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为什么要重读哈耶克？

    
    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影响了人类社会思想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末六十余年的著述生涯中，哈耶克留给了世人二十余部著作和大量论文。早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哈耶克就曾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一起，与奥斯卡·兰格（Oskar R. Lange）和阿巴·勒纳（Abba P. Lerner）等进行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大论战。1937年，哈耶克编辑出版了《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并接着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等著作，对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并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的阐释，从而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思想界对人类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和原理的认识。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哈耶克又与二十世纪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就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问题进行了十多年的论战，较全面和独到地对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问题进行了理论论述，创生了现代经济学中著名的“哈耶克三角”的商业周期理论。之后，他在四十年代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以及“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等多篇重要论文中，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在人类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四十年代以来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产生了经久的影响。五十年代以后，哈耶克开始研究心理学，并出版了《科学的反革命》（1952）和《感觉的秩序：对理论心理学基础的探究》（1952）两部重要著作。六十年代后，哈耶克出版了《自由宪章》（1960）、《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文集，1969）、《法、立法与自由》（三卷，1973，1976，1979）、《货币的非国家化》（1976），以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新研究》（1978）等著作。到八十年代后半期，年迈的哈耶克又对他一生的思想探索进行了总结，写出了《致命的自负》这部重要著作。1974年10月9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授予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和哈耶克，这也肯定和证明了哈耶克在经济与社会理论上对人类思想进步与知识积累的伟大贡献。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哈耶克的一些主要著作（主要是法学、政治学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在经济学界，哈耶克的名字可能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在新一代经济学科和各社会科学学科学习和研究的青年学子之中，阅读过哈耶克著作、论文和了解哈耶克思想的人也占很大比例。然而，由于哈耶克本人在其一生六十余年漫长的著述生涯中，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并且他把这诸多领域中的深邃理论和前沿探索融汇到他思想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也使得一些初学者乃至社会科学诸领域的研究者大都感觉到他的思想比较艰涩难懂。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耶克的一些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大陆来之后，由于许多译者和论者（包括笔者自己）太过于片面强调乃至过度诠释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以及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他的其他几本著作中所提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概念及理论，而没有从整体上意识到他的自发社会秩序思想，实际上是哈耶克本人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论述在整体上设计一个计划经济体制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的理论延伸，从而把哈耶克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人类社会演化发展中的“无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种对哈耶克思想的简单和片面的理解，实际上把他论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对自由、法治、宪政、民主、权利以及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乃至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的一些重要的或言根本性的论述和观点给忽视、遮蔽乃至搁置一边了。
    在最近几年，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一些经济社会问题思考的深入，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对欧洲市场史、法制史、政制史以及中国市场史、法制史、晚清宪政史乃至世界科技史和货币史的大范围的阅读、思考和比较研究，笔者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对哈耶克博大精深的经济与社会思想全面的重读，也有必要对自己以及学界朋友和同仁（包括刚过世的著名学者邓正来教授）过去对哈耶克思想的解读和诠释进行新的反思。于是，自2011年3月起，笔者开始系统地重读哈耶克的一些主要著作，并自2011年7月开始，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自己的“经济学如诗”专栏文章中，陆续撰写和发表了“重读哈耶克”的十一篇专栏文章。
    这里要向读者交代的是，由于前些年笔者已经反复研读过哈耶克的数部主要专著（主要是中译本），且在所读过的哈耶克的著作中均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评注和加满了大量纸签，这次重读比较快，且主要以读英文原著为主。在撰写“重读哈耶克”的十一篇专栏文章时，凡是引用到哈耶克原话的，我基本上都是根据英文原文和现在自己的理解而重新翻译的，而很少直接引用别人的译文。
    在2011年开始重读哈耶克的著作时，我原初就打算把他的所有著作以及发表在英文杂志上的所有文章均重读或新读一遍。然而，在撰写完十一篇“重读哈耶克”的专栏文章后，因忙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因为参与了对中国宏观经济动态、预算民主政治建设和《预算法》修订问题讨论，在2011年中到2012年初的数月时间里并没有时间继续全面研读哈耶克的一些早期经济学著作，尤其是《价格与生产》（1931，第二版1935）、《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1933）、《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利润、利息、投资及产业波动的其他论文》（1939）以及《资本纯理论》——尽管我之前曾读了哈耶克的较晚一点所撰写的一些英文经济学小册子，如《抓尾擒虎：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1972）、《货币的非国家化》（1976）。熟悉哈耶克思想发展史的学者会知道，哈耶克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其次才是一个社会思想家或者说社会哲学家。哈耶克本人1974年与缪尔达尔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也主要是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考虑到他们在基本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以表彰他们“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上的深刻分析”。
