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思想市场与中国下一步

    今天清晨有消息来，说科斯逝世了。原来说科斯10月访上海，102岁是一个很高的高寿。他那么热爱中国，102岁的人要跨越重洋到中国来。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那是他对中国的变革寄予很大的期望。
    这里头就涉及他最后的著作，就是跟王宁合作的《变革中国》，梳理了中国很大的变革过程。
    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下一步一定要走提高生产率的路线。生产率要提高就要有想法。什么叫创新？创新不是仅仅限于一个领域，而是氛围的产物，让人们百无禁忌地往一切方面去探索，然后把经济推到一个新平台。科斯认为，中国下一步要走生产率主导的提升路线，不是靠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立足，思想市场非常重要，要有活跃的想法，如果这方面的管制不当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有严重的障碍。
    这是他那本书的一个蛮重要的结论，也包括财经年会他提到的东西。这两天都在写悼念科斯的东西，我们应该给科斯讲几句话。很多朋友问到思想市场，我特地把这本书找来，最早是1974年的一篇论文。1973年，美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第一修正案是关于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跟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美国经济学会专门组织了这个讨论会，科斯有一篇论文交给讨论会，后来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这篇文章有争议，大家可以去看，题目是《商品市场和自由市场》，被很多媒体界的人批评。
    美国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多数人，特别是知识界、新闻界、学术界，都认为思想应该高度自由，应该百无禁忌，法律应该充分保障思想的高度自由，这在美国知识界大概是一致的意见，但同时又认为商品市场应该加很多管制，因为商品市场有信息不对称，有虚假消息，可能形成诈骗。里头有非常有趣的，比如，广告怎么处理？各国对广告有管理，那广告是不是言论自由？是不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科斯的意见是，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不同，挑战美国主流社会这样一个悖论——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而商品活动等而下之，里面充满了卑劣的利益诉求，所以恰当地给予管制是应该的甚至是必要的。科斯就挑战这个想法，认为这两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思想市场也是由很多个人的想法推动，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不管怎么声明是为了全人类和全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他的想法，跟一个商品者要表达他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第二，这两个市场里既有需要管制的内容，也有需要减少管制的内容。关于到底什么领域要加管制，什么领域要减管制，科斯一贯的立场是依成本而定。
    所以科斯的经济学很难掌握，不是黑白分明，什么管制都不要，而是让我们自己看看，管理要花代价，允许市场产业、产权发挥作用也要有代价，就是比哪个代价低，哪个代价相权决定人们的制度选择。
    我喜欢科斯的经济学是因为含有最少教条，他的经济学没有结论，任何事情好好地懂它才能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他的看法，思想市场也罢、商品市场也罢，有一个框架可以处理。
    他对中国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市场？可能看到我们的经济改革往前，经济领域的自由度比较大，但法律、政治这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当然他本人没有来中国，但我相信王宁给他带去了很多情况。他说中国要注意思想要扩大自由。
    这是我的理解，我相信这个理解有道理。看这一波出口下降，越南和其他国家在出口市场的增幅非常高，我们这一波优势已经显著收敛，那下一步走什么路？因为工资涨没什么关系，只要生产力比工资涨得快就不怕。那怎么让生产率提高？靠科技、创新。但什么叫科技、创新？要科学革命。中世纪的科学革命是把中世纪的神学束缚打开，像中国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样，重新审视很多东西，无论是科技还是社会，在这个氛围下冒出很多点。在一个社会里，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天天去想新技术是不可能的，技术科学需要社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氛围。那蛊惑人心、胡说八道怎么办？我们在文化上真是参差不齐。前一段时间媒体批判王林大师，到民间看，大师还真不少，非常简单的东西不知道骗了多少人、多少财产。
    回到1973年科斯的论文。是不是百无禁忌要考虑，这里面要找到平衡点。我同意科斯的，总的来说，是仿照型的经济，是开放红利，利用我们相对低的成本把人家的东西做了，这无可厚非，因为一开始都是走这条路。比如，美国汽车工业，英国说美国偷他们的。美国法官很有意思，说汽车的外观是公共知识。这是一个阶段的事，但必须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如果现在的科学技术创新不起来……而这个起来需要有宽容的思想环境。我们当然希望冒出很多好的点子，但未来不确定，怎么知道哪个点子是错的还是对的。只有试了才知道。
    所以，我们国家发展要增加宽容度，没有宽容度在创新上领先是困难的，这点科斯的提醒是有道理的。我们怎么做到这个事就是中国功夫了，在我们过去多年习惯的思想管理模式上，怎么能够一步一步，跟今天的实际情况适应，有很大的挑战。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李雅琦根据作者9月3日在燕山大讲堂的讲话整理而成，经授权刊登，未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