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合意结构和我国生产率增长来源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动态前沿生产面的非参数方法获取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依据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发展耦合于蕴涵前沿技术的机器设备投资过程逻辑，以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工器具投资表征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检验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及其匹配结构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技术效率实现与否内嵌于经济环境，受制于行业利润率及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匹配程度。行业整体合意技术结构效应不明显，而以利润率和国有化程度分组发现，高国有化行业和高利润率行业存在合意技术结构。
关键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合意结构/生产率增长来源作者简介：王林辉，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董直庆，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引言
    技术进步通常以提高要素生产率和配置效率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也是现代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学术界已形成广泛共识，若依据国民经济产出核算方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相关文献通常将生产率无法被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部分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并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估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Felipe(1999)认为，体现外生中性技术进步特性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有效涵盖所有类型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往往采取中性即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假定，使用中性技术进步假定认为技术与资本积累相独立，进而无法有效捕获新增机器设备投资过程中的资本质量变化。
    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欧美国家经济高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却不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原因和生产率增长的真实来源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又以物化形态即资本体现式(Embodied)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为重点(Howitt和Aghion，1998；Greenwood等，2000；Kogan，2004)。Cummins和Violante(2002)发现1993年后美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且主要集中于软件设备业，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5%～10%，充分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技术进步无法反映现代经济迅猛发展原因，以及与资本相融合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作用。Gordon(2000、2002)、Sakellaris和Wilson(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逐年增加，可以有效解释生产率的增长和资本贡献率的变化。也就是说，传统研究依据索洛剩余法度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为中性技术进步，不能解释经济增长质量的全部。同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事实表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而传统研究过于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究其原因，可能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理论相对成熟，在经验研究中指标设计和计量分析更容易。为此，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对技术进步研究过程中较长时间内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直到现代技术进步形态的巨大变化，为了充分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新现象，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设备投资中与资本相融合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得到重视(Gordon，1990)。当前，资本体现式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经验研究的困难在于，如何有效识别并剥离耦合于机器设备投资过程中以改变资本质量为特征的体现式技术进步。
    与此同时，针对生产率增长来源问题的大量研究更多集中于要素视角，没有重视要素结构变化可能对经济增长效率存在的影响，往往将地区人均收入非收敛性仅仅归结于要素禀赋的作用，也就是通过技术进步等要素层面解释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率增长差距(Jorgenson，2003)。毫无疑问，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可能使用不同技术，发展中国家若要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并缩小人均收入差距，更应充分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但是，若仅仅依据技术进步及要素禀赋层面就可以解释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全部，那么伴随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增强以及经济全球化，地区间技术合作频繁及技术跨区快速流动，现在应该可观察到的现象是，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将日益缩小。事实上，20世纪中叶之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却表明，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并通过发展比较优势缩小经济差距，不仅并未出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奇迹，直至今日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增长收敛现象也不明显，人均收入差距不仅存在而且还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一些文献可能将地区增长非收敛性归结于技术转移障碍(Parente和Prescott，1994)。Acemoglu和Zilibotti(2001)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不同地区即使拥有同类技术并且地区间技术转移无障碍，经济环境和技术进步运行条件的差异，也会导致技术进步在不同地区无法发挥同等效率。为此，仅局限于技术水平或技术进步类型的要素层面研究，还无法有效解释地区间人均收入和技术进步差距。可能正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不匹配，才是地区人均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因此，判断何种技术才是适宜性技术进步，如何确定技术比例和要素结构才是决定经济收敛性问题的关键。
    纵观当前国内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中性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测度，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技术进步与资源禀赋匹配性及技术合意结构方面的系统性成果，更是几乎无人涉及资本体现式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问题，这对于主要依赖机器设备进口方式提升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技术结构对经济产出效率的影响可能更大。对于处于转轨经济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仍处于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经济的主导产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问题就更应考察资本体现式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以及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技术结构效率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的研究意义可能更显著。为此，本文将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检验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及其匹配结构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相关研究将有助于我国经济依据行业的资源禀赋特征，选择与其他要素发展相适应的技术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本文的创新性工作在于：第一，结合当今世界技术进步变化的新趋势，利用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与设备投资相融合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作用。第二，从行业视角考察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特别是技术进步与市场结构、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匹配性。第三，测算技术合意结构的存在性及行业差异。
    一、理论分析和命题设定
    一般地，技术进步可分为资本体现式(Embodied)和非体现式(Disembodied)技术进步两类，技术进步对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作用通常表现出两种形态。一是无偏性，即Hicks中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比例提高所有要素生产率，保持既定要素投入下生产出更多数量或种类的新产品。中性技术进步又称外生技术进步，在生产函数上表现为生产可能性前沿的向外扩张。一般地，若假定经济体只存在资本K和劳动L两类要素，拥有Hicks中性技术进步A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中性技术进步对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表现为新知识、新思想、新工艺、新方法或新要素组合形式，或借助于专利技术、专利制度、研发投入、知识积累或技术创新方式影响资本和劳动质量，改变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其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二是融合于机器设备投资过程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转移、新技术引进和技术应用更多借助于物质资本投资来实现，即主要以新产品、新设备和新软件方式改变资本质量而提高经济产出。当然，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新技术应用也需要借助于人力资本。一旦技术进步与资本及劳动要素耦合发展并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作用就表现出有偏性特征。也就是技术进步通常无法同比例地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经验研究证实，中性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都是技术的主要表现形态，不同类型技术进步正是以不同形式与生产要素结合才实现经济发展。以索洛剩余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只代表无偏中性技术进步，进而无法涵盖技术进步全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现实表明，现代技术进步更多以与资本耦合方式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规模发展，软件及设备业投资迅猛增长，技术进步更是快速呈现出物化性趋势。我国经济发展也呈现类似的特征，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和先进设备的引进，技术进步路径也发生变化，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渐显著。由于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内在共生发展，资本和劳动组合变化也能够反映技术进步类型。在经验研究过程中，多数文献以资本—劳动比表征技术进步变化，在此以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的作用特征。依据表1我国制造业分行业资本—劳动比数据可知，在不同年份不同行业资本—劳动比并非不变，而是呈现出动态变化趋势。资本—劳动比快速增长现象证实，我国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趋势明显，也印证了现代技术进步可能更多表现出物化形态。
     
