费支出的过快增长对我国城乡消费差异具有显著影响。最终提出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转变政府主导投资驱动模式、推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和构建“市民-农民工-农民”的消费引导机制以弥合城乡消费差异等政策主张。
关键词：消费差异，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以农补工、以乡保城”的发展模式，为我国奠定工业基础的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减小。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2年的36.8%，消费率的持续下降使我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投资和出口。在当前国际经济整体不景气和国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的背景下，这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同时，城乡消费的断层给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贫富差距带来很大挑战。1998年，我国政府首次提出“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但近十多年来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更倾向于增加政府投资，刺激消费需求政策的低效促使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而在影响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中，更多的学者意识到，只有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才能快速提升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完成消费结构的升级，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对城乡消费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差异原因和对策建议四个方面。臧旭恒（1994）在构建分期的、分城乡的中国消费函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城镇居民消费比较敏感，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很大，而农村居民消费则体现为短视、单调和预算约束大等特征；杨小凯（1994）的研究表明，城乡消费差距根源于城市和农村产业的劳动分工不同，而这种劳动分工的差别则受制于不同的交易效率；严先傅（2003）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消费具有持币购买、观望消费和随用随买等理性消费行为特征，而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明显的后顾意识和求同的从众行为以及盲目的攀比心理等，他提出应细分不同消费群体，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高觉民（2005）将城乡居民消费的二元结构归因于传统宗法体系对农民消费观念的惰性形成和中国“以农补工、以乡保城”的制度化模式，因此必须构建包括协调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分配制度、财政体制及政府运行体制在内的一组“制度安排”；赵志坚、胡小娟（2007）主要关注城乡消费结构差异这一研究领域，他们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关注农民工群体消费这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研究具有极大的趋同性，即数据来源趋同、解释因素趋同、分析方式趋同、策略建议趋同。如消费数据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数据；从农民收入的变动分析农民消费行为的变化是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范式；对于城乡消费差异的原因很多归结为收入因素，而对政府的政策因素、城乡人口的历史变迁以及农民工消费群体的快速扩大研究甚少。鉴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在对城乡消费差异存在的客观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从政府的政策引导、城乡人口规模的历史变迁、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农民工消费等视角探索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表现
1、消费规模
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首先表现为城乡居民两大消费主体在消费规模方面的差距，通过对《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1年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1952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规模达到298亿元，2011年则增加到37395亿元，59年间增加了124.48倍；同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规模是则由1952年的136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27551亿元，增幅达到936.88倍，城镇居民消费规模增速达到了农村居民消费规模增建的7.56倍。因此，自1990年城镇居民消费规模超过农村居民后，城乡居民消费规模差距就快速拉大（如图1所示）。
2、消费水平
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来看，1952～1978年，除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外，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例一直低于3，大多数年份在2.5的水平；从1991-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在1995、2003和2004年三个年度达到3.8的峰值，近年来一直在3.6～3.7之间徘徊；2011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该年农村居民5221元的消费水平仍低于1995年城镇居民5620元的消费水平，所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落后于城镇居民16年。我国居民1952～2011年消费水平如表1所示。
3、消费结构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从图2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0多年来的变化规律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是57.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是67.7%，两者差距是10.2个百分点，两者分别处于温饱和贫穷阶段；2011年两者的数据分别下降到36.3%和40.4%，差距缩小到4.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处于相对富裕阶段，而农村居民则处于小康阶段。但是，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仅仅相对于城镇居民2000年的水平，所以，从消费支出结构来看，食品支出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比例依然较高，与城镇居民相比，基本上有10年的差距。
4、消费环境
城乡消费差距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两者消费环境的差异，城乡居民消费的基础环境存在巨大差别（如表2所示），而且这种差别在短期内难以改变。2010年，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固定投资是农村居民的7.58倍，拥有的卫生人员是农村居民的6.52倍，用电量是农村居民的4.58倍，而城镇居民拥有的道路里程、汽车数量、用水普及率和燃气普及率方面，都与农村居民存在巨大差距，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特征。在社会服务方面，城镇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方面都占据明显优势，这些都为其消费提供极其便利的条件，而农村居民与之相比，电力基础设施陈旧或不足，农村用电不稳定且费用较高，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自来水设备缺乏或供水保证度较低，卫生状况差。
5、消费行为
受几千年来短缺经济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养成了“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因此，其消费行为具有天生的节约倾向。城镇居民则由于其收入的稳定性和较完善的医疗社会保障，形成了“持币待购、随用随买”的较为理性的消费习惯，这和农民的季节性消费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再加上城市具备较为发达的金融系统和银行体系，城市居民消费可以利用金融系统实现超前消费，尤其是在买房、购车等大宗商品交易方面；城镇居民由于对消费产品渠道的多元化选择以及售后服务和投诉机制的完善性，其消费行为更多地体现为个性消费，而非农村居民的从众消费、盲目攀比的消费特征。
三、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实证研究
1、研究思路
首先构建回归模型，以我国城乡居民1995-2010年间的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收入数据和固定投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SL）进行回归，分别估计出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模型的参数值。然后利用EVIEWS软件的相关功能对模型的参数进行经济意义检验、统计学检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最后对估计的城乡居民的消费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有关建议。
