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研究

    在先进制造业部门，中国的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工业国存在全方位的差距，在化学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表现得尤为突出，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虽然高于法国和美国，但与日本、韩国、德国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不过，与新兴工业国相比，中国多数行业都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化学制品业、电子信息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优势最为明显。
    在现代服务业部门，中国的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不仅全面落后于美国、法国等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多数行业落后于制造业主导的德国、日本。尽管中国在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指数较高，但在行业统计口径上主要是指中央银行主导的货币媒介服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货币供应量水平，在保险服务业以及金融市场服务行业的竞争力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与新兴工业国的竞争力大致相当但各有侧重，例如中国在专业咨询和科学研发行业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信息服务、电信通讯行业的竞争力弱于印度、波兰等国。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联系
    从前向联系来看，中国与大多数经济体（30个国家）的价值链联系是浅层次增加值贸易主导的合作形式，超过50%的双边生产合作是以浅层参与形式实现的，说明中国通过中间品贸易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增加值，大部分是被进口国直接吸收，只有少部分是被进口国加工后再出口。其中，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收入水平高、经济规模大的发达国家，最终消费能力很强，中国输出的中间品经过少量的末端工序处理后，便直接转化为最终消费品被当地市场所吸收；蒙古、斯里兰卡、印尼、孟加拉等工业水平低、出口能力弱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输出的中间品多被加工成日常消费品，用于满足当地的基本消费需求。至于泰国、墨西哥、台湾以及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都是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当地的加工制造能力较强但消费能力较弱，中国输出到当地的中间品多被用于加工再出口，因此，中国与其前向生产合作多以深层参与形式来实现。
    后向联系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与大多数经济体（30个国家）的价值链联系是深层次增加值贸易主导的合作形式，说明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中间品里包含的增加值，大部分来自第三方国家，而非直接源于出口国。30个国家中大多数是欧盟成员国，也是欧洲生产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价值链关系紧密复杂，增加值嵌入比例较高。例如中国从捷克进口的中间品里包含了大量德国、法国等国的增加值，同样，中国从德国进口的中间品里也会包含大量捷克、波兰等国的增加值。相比之下，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后向联系主要是通过浅层参与形式实现的，中国从这些亚洲国家进口中间品里包含的增加值，大部分直接来自于出口国，隐含第三方国家的增加值很少。这可能是由于亚洲生产网络的分工细密程度和价值链关系不像欧洲生产网络那么复杂，相互间的增加值嵌入比例相对较低所致。中国从日本、韩国、台湾进口的高端零部件只能由当地生产，其他亚洲国家受制于技术条件难以参与其中。而从越南、泰国、印尼等国进口的低端中间品属于价值链条短的工业品或者当地特有的。
    结论与启示
    1.2000-2011年间，虽然中国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所处位置反而向下游偏移，显示出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迹象。2012年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出现“脱钩”趋势，但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引导下，先进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前向参与度却有进一步提升，科技服务部门与生产制造部门的持续融合使得制造业出口品中的研发要素和技术含量显著增加，并且国内生产活动对国外增加值的依赖性全面减弱，推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从2000年的中下游位置攀升至2014年的中上游位置。2000-2014年间，我国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趋于下降，但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有了显著提升。同时，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大幅提升，而传统服务业的竞争力大幅下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已经具备“制造强国”的基本特征。在传统制造业部门，中国多数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超过发达工业国，但普遍面临着新兴工业国的竞争压力；在先进制造业部门，中国的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工业国仍然存在全方位的差距，但与新兴工业国相比，多数行业都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2.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与美、德、日、韩等制造强国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双边联系相对紧密。中国的国内增加值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占比相对较低，并且观察期内的比例变化不大。但后向联系的地区构成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需求转换，导致进口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地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大多数经济体的前向联系是浅层次增加值贸易主导的合作形式，但与泰国、墨西哥、台湾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前向生产合作多以深层参与形式来实现；后向联系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与大多数经济体（主要是欧盟成员国）的价值链联系是深层次增加值贸易主导的合作形式，但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后向联系主要是通过浅层参与形式实现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壮大，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前向依存度显著降低，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前向依存度则显著提高，对中国市场形成了高度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中国成长为全球中间品的最大供应国，不仅对主要制造强国的后向依存度大幅降低，而且自身成为大多数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主要来源甚至首要来源，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
    3.自入世以来，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正处在中等工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中国近年来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水平的政策努力显露成效，对此应给予高度肯定。但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传统制造业部门的竞争优势逐渐退化，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应高度重视相关行业中企业所处的困境和潜在的就业风险，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产业结构调整的平稳过渡。为此，一方面需要引导企业加快技术革新，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切实改善营商环境，维系企业成本优势。还可以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帮助其对外转移产能，赢得必要的生存空间。另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与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和发展需求并不完全匹配。中国要想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除了加快制造业部门自身的技术进步之外，还应当补足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短板”。这就需要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辅之以税收优惠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国，借助其先进经验带动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4.中国作为自由贸易的受益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繁荣和产业升级，应当维护和巩固“全球化”红利，坚决抵制贸易保护潮流。在美国全力构筑贸易壁垒、自由贸易进程趋于倒退的情况下，中国应坚定支持世贸组织在国际贸易合作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平台地位，敦促各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承诺。与此同时，中国还要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借助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FTA、RCEP等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打造公平竞争、开放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协作机制。此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全球价值链“枢纽”，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会通过前后向联系的传导机制对中国产生影响，在研判经济形势和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要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指标，还应当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中的“外溢效应”。例如各国经济对于“中国制造”的较高依赖性，将会限制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的负面冲击；欧美日国家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将会通过增加值贸易的渠道影响中国的贸易与经济，并且“外溢效应”的汇率传导机制与效果可能有别于传统的总量贸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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