    命题1技术进步并非以完全独立中性形态出现，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表现出蕴含于机器设备资本的投资过程中，与新增资本品耦合发展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
    同时，依据中国制造业分行业资本-劳动比变化数据(见图1)，不难发现，低技术行业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特征，其资本劳动比最低。中技术行业往往表现为资本密集型特征，其资本劳动比例相对最高。而高技术行业通常表现为技术密集型，其资本劳动比低于中技术行业但也高于低技术行业，即要素密集度与技术水平呈现一致性。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需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进步类型，经济生产才能发挥最优效率。要素耦合发展现象表明，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作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呈现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共生特性，其作用机制为：t期的要素禀赋影响t期的技术进步及技术结构，而t期的技术进步决定t期的要素生产率，也正是t期技术结构及要素生产率改变了t+1期的要素禀赋、要素投入结构，进而决定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用流程表示为：t期要素禀赋→t期技术进步及技术结构→t期要素生产率→t+1期要素禀赋及要素投入结构。
     
    图1按技术分类的行业资本—劳动比率变化趋势
    姚战琪(2009)发现，由于资本和劳动在不同行业间配比不合理，我国工业部门和经济总体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低，其中低水平的要素再配置效应可能正是源于工业内部要素配置不均衡。或者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一定要引进发达国家的最新前沿技术，由于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选择中间技术更易于技术吸收与扩散。技术进步与资源禀赋结构具有明显的依赖关系，能够提升一个地区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应用于另一个地区并非一定能够实现效率，即技术进步与资源禀赋的匹配程度成为技术效率发挥的关键。林毅夫等(2006)以中间产品种类扩大代表技术变迁方式，在Acemoglu和Zilibotti(2001)的2×2模型，即两个国家和两类劳动模型的基础上，以数理方式检验了“南北国家”适宜性技术进步问题。认为，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低技能产品种类满足，其中H、L、Z表示高技能、低技能及其比率；s和n表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此时发展中国家存在适宜性技术结构(Krusell等，2000)。也就是说，一国适宜性技术并非一定是先进技术，而是以与使用地的要素禀赋相匹配的技术才是最优的。诸如发达国家主要依靠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则依赖技术及设备引进方式实现产品产业结构升级。那么，源于发达国家且与其资本和劳动禀赋相适应并能够提升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沿技术，引入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由于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环境有效融合，而发挥其应有的效率。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日两国合作在日本和印度资柴油发动机项目，由于日本工人的人力资本质量和技能水平与美国相当，其企业柴油机的生产成本和质量很快就与美国持平。但由于印度工人无法短期内跟上项目所需的技能水平，印度柴油机质量一直很低而且其生产成本是美国的3.5～4.1倍(Acemoglu和Zilibotti，2001)。依此类推，若当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及要素结构不匹配，特别是资本和劳动者技能无法与其自身的技术水平相适应，不切实际的技术将可能无法实现经济发展，甚至会抑制经济增长。依据上述分析，可得命题2。
    命题2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及要素投入结构，技术进步与资本及劳动要素的协调程度决定技术效率，只有与要素禀赋相匹配的技术进步和技术结构才能充分发挥效率。
    当然，选择适宜性技术进步和技术结构，除应考察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规模和质量外，还应关注技术进步与政治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协调性。同时，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呈现动态变化特征，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可能一要素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该要素作用将逐渐减弱，另一要素取而代之并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诸如中国在转轨经济改革前由于意识形态和无效制度约束，资本和劳动所有者无法按照其要素投入和贡献获得报酬，资本和劳动所有者都无法得到有效激励，资本和有效劳动投入低且配置无效率问题突出。在既定环境下，资本和劳动投入能否有效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当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和城市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产出高增长的原因。而当伴随产权激励和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资本和劳动投入经历一段时间的大发展后，单纯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数量的增长对经济产出的作用开始减弱，市场结构和产权制度约束开始显现并逐渐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影响。