2、变量和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要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政府政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需要构建三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反映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指标，本文选取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差额数据，用Y来表示，其优点是可以直接通过统计数据计算得到，具有唯一性，具体通过城乡各自的总体消费规模除以城乡总人口，从而得到城乡人均消费差距；二是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统计年鉴有对应口径的数据，直接使用城乡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差额即可，用X1来表示；三是反映政府政策的影响指标，选择使用政府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额这个数据，用X2来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能很好的体现政府对农村和城镇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引导，考虑到我国统计年鉴自1995年以来开始分城镇和农村统计固定生产投资数据，所以，选用1995-2010年总共16年的样本数据。有关以上三个指标的相关数据如表3所示，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年相关数据，其他数据根据原始数据计算而得。
3、构建模型
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消费模型：
其中，C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α为人均基本消费需求；Y为居民人均年收入。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Y＝C1-C2来表示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差距；X1表示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X2则表示城乡居民人均的固定投资水平差距。考虑到异方差性，我们对模型（1）同时求自然对数则可以得到：
4、实证检验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0年共计16年的相关数据，其中，人均消费和规定投资使用当年总量除以城乡人口规模，最后求得各自差额而得。以城乡人均消费指数为自变量，以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和固定投资差距为因变量，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回归方程存在二阶自相关性。为了消除自相关，进一步运用广义差分法进行回归，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R2＝0.9984 F＝1381.35 DW＝2.0514
从方程（3）不难看出，经过广义差分法后，du<DW<4-du，不存在自相关性；从R2和F看，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变量之间线性相关显著；T值也通过检验。从X1的系数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每增加1%，则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差距则增加0.42%；从X2的系数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人均固定投资差距每增加1%，则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增加0.19%，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固定投资差距越大，则其消费差距就越大。
四、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与消费差距的变化轨迹类似，城乡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变小，进入90年代以后逐步拉大，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58（农村居民收入为1，下同），随着我国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政策的实施，1985年下降到1.86，随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快速拉开，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超过3倍以上，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达到农村居民收入的3.33倍的历史最高值，近几年差距虽有所缩小，但始终在3倍以上（如图3所示）。因此，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必然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造成直接影响。
2、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
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实施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1）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投资、轻消费”导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不同，我国主要是通过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可以将我国消费率的变化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92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60%以上，并在1962年达到89.6%的峰值；第二阶段：1993～2006年，消费率开始在50%～60%徘徊，2000年以后消费率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第三阶段：2007年至今，2007年消费率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并且在2010年（如表4所示），我国资本形成率首次超过最终消费率。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投资、轻消费”导向势必会对居民消费造成影响。
（2）社会固定投资的“重城镇、轻农村”倾向。在我国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资本投资给城镇还是农村就会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到居民消费，鉴于相关数据分析口径的不统一以及统计数据的获得性，本文通过对1995年以来全社会固定投资在城镇和农村中的分配比例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一直实施的“以农补工、以乡保城”制度化模式，直接导致城镇获得了社会固定投资的绝大多数，1990年城镇固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是72.25%，是农村固定投资的2倍以上，具有明显优势；2010年城镇固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86.81%，是农村固定投资的6.58倍（如图4所示）。正是由于我国政府社会固定投资的城市偏好倾向，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
3、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我国农村消费比例自1978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8.8%一直降到2011年的16.4%，与此相对应，城镇消费和政府消费规模持续增加。1990年和2000年，城镇居民和政府的消费规模相继超过农村居民。在1990年以前，政府消费支出比例一直在21%左右徘徊，但从1996年开始，政府消费规模持续增长，2011年其消费比例已增加到27.8%，超过农村消费12.1个百分点。通过表5不难发现，近年来政府消费支出快速增加，已对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4、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变迁
（1）农村人口比例显著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导致农村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新中国成立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农村人口比例达到89.36%，接近90%。1980年以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比例有所减少，但一直在80%以上。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1981年、1996年、2003年和2011年农村人口比例分别下降10个百分点，2011年，我国农村人口比例首次低于50%（如表6所示），与农村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相对应，农村居民在居民消费的比重由1978年的62.1%降到2011年的22.7%。因此，城乡居民消费规模差距的拉大与农村人口比例下降直接相关。
（2）农民工消费主体的快速壮大。农民工是我国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的产物，“农民”是其身份，“工”即城市的产业工人，代表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由200万人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000万人，在2004年首次突破1亿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3亿人（如图5所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亿人。
