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明：中国方案开创人类幸福之路

    2018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008版【评论】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胡乐明的文章：《中国方案开创人类幸福之路》，全文如下：
    中国方案开创人类幸福之路
    作者：胡乐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8-01-16
    20世纪80年代以来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实乃垄断资本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的“繁荣”只是垄断资本的“盛筵”，当今世界垄断资本极权统治正在日益坠入深渊。与之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真正着眼于人类福祉和未来发展，中国方案必将开创一条真正的通往人类社会幸福之路。
    工会出局与资本强权：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结构的二次重建
    二战之后，导致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和世界大战的自由主义政策被各国抛弃，继之以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资本主义世界的权力结构获得了战后的第一次重建，形成了以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为特色的新型体制。在此权力结构之中，政府支持工会的发展，劳工和工会的权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工会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集体谈判，提高实际工资与福利水平；资本的权力有所弱化，但仍保持了对劳动的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抑制资本的权力注定难以持久。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开始致力于打压工会的力量，二战后重建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权力结构遭遇瓦解又第二次重建。在此过程中，国家政权对工会力量的打压，导致参与工会的工人比例大幅度下降，集体谈判数量锐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会、政府与资本之间的权力相对制衡局面。失去了集体谈判权的工人根本无力与资方进行公平的谈判，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场力量决定工资水平的“灵活就业市场”。
    弱化工会权力、形成资本强权的“去工会化运动”，不仅完全打破了二战后形成的“资本—政府—工会”三方制衡的权力结构，导致工会从这一权力结构中出局，劳工权益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严重瓦解了社会保护运动，使得资本获得了既凌驾于劳动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权地位。
    金融深化与国家失势：从资本强权到资本极权
    国家政权可以开启资本强权的进程，但是不能先验地划定资本强权的势力范围和权力边界。随着资本强权地位的提升，国家政权对资本强权的控制力必然下降。由国家政权饲育的资本权力猛兽在逐利本能驱动之下，最终必然脱离国家政权的控制，甚至对其反噬。同时，失去工会和国家政权约束的垄断资本也必然从一国垄断资本发展为全球垄断资本，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政府—工会”三方治理的权力结构转变为全球范围的资本极权统治。
    无限扩张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资本全球扩张的历史。空间扩张不仅为资本提供更大的市场条件和利润空间，也是扩充资本权力的重要途径。在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博弈中，跨越地域空间和民族国家的流动性是资本权力的重要法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扩散，大批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了本国市场，尤其是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监管，允许汇率市场化，使得垄断资本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全球流动性和投资空间。
    更大范围、更加自由的全球流动空间，不仅将新自由主义体制推向全球，更进一步改变了既有的权力结构。首先，产业转移与劳务外包不仅使跨国资本可以最大幅度占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空间，更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就业市场的萎缩。畸高不下的失业率，不仅使工会无力与资本谈判，也对国家政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不断向资本让步。其次，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分散投资与调度最廉价的资源，从而降低了对某一国家或市场的依赖，并使资本在与劳工和国家政权的谈判中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主动权。最后，跨国资本通过控制大量知识产权和垄断性技术掌握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借助抽取技术标准、专利和品牌的费用获取高额利润，减少了与各国劳工、政府和消费者的直接对话，逐步从处于生产和销售一线的直接生产经营者，转变为权力更大、更加隐蔽的幕后控制者和食利者。
    金融深化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资本的自由和超脱地位，将资本的极权化推向更高水平。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和金融监管的逐步放松，金融资本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几乎无孔不入，自由放任的全球化金融市场为金融投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广阔空间。相对于直接投资形成的厂房设备等专用性资产，间接投资的货币和资本市场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几乎无障碍、无成本的全球流动性。以大规模的金融游资为载体，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受到全球金融垄断资本的控制，具有了明显的金融化属性。各国货币的汇率与证券价格，更受到全球金融垄断资本的影响。此外，知识产权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标准化与证券化，使金融资本的跨国投资可以灵活地控制知识产权、能源和矿产等关键要素的所有权，左右其价格波动，以最低的成本和最低的专用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实现自由流动和投机套利。这样，在全球范围的金融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最具流动性和控制力的“超级资本”。
    资本极权统治：攫取一切利益