若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制度发展较为完善时，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才成为生产率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根源(董直庆等，2007)。在不同的市场结构和产权制度环境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不同，与要素禀赋相匹配的技术进步也将随之变化，甚至同类技术在不同市场结构和产权制度环境中作用也会表现出差异性。诸如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由于融资能力和制度激励约束差异，其要素禀赋、投入结构和配置效率明显不同，技术引进模式、新技术应用方式和技术效率不同，其经济产出和生产率也就存在巨大差异。可以预测，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环境中，国有企业相对而言资本更雄厚、规模更大和政策优势更明显，更有能力大规模引进和吸收新技术和高素质人力资本，进而能够更有效地激励资本与技术融合实现技术创新，其技术进步的速度往往也就更快。初步检验结果发现，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行业具有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优势，技术水平也往往高于非国有企业。综合可知，一国经济的技术选择一般遵循比较优势策略，技术进步类型应与其要素禀赋相匹配，而且市场结构如垄断程度以及产权制度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明显，只有选择适宜性技术和要素禀赋相匹配的技术结构才能实现最大产出。为此，依据上述分析可得命题3。
    命题3生产要素投入、组合模式及配置效率以市场结构类型和产权制度环境为前提，不同的市场结构和产权制度环境，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不同，技术结构和技术效率也会存在差异。
    二、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来源
    为检验理论分析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对比不同类型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关系，本文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制造业。在已有的行业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研究文献中，工业产出指标通常选择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值。若将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投入要素包含资本和劳动。而将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则投入要素还要包括中间投入。由于我国统计数据的限制且中间投入数据不完整，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作为工业产出指标。在我们所研究的样本区间中，《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都没有统计2004年和2008年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其他统计数据库也没有这两个年份的分行业工业增加值数据。对于这两个年份的缺失数据，方法一是若能获取这两个年份的中间投入数据，利用工业总产值就可以推算出工业增加值。方法二是通过缺失数据年份的下一年份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数据进行反推，但这两个途径都因统计数据缺失而无法实现。为此，相关研究的处理方法是，陈勇和李小平(2006)利用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净产值线性关系取得工业增加值数据，其分析方法给我们一定的启发。类似地，我们绘制出分行业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的散点图，发现几乎所有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都成线性关系。为此，我们利用两者线性关系和工业总产值数据，比较准确获得了缺失年份的分行业工业增加值。为了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工业增加值进行价格指数平减。由于2002年及以后有细分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而2002年之前只有按工业大类划分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本文将2002年之前的分行业工业增加值数据先按大类归类后再进行价格指数平减。
    行业或部门固定资产存量估计涉及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净值两个概念，按照统计年鉴对固定资产净值和原值的概念定义，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是否考虑固定资产折旧。李京文等(1993)认为固定资产净值占其原值约60%～70%左右，如果使用固定资产原值进行生产率分析，忽略物质资本在生产使用过程中的有形和无形损耗，会将资本存量夸大30%以上。孙巍(2002)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工业行业生产率时，将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两个投入指标都引入模型衡量资本投入。涂正革和肖耿(2005)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率时，直接选择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资本投资指标。相对于固定资产净值而言，使用固定资产原值缺点明显，为此本文选择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存量。若直接应用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产净值进行分析，由于统计年鉴数据存在固定资产净值只是资产账面价值，没有考虑价格因素和重置成本的影响(朱钟棣和李小平，2005)。本文借鉴朱钟棣和李小平(2005)方法重新测算固定资产净值：
     