1.63亿规模的外出流动农民工对当前我国城乡消费差异影响明显，一方面，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虽然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只拿着微薄的薪水，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险和其他福利保障，由于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村居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直接影响了城乡消费差距；另一方面，我国由于户籍制度和高房价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很难突破，因此，农民工形成了“城市打工、回家置业”的消费模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的缩减生活消费支出，很多学者的研究显示，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仅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也明显小于农民居民，这就极大的压缩了农民工的消费潜力，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
五、对策建议
1、建立农村居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自1998年首次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开始，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问题，2006年取消农业税，2008年初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政府的初衷在于通过提升收入进而扩大农村消费，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但是，近年来城乡消费的差距依然在不断拉大，因此，如何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进而形成可持续增长的农民消费体制，就成为当前政府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一个长效的农民增收机制。
（1）增加农村生产资料补贴，降低家庭经营支出比例。家庭经营支出一般占到农村居民家庭开支的三分之一左右，近年来通货膨胀对农村生产资料费用的影响非常明显，包括化肥、农药、农用机械和农村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快速上升，最终导致农民生产资料支出比重的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应该加大对农村生产资料的补贴力度，并对农村生产资料的价格进行规制，最终达到减少家庭经营支出，增加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目的。
（2）支持农村金融信贷合理发展，减少农民消费的资金约束。城乡消费差距拉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农村金融系统的低效。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已进入到“购车、买房”较为高级的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拥有较为发达的金融系统，银行的普遍存在和金融机构的高效率是城市居民的提前消费成为可能；而农村地区无论是银行数量、服务水平还是放贷规模都与城市有很大差距，这就造成农村居民消费面临着资金预算约束，农村居民的资金来源除了依靠农村信用合作社借贷和亲朋好友接济外，就只有走民间高利贷一个途径，这给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应该探索农村金融的新形式。只有建立一个更为高效的农村金融系统，才能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投资提供更多空间。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收入的季节间隔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其对未来预期收入的不稳定性，而且由于医疗和养老保险体制在农村的欠缺，大部分农村家庭仍然停留在“养儿防老”的阶段，这种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消费规模和支出结构。虽然我国在近年来开始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构建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是，由于涉及范围的局限性以及农民缺乏参保和维权意识，最终导致其效果有限。构建一个能够惠及全体农民并且高效的医疗、养老保险体制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2、转变政府发展策略，推进城乡均衡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所缩小，但90年代以后又快速拉大，这与政府的城乡发展策略直接相关，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切实推进城乡均衡发展战略，具体而言，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应该做到“三个转变”。
（1）转变“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刺激内需政策的实施更倾向于扩大政府投资，因此，形成了典型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政府投资的持续扩大会带来通货膨胀、抑制民间投资、贫富差距拉大和流动性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居民消费则不然，通过城乡居民的消费按序、依次推动，可以使企业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使国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应该让消费率和投资率有一个更好的比例，只有政府转变经济依赖路径，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前城乡消费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
（2）转变政府投资的“城市偏好”倾向。要实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发展路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从短期的政策效果来看，需要调整社会固定投资方面的城乡比例。2010年，拥有6亿多农民和2亿多农民工的农村地区，仅获得了13.19%的固定投资。由于政府投资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这就导致城乡消费在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方面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固定投资力度，改变政府投资的“城市偏好”倾向。
（3）转变政府消费开支快速增长的趋势。从三大消费主体近年来的支出比例来看，农村消费和城镇消费比例的互换可以理解，毕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必然导致城镇居民消费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近年来政府消费比例快速增长，2000年突破25%以后，2011年占到27.8%的比例，如果这种趋势不加控制，政府消费有增加到30%的可能，这对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造成较强的挤出效应。因此，必须适当控制政府消费的过快增长。
3、构建“市民-农民工-农民”的消费引导机制，弥合城乡消费差异
（1）以农民工为载体，弥合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表现为典型的二元性，一方面，受到传统农村消费观念的影响，具有天然的节约倾向；另一方面，也受到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城镇居民对农民工，继而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示范作用，逐步改变农村居民较为落后的消费观念。政府应该让农民工享有产业工人的工资待遇，并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其消费风险，同时还需要对农民工的消费进行合理的引导宣传，使农民工消费对农村居民产生较好的示范效应，最终改变农村居民落后的消费观念，弥合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行为差距。
（2）疏通农民工汇款渠道，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一方面，自1990年以来，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快速上升，农民工汇款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应该加大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其收入水平；同时，银行部门应建立农民工汇款绿色通道、增加农民工服务窗口、降低农民工汇款手续费用，为农民工汇款提供更好服务；另一方面，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步伐的加快，部分农民工利用打工获得的资金、技术和信息，开始返乡创业。但农民工创业面临着项目单一、扶持政策不足和缺乏发展后劲等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加强创业技能培训、解决创业资金和建立农民工创业园等方面，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政策支撑。
（3）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从根源上消除城乡消费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显示，随着城镇化率超过90%，城乡居民间的消费差异得以最终消除。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使农民工真正转变为城市居民，就成为消除城乡消费差异的长期发展方向。所以，政府应该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医疗社保体系，并明确户籍改革方向，让农民工有序转化为城市居民，逐步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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