    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推行并未形成明显的经济增速上涨，但是资本的利润率却出现了明显的持续上涨。“没有经济增速的利润增长”成为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典型特征。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风险转嫁以及各国政府对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效治理，进一步印证了新自由主义体制和资本极权化的根深蒂固及其攫取一切利益的贪婪本性。尽管危机后金融资本的过度投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诟病，各国政府和民众普遍呼吁强化金融监管以遏制资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甚至一些加强国家监管、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政策已经开始推行，然而我们深入审视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不同阶层的际遇可以发现，垄断资本的极权地位并未真正动摇，各国的金融监管措施也多浮于表面。多数金融机构并未承受金融危机的主要代价，承受危机代价和福利损失的反而是处于权力边缘的工薪阶层。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则大规模地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大宗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控制知识产权，左右大宗商品、汇率和证券价格，攫取超额利润，而多数金融投资机构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和高管薪酬。
    如果说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和高强度的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旧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退出，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事实则表明，大规模金融危机和国家政权能够终结一种积累体制并导向新体制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复存在，资本的极权化程度已经超越了国家政权的治理范围。认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必须对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保持清醒认识。同时，权力的实现必然指向收入分配，资本极权化的结果是收入分配的严重恶化。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关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基本趋势：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达到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时期。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学派认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已经赋予资本以超越国家范围的“跨国资本”属性，并形成了相应的跨国阶级，甚至对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权的权力边界与运行方式也需要在这个全新背景下重新认识。
    以逐利为目标的资本极权统治，带给人类社会的必然是越来越严重的经济掠夺和持久的混乱失序。垄断资本在空间上脱离民族国家和劳工势力的制约，在时间上摆脱经济周期的调节，呈现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变异趋势，从经济社会的一方势力发展为超然的外部统治力量。其结果，必然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由于新自由主义化而走向死亡。
    资本极权的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治理资本极权几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致共识，托马斯·皮凯蒂等学者提出的各国协同增税的全球治理措施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结合前面的分析不难理解，实现对于资本极权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纠正导致这一结果的“去工会化”、全球自由化和金融化，其中后两个方面目前更具决定性和全局性意义。但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国家所倡导的全球秩序不仅难以抑制资本极权，反而可能导致资本极权的强化。
    相对于上述政策导向，中国政策体系的治理效果却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也向世界贡献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明显不同于欧美霸权国家倡导的全球新自由主义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对抗资本极权统治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第一，实体开发、金融监管。在实体经济领域，面向跨国产业资本开展招商引资，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发，借力产业资本全球扩张的“全球化红利”加速经济增长。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的投资环境建设，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发本国资源、吸收国际投资的重要基础。中国以“亚投行”为载体倡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将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提高这些国家与全球垄断资本谈判的能力。同时，实体经济领域的招商引资不能等同于无原则的金融开放。有效的金融监管有助于保持发展中国家汇率的稳定，为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提供稳定的货币市场环境。这也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账户“防火墙”，避开垄断资本跨国套利，防范全球金融市场冲击，维护本国权益的重要措施。
    第二，贸易开放、自主发展。封闭等于落后，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才能最大范围地利用国际市场空间和国际资源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中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行的贸易开放和自贸区谈判，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不同于西方国家将贸易开放与“华盛顿共识”绑定的传统思维，中国倡导的贸易开放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塑造本国的市场体系，而是要在开放的同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实现独立自主的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
    第三，合作开发、风险分摊。中国倡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将带动相关的跨国投资，但是与间接的金融套利不同，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实体经济领域，发挥中国的产能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在当地形成实体的专用性资产与合作项目。因此，在开发当地资源、实现互利共赢的过程中，中国资本将与所在国家共同承担项目风险，而不会采用间接的金融运作转嫁投资风险、实行金融套利。在合作开发的过程中，中国资本将同所在国家共同维护市场稳定、防范市场风险，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垄断金融资本、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以实现金融套利的投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必将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开创通往人类社会幸福之路。
    （原文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16日，008版）
    关键词：胡乐明；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