     
    由于采用传统生产函数方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率，往往只是代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很难包含与资本相融合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为此，本文采用基于动态前沿生产面的非参数方法计算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表2列出部分年份与基年(1993年)相比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表2显示，在2000年以前除了烟草制造业(C10)外，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递减特征。2000年开始28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生产率显示增长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3)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2008年各行业生产率显示，与基年相比，所有行业都呈现增长特征。生产率增长领先的两个行业分别是烟草和通信设备，但这两个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动力却有所不同，生产率分解数据显示，通信设备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于中性技术进步，而烟草行业生产率增长既来自于中性技术进步，也来自于非中性技术进步。
     
    在分析我国生产率增长来源时，姚战琪(2009)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业行业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工业行业研发投入迅速增加，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二是工业部门快速的资本深化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快于经济总体。我们认同这种观点，即影响行业生产率的技术进步，既包含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也包含与资本相融合的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主要是与设备投资相结合，生产设备应该能够直接反映企业或行业技术水平。因此，我们直接利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工器具投资表征体现式技术进步。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标，文献研究通常采用R&D研发经费支出、发明专利数以及从事研发的技术人员数指标。为保持实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我们选择分行业R&D经费支出作为非体现式技术进步。
    分行业R&D经费即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设备品投资(Ineqi)与生产率关系的散点图如图2和图3所示。散点图的回归直线反映在样本区间内R&D投资和设备品投资对生产率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前面分析表明，市场垄断或竞争程度和产权特征等因素影响技术效率进而影响生产率，为此我们还考虑这些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一般而言，行业利润率与行业的竞争程度直接相关，利润率越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而利润率越高，行业垄断程度越高。其中行业利润率指标选择该行业的利润与其销售收入的比值Profit来表示。而产权制度指标选择非国有企业在行业中的占比，一是非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与总销售收入比Prori1，二是非国有企业的从业人数在总从业人数中的占比Prori2。图4和图5分别是行业利润率、产权指标Prori1与生产率关系的散点图，数据显示，产权制度和市场结构对生产率都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但产权指标的斜率相对于其他3个指标的斜率平坦，可能暗示产权制度对生产率的作用较弱。同时在模型中我们还考虑行业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并将该行业资产总额占制造业资产总额的比例Scale作为生产率的解释变量。此外，我们还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匹配程度对生产率的影响，以验证我们提出的命题。人力资本结构选择行业中科技活动人员与非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HS表示。由于我们重点关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与人力资本的匹配性，因此使用Ineqi×HS的乘积项反映人力资本和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匹配效应。
     
