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 王思文：收敛、空间依赖与制造业发展

    根据Barro和Sala-I-Martin的收敛方程对中国制造业的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并借助于Barro和Sala-I-Martin的思想从不同视角下构建空间收敛模型来考察中国制造业的收敛性问题。本文在方法研究和经验研究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认知，并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政策产生启示。
    主要研究结论：人们对经济学中收敛性问题的认知基本是一致的，但研究收敛问题的视角不尽相同。本文关于中国制造业收敛性的实证研究中，分别从收敛、Barro和Sala-I-Martin的时间收敛以及在时间收敛基础上进一步设计的空间收敛和时空收敛等四个角度开展研究，这四个角度的研究中，收敛性研究相对粗略，主要用于做出对比，因而看似较为独立，除此以外，其它三个视角的研究都具有紧密的联系。从属性上来看，收敛主要从各样本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波动性角度来研究收敛性态的，波动性越小，表明发展水平越趋于一致，即形成收敛状态。虽然收敛主要是通过计算发展水平的值并由其形成的时间序列来考察收敛性状，但值的测算并不涉及时间因素，更没有空间因素。时间收敛的研究侧重于考查经济或产业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的关系，是从时间变动的角度构建收敛方程，从而研究收敛性状。在时间收敛问题研究中，人们通常不由自主的把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和现实中的经济落后的区域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空间研究视角的错觉，而事实上，时间β收敛问题的研究并未对空间区位问题做出既定假设。因此，时间收敛的研究仅是从时间维度对收敛性问题开展分析探索。本文在收敛的基础上，将时间维度转换为空间维度，从而设计了基于空间视角的收敛模型，即空间收敛模型。由于空间收敛模型并未考虑时间变动问题，因而也是一类静态模型，它展示了经济或产业发展的空间状态，从区位的角度刻画空间区域经济或产业发展的依赖关系。时空收敛模型则将发展速度引入到空间收敛模型中，既包含空间维度，也包含时间维度，可以全面展示研究对象收敛状态的空间依赖关系和动态演进过程。
    综合文中四个角度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在不同区域的研究中，由于考虑了时间因素，时空收敛模型研究结果和时间收敛模型研究结果更为接近，同时时空收敛模型研究结果和空间收敛模型研究结果差异性亦较小。就实证研究的整体结果来看，在2007-2015年的样本期中，中国制造业发展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同时新常态时段的收敛速度低于金融危机时段。就局部区域来看，虽然四类角度的研究结果略有差异，但主体结论仍是清晰的。首先，长三角经济圈制造业在金融危机时段和经济新常态时段都显示出明显的收敛状态，四类研究视角的研究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其次，珠三角经济圈制造业在金融危机时段和经济新常态时段也均呈现收敛状态，尤其是空间收敛模型和时空收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支持这一结论，同时时间收敛模型也显示，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珠三角经济圈制造业呈现出收敛性特征。再者，京津冀经济圈制造业的收敛性不甚明显，尤其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空间收敛模型和时空收敛模型显示，在金融危机时段京津冀经济圈制造业呈现出一定的收敛性，但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时间收敛模型以及时空收敛模型均显示这一区域的制造业呈发散趋势。最后，川陕渝经济圈的制造业发展的收敛性状在逐步体现。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时段川陕渝经济圈的制造业几乎没有收敛的迹象，但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包含时间视角的研究均认为该区域制造业出现收敛性特征，且收敛的趋势在日趋增强。
    政策启示：从时间角度考察的收敛和收敛表明，中国制造业存在收敛和收敛（包括时间收敛、空间收敛和时空收敛）特征，其中收敛特征在不同的样本期内和不同的样本区域内也各有差别，整体上看，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2010年内，收敛特征并不明显，但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的2011-2015年间，制造业的收敛性显现；四大经济圈的样本建模分析表明，京津经济圈的收敛特征最不明显，但陕川渝经济圈的收敛特征较为显著，长三角和珠三角存在收敛特征，但相对较弱。在空间视角下，通过构建空间β收敛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β收敛性是明显的，但经济新常态时期相对于金融危机时期，空间β收敛的速度降低。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收敛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加大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投资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是实现制造业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存在收敛性，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利用好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制造业发展的有效追赶甚至赶超。借助于后发优势及政策层面上的支持，积极靠近并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投资环境，以提高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这将有助于改善制造业发展空间不均衡的局面，促进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
    （2）优化产业成长环境，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现有文献表明，产业转移对于转出方和承接方都是有益的，是实现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改善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环境，做好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准备，有益于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制造业收敛性的存在意味着落后地区后发优势的存在，对于产业资本来说预示着落后地区拥有更多的利润。利润一方面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吸引更多的该产业资本的进入，形成制造业转移。因此，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改善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做好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准备，实现本地区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就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实际来看，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也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合理、有序地承接制造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3）制定适宜政策，发挥区域优势。认清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确定制造业发展政策，突出区域自身优势，实现制造业健康发展。本文研究表明，在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制造业的收敛性特征也有较大差异，西部地区的收敛性更为明显，因此我们认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实际和相关产业发展状况，制定并实行差异化的制造业发展策略，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和区域优势，避免全国一刀切。各省域应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审时度势，科学合理确定自己的主导产业，积极培育符合自身发展的优势产业。同时，地方政府须要处理好两类关系：一是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配比关系，这是产业结构问题，影响着制造业乃至经济整体的发展；二是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关系，这关系到制造业发展空间布局的优化。
    （4）积极应对风险，主动适应并参与变革。由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发展收敛速度有下降趋势，进入新常态以来更为明显。这意味着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制造业对发达区域和中心区域的追赶速度在减小，后发优势有所下降。因此，非中心城市及相对落后地区制造业企业应更加重视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区域的制造业企业应积极应对这一阶段的风险，顺应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市场发展趋势，主动适应并参与供给侧改革，坚持创新发展，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制造效率，进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以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
    （5）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协调发展。各大经济圈应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利用好国家发展战略平台，实现区域内部协调发展。就局部区域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制造业发展的收敛性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出这两区域的中心区域对外围区域的辐射效应和拉动效应是明显存在的，这是一种中心—外围区域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已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应继续保持自身的传统优势，并利用好国家级中心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等一批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区域制造业快速发展。京津冀和川陕渝经济圈也应结合自身现状学习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释放更大的辐射效应和对周边地区的拉动效应，以进一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制造业发展收敛。当前，国家正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该战略发展的重心区域正是本文中所述的京津冀经济圈的重心区域，通过本文京津冀经济圈制造业发展的收敛性研究结果来看，中心区域带动外围区域发展并实现外围区域向中心区域的追赶，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京津冀经济圈可借助国家战略优势推进制造业整体发展。对于川陕渝经济圈而言，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位于西部的川陕渝经济圈本身就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除了全国东中西部均衡发展的问题之外，川陕渝经济圈内部也存在均衡发展问题。就本文中制造业收敛性研究结果来看，川陕渝经济圈制造业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出现了收敛发展的趋势，为保持这一良好发展势头，除了积极吸收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果外，也需要借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一国家级发展战略平台，坚持全国方位开放，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川陕渝经济圈制造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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