    然而，迄今为止，翻译到中国大陆来的，大都是哈耶克中期到晚期的政治学、法学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除了哈耶克1948年出版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货币的非国家化》（1976）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有一两个中译本外，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滕维藻和朱宗风两位先生合译的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但这本小册子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再重印，因而也只是存放在少数大学图书馆中的书架上很少有人问津。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经济学界真正了解哈耶克主要经济学思想的人并不多。之前，笔者也只是读过他的《价格与生产》《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货币的非国家化》和一些中期和晚期的经济学论文，并从一些二手文献中知道哈耶克与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初有一场震惊世界经济学界的理论大论战，但论战的问题和实质是什么，自己也一直不是很清楚。现在，既然要重读哈耶克的著作了，我在开始就觉得理所当然地应该系统阅读他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所撰写和出版的几本经济学著作以及他在那一段时间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英文论文。因此，当笔者“重读哈耶克”的系列专栏文章写到第十一篇“哈耶克与米塞斯：社会主义大论战”、因自己太过忙碌而停下来未能阅读哈耶克的早期经济学著作后，总觉得是个未竟事业，心里总感觉还是没有完成应当完成的理论任务。
    在重读哈耶克著作停下来数月之后，一次偶然促使我终于在2012年3月之后用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啃读完了哈耶克早期的几本经济学理论著作。这要特别谨志对《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郑景昕编辑的谢忱。2012年初，景昕来邮件提醒我说2012年3月23日是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忌辰，邀我在《上海经济评论》创刊之际写一篇纪念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的专论。2012年初，温家宝总理所主持的《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已经基本上在内部敲定，等待“适当时机上会审议”。随之，国内有关预算法修改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静寂时期。这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为中国宏观动态所写的一系列时评和专栏文章在当时也应该告一段落了。于是，就稍有一点能坐下来读点书的时间。接着，我开始啃读哈耶克早期出版的四五部理论经济学英文原著。在啃读这几部经济学著作时，我基本上是一边读，一边写，于是就写出了“纪念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专论”的八篇经济学文章。
    上面已经指出，哈耶克这一时期所撰写的经济学理论专著和文章，几乎全是在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论战中所撰写的，乃至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除了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大论战有关的著述外，哈耶克在这一时期所撰写其他经济学理论著述，都是在指名道姓或不指名道姓地与凯恩斯进行理论论战。这样一来，为了真正弄懂这一时期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又迫使我重新研读凯恩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尤其是他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4）、《货币论》（上、下卷，1931）以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前几年，我曾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为一些企业家开办的“西学经典课”上为学员专门讲授过凯恩斯的《通论》，但是，那还只是依照自己在国外读博期间所学的宏观经济学教义反过来讲解凯恩斯的原著，因而只是对凯恩斯这部举世公认的艰涩难懂的《通论》讲说点皮毛。教《通论》，必须读《通论》以及有关凯恩斯的传记及其相关文献，但是由于我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凯恩斯的《通论》基本上是在与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理论论战中写出来的（可能直到今天在全世界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真正意识和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并没有真正进入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实际上还只是向一些企业家学员讲授被时下流行的为“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economics）经济学理论所打扮过了的“凯恩斯经济学”（Keynes‘ economics）。
    现在，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沿革以及与哈耶克理论论战的切入点重读凯恩斯的“货币三论”，笔者才感到豁然开朗：一方面感到真正进入了凯恩斯的思想和理论世界，另一方面也觉得开始较全面理解哈耶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理论精髓了。之前，从2008年到2011年初，在笔者撰写对中国宏观经济动态的一些评论时，曾较广泛地阅读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大量文献，尤其是关于“货币内生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些专著。这次从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的视角进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思想世界，才觉得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是如此清晰，惊叹不已。真正理解二十世纪这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问题上“华山论剑”的理论意义和价值，随之笔者也对经济学的功用和未来发展有了一点自己的感悟。于是写出了“纪念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专论”的八篇文章。
    毋庸讳言，笔者这些年受哈耶克的经济与社会思想影响至深，故在近些年撰写的书评和书序中，笔者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依照哈耶克的经济学与社会思想做出了一些理论判断。故在荟集这本文集时，我决定还是把它们荟集在一起，放在这本《重读哈耶克》之中。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过1978年以来以引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主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有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目前已为世界第二，中国的人均GDP也超过了六千美元。然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些经济与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发生和积累，
    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商业诚信缺失，因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失地、环境污染等原因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发生和积累，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等等。另一方面，经历了三十多年超过9%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目前已显下移迹象。在经济增速下降之后，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和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也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提出了进一步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一个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已经成了摆在当今中国社会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部二十世纪的世界名著一开始，哈耶克就曾指出：“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在七十年代所撰写的《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也曾说过：“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建立在一种‘ideology’（这个英文词在中国大陆之前通常被翻译为‘意识形态’，哈耶克的关门弟子林毓生先生则主张用‘意蒂牢结’来对译这个概念）之上。”如果用哈耶克的这一观点来审视当下，可以认为，今天的社会构成性的思想基础，是一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从苏联引入的一套政党革命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理论。在过去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国家与政党的革命理论，实际上又与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社会与皇权政制所伴随而逐渐演化出来的一套被萧公权先生所称的“专制天下”的政治思想潜移默化地相结合，从而逐渐演化生成了一个在当代社会中边界模糊、原则流动，且有些变动不居的“意蒂牢结”。