    图2分行业R&D经费与生产率关系
     
    图3分行业设备品投资与生产率关系
     
    图4分行业利润率与生产率关系
     
    图5分行业产权与生产率关系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我们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关系，结果如表3中方程(1)和方程(2)所示，重点关注影响生产率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作用。我们发现，非体现式技术进步R&D投入在方程(1)和方程(2)中对生产率增长都发挥正向作用，并保持1%的显著性水平。体现式技术进步在两个方程中也都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方程(1)和方程(2)的差别在于产权制度指标选择不同，发现两个方程中的产权制度对生产率增长作用均为正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行业利润率指标Profit在两个方程中都显著，表明利润与生产率表现出同步增长趋势。而行业的规模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为负，这和高良谋等(2009)的观点相似，即并非规模越大其创新能力越强。当然，这与行业规模效应的阈值、产业链以及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有关。方程(1)和方程(2)的拟合优度高于0.7，反映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全部变量显著性的Wald检验也显示，方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进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选择的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回归模型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检验。
    方程(3)和方程(4)是经过自相关调整后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非体现式技术进步R&D投入指标在两个方程中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反映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设备工器具投资也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既源于体现式技术进步，也来源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发展，也正是二者共同作用促进生产率增长。行业利润率指标Profit在两个方程中都显著，表明利润与生产率同步增长特征，产权制度作用效应为正并保持5%的显著性水平，但行业规模效应对生产率增长作用仍然为负。反映模型全部变量显著性的F检验也显示，方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拟合优度在0.6以上，拟合效果较好。
    由于使用面板数据，行业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进一步采用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方法调节模型中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PCSE方法的结论更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方程(5)和方程(6)显示，R&D投入和设备工器具投资在两个方程中都1%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来自于自主研发，而与设备资本品相融合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也不容忽视。利润率变量在两个方程中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对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作用，意味高利润则生产率高增长。不过，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实际和市场结构特性，基本可以认定行业高利润率往往代表行业竞争程度低而垄断程度高，这就表示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生产率增长。产权制度变量Prori1在方程(5)中不显著，没有与生产率呈现出同向变化关系，但产权制度变量Prori2在方程(6)中在5%的水平上显著。反映规模效应的变量在两个方程中都显著，与前面估计的结果一致即与生产率增长成反向关系。方程(5)和方程(6)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764和0.757，满足面板数据对拟合程度的要求。同时，全部变量显著性的Wald检验也显示，方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方程(7)和方程(8)我们是在方程(5)和方程(6)的基础上加入了反映人力资本和体现式技术进步相匹配的指标Ineqi×HS，以分析要素匹配性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匹配指标Ineqi×HS对生产率增长起到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我们预期的结果相一致。同时匹配指标引入方程后，方程的拟合优度R[2]和F-统计量显示，拟合效果较好且方程整体显著。综合表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匹配与否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印证了技术效率的发挥有赖于要素之间是否匹配。而产权制度指标在方程(7)中为负向作用但不显著，在方程(8)中也不显著。结合方程(5)和方程(6)的结果可以看出，产权制度指标表示的市场化程度对行业生产率并未起正向作用，直接印证了产权指标与生产率的散点图斜率平坦特征。回归结果综合表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我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同时技术效率内嵌于经济环境中，受行业利润率以及技术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匹配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行业利润率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生产率增长，要素间匹配和协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技术效率的发挥。
    三、技术合意结构检验
    在生产率增长来源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我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既来自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也来自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那么，在我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资本体现式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是否存在合意配比即合意技术结构。如果存在，一国最优的技术结构必将内生于要素禀赋，只有与要素禀赋相匹配且能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技术变迁的技术结构，才能持续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效率。适宜性技术进步理论通常主要利用资本和劳动或技能与非技能劳动比例或高新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比例来表示技术进步的适宜性程度(林毅夫等，2006；Acemoglu和Zilibotti，2001；Basu和Weil，1998)。为考察技术结构与经济产出效率的关系，借鉴该类指标的设计方法，在此将技术结构定义为非体现式技术进步(netc)与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投入比例(etc)：
    TCS=netc/etc
    为了分析其在行业中的变化特征，将其标准化为：
     
    其中和etcp分别表示第i个行业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体现式技术进步、行业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均值和体现式技术进步均值。体现式技术进步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指标仍选择设备工器具投资和R&D投入。
    首先，利用核密度函数(Kernel Density)分析技术结构在行业中的分布，图6和图7分别描述了技术结构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08年行业中的分布特征。2003年的核密集函数显示，技术结构在行业中与正态分布相比，表现出非对称和右拖尾特征，峰值点出现在50左右，即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投入大约占体现式技术进步投入50%左右的行业最多。而2005年的技术结构非正态特征更明显，但向右即在100～150之间出现一个小突起，峰值点相对于2003年有所下降，表明行业中的非体现式技术有向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方向发展的趋势。图7显示，2006年和2008年的技术结构跨度更宽，行业中分布的方差更大，但2008年与2006年相比拖尾变小。2008年与2003年相比，峰值点下降，技术结构跨度变宽但拖尾变小，表明技术进步选择由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向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相对迁移，而技术结构在行业中的集中度略有提高。
     