这套从二十年代从苏联引进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和传统中国文化观念，到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几十年历史中所形成的革命的“意蒂牢结”，随着苏式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不断自我演化、变异、丰富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特征尤为凸显。但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中国社会中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渐进性否定和对市场经济价值的认可和弘扬，不管官方文件现在还如何写，实际上这一“意蒂牢结”已经渐进性地——但却是根本性地——在发生变化，即已经从一种革命的“意蒂牢结”，逐渐演变成“经济发展的意蒂牢结”，乃至正在变成如何“发展市场经济，执政、治国为民以及如何给人民创造福祉的意蒂牢结”。我们应该认识到，到目前为止，这一“意蒂牢结”已基本上不同于原典共产主义经济与社会思想以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理论憧憬，也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专制政治中的“专制天下”的政治观念，更不同于古代儒家以德为政的王道政治理想，——当然，它更不同于构成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基础的自由主义的意蒂牢结。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正在演化变迁着的意蒂牢结，目前仍是一个变动不居且充满内在矛盾和张力的体系。它一方面有十月革命以来的政党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意蒂牢结”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亦潜含有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遗产，且在一种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的精神导向下，在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市场化的社会条件下自我规定、不断演变和自我维系。这种意蒂牢结，一方面构成了现下中国社会制度运作的思想基础，又构成了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张力。但这种意蒂牢结的深层基础和基本价值理念到底是什么？现在好像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似乎是个任何人讲不清楚的问题，甚至变成了无人有权威来界定和规定它的问题。在此格局中，整个当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在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惯性中自发地演进和运作，其演进方向和结果，目前看来还无法预计。
    正是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尽管近来有不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界人士呼吁要对未来中国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然而，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一些局部的和具体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好像需要设计外，我们的整个社会体制上要改什么？又如何进行顶层设计？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政治体制？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模式是什么？这在目前仍然是亟待探索和回答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从多学科的视角反思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和一个良序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就变成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一个既现实又急迫的理论任务了。正是在此格局中，重新研读哈耶克这位二十世纪曾影响了世界的思想大师的著作和思想，应该有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最后要指出的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撰写《通往奴役之路》开始到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到了他的晚年，哈耶克一直注重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今天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哈耶克晚年完全放弃了他的人类社会秩序的渐进演化的生成论。从学理上和所用术语上来看，在他晚年撰写的《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的序言中，哈耶克承认他已不大愿意再使用“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这个概念了，而主张用“自成长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或“自组织结构”（self-organizing structure）来取代之。到1988年出版《致命的自负》时，哈耶克更多地使用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rperation）概念，而基本上不再使用“自发秩序”这个概念了。尽管如此，哈耶克在人类社会变迁上的渐进性的制度演化生成论，应该是他一生社会观的根基。正如他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观念新研究》一书中所言：“那种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藉其理性而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价值观并从外面或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对其作出判断的空想，只能是一种幻觉。我们必须知道，理性自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拿一个部分去应对其他部分。就是这个过程也会引发持续不断的互动，以至于在很长时间中可能会改变整体。但是在这一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突发式或完全重新建构整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总是要应用我们现有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是一种演化过程的整体的产物。”哈耶克的这一观点，我觉得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建立一个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当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任何社会制度一旦演化生成，在一定的存在阶段上都有其自我维系的变迁张力。这实际上将会导致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理性社会中，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地打碎一个旧体制，理性地设计并构建一个全新的体制。具体到中国当下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来说，历史的命运也许是，我们必须在既存的体制安排中通过渐进性的改革，来逐渐催生出一个新体制。这也许对当代以及未来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这种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厘清一个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治和原理，能让这些基本原理和原则在此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慢慢形成共识，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在1979年为他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一书所写的“跋文”中，哈耶克最后说：“人不是而且永远不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因为人的最高理性（very reason）乃是经由引导人进入可习知新事物的未知和不可预见境况中而持续不断进步的。”这句话表明，在人类社会的演化变迁上，哈耶克最终还不是一个悲观论者。由此来观察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和不断解除思想禁锢，若能够像在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哈耶克的那段引文所主张的那样，宽容且开放地允许人们进行抽象思想的沟通和交流，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良序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可期的。
    （《重读哈耶克》，韦森著，将于近期出版）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