    图62003年和2005年技术结构TCS在行业中的分布
     
    图72006年和2008年技术结构TCS在行业中的分布
     
    其次，考察行业技术结构与经济产出绩效的关系，被解释变量选择行业产出增加值，解释变量选择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和行业从业人数。其中行业产出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经过相应价格指数平减，同时在模型中我们增加TCS和TCS的二次项作为解释变量，如果TCS与产出增加值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表明该技术结构有利于产出增长，如果其二次项为显著负相关，表明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技术合意结构以实现产出最优。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方程(1)显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方程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方程(2)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资本投资对行业产出起到正向作用，资本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劳动要素对行业产出起负向作用但不显著。技术结构作用为正，其二次项系数为负但都不显著，原因在于模型可能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所致。采用PCSE方法重新进行回归，方程(3)是只进行异方差调整，方程(4)、方程(5)和方程(6)是既进行异方差调整，又进行自相关调整，差别在于自相关的估计方法选择不同。四个方程估计结果中，资本和劳动对行业产出起到正向作用，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和当前经济发展现实相吻合。技术结构对经济产出也起到正向显著的作用，其二次项系数为负，在方程(4)和方程(5)中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但在方程(3)和方程(6)中不显著，此时我们还不能认定我国制造业存在合意的技术结构，能够促使经济产出达到最大。
     
    不同类型技术能否协同以及技术合意结构的存在性，也依赖于行业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结构。我们进一步从市场结构的视角，探寻技术结构和产出绩效的关系，将制造业28个产业按照产权结构和利润率进行分组。首先按产权结构特征分组，将28个行业按国有化程度的高低分成2组，每组14个行业，检验结果如表5中方程(1)～方程(4)所示。方程(1)和方程(2)是高国有化行业组，方程(3)和方程(4)是低国有化行业组，都采用PCSE方法进行回归，每组中两个方程的差别在于自相关和异方差处理方法不同。两组的4个方程，资本和劳动要素对产出都起到正向作用，除方程(1)中劳动要素在10%的水平上显著外，在其他方程中资本和劳动要素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国有化行业组中技术结构对产出起到正向显著作用，其二次项作用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低国有化行业组中技术结构对产出起到正向显著作用，但其二次项负向作用不显著，表明高国有化行业易实现合意技术结构，而低国有化行业还没有形成合意技术结构。原因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是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重要工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其规模优势而获得技术优势，在技术进步选择上，可能投资规模大且风险高的长期发展项目往往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承担，在政府的长远规划下国有化程度高的行业易形成技术合意结构。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
    表5中方程(5)～方程(8)是按照利润率的高低进行分组的回归结果，采用的回归方法也为PCSE。其中方程(5)和方程(6)是按利润分组的低利润率行业组，结果显示低利润行业技术结构对产出起到正向显著作用，其二次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方程(7)和方程(8)是高利润率行业组，回归结果显示高利润行业技术结构对产出起到正向显著作用，其二次项起负向作用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利润率行业易形成合意技术结构，促使产出达到最大。而低利润率行业由于其高竞争压力，企业发展过程中自我创新动机不足，更愿意“搭便车”，还不易形成合意技术结构以有效促进产出。这和熊彼特1942年的观点不谋而合——完全竞争不一定能够充分实现技术创新，大规模控制企业是实现技术进步的有利手段。若从微观视角考察，高利润为企业规划提供资源保证，企业能够确定体现式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投资的最优配比结构，实现设备的更新换代、新工艺的使用和新产品的生产以促使产出最大，同时品质好且附加值高的产品又能带来更高的利润，企业技术创新将进入良性循环。史世鹏(2002)提出，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市场进入成本高，适宜于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和技术效率的市场结构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我们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高利润低竞争的行业更易出现技术进步的合意结构。
    四、结论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依赖资本投入的现状并未改变，但资源和环境压力日渐凸显，经济增长可能存在不可持续危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缓解资源约束并优化要素结构，只有兼顾技术、资本和劳动协同性及其配比的合理性，并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应用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才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采用基于动态前沿生产面的非参数方法获得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分析我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来源，结果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我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同时技术效率内嵌于经济环境，受行业利润率以及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匹配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次，考察行业中是否存在技术进步合意的配比结构，实现最优化产出。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整体的技术合意结构现象不明显，按利润率和国有化程度分组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高国有化行业和高利润率行业存在合意技术结构。为此，我国制造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应结合其要素禀赋选择适宜性技术并实现合意技术结构。当然，技术结构能否与资源禀赋、市场结构和产权制度相匹配是影响产出效率的关键。因此，选择何种技术路径和技术结构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充分考虑行业资源禀赋和市场结构等特征，才能最终确定与之相匹配的合意技术结构，也才能促进生产率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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