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众:立足中国，探寻经济发展道路

    作者：魏众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 
    作为一名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我们总会采用大跨度、长时段的视角考察问题，对于我们经济所自身的发展历史也不例外。以下我将结合《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和经济所的历史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首先，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要从历史、现实、未来的走势中判断我国经济所处的方位、发生的变化，这样才能保持坚定自信和战略动力，朝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这正是经济所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建所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及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团队，组织了无锡保定调查和广东调查。基于对现实的调查了解，他们积极参与了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大论战，并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
    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所的前身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后来的社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其研究目的就在于从中国经济传统出发，找寻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建国以后，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始终坚守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即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不放弃。在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文革时期，病魔缠身的顾准完成了经典著作《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身陷囹圄的孙冶方也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考，在狱中，没有纸笔，他就一遍一遍地打腹稿。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所人积极投身经济理论研究，并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咨询，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次，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并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我们经济研究所，一向重视民生问题研究，特别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具有研究传统。早在改革开始后不久，赵人伟研究员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并组建了中外合作研究团队进行研究，这是在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热点之前很久就开启的前瞻性研究。经济所团队为中央决策提供了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本事实、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政策制定方面极具影响力，而且在国际学术相关领域也颇具影响。除此之外，该团队的相关研究人员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在扶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包容性发展、社会公平理论以及公共政策等民生相关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三，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高度理论概括。而在这方面，经济所有着非常多的理论贡献。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就在考虑基于中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规律讨论：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顾准则提出通过价格自发涨落调节生产，从而被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论第一人。二是经济所研究人员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等三大问题的研究。三大问题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了70年代末期中国的城市改革思路，可谓中国经济改革思想的先行者。
    在1979年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无锡会议）上，与会者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刘国光、赵人伟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最具代表性，该文对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必然性，以及计划经济中市场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受到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视。
    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华生团队提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同样被中央决策层采纳，并被斯蒂格利茨赞誉为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中的重要理论贡献。
    此外，经济所还曾经邀请著名转型经济学家布鲁斯、奥塔锡克和科尔奈等访华，从苏东经济改革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经济所还协助促成了巴山轮会议，从此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手段引入中国。类似的贡献我们还有很多很多。
    十八大以来，经济所研究人员参与了多项改革方案设计和政策研究工作，目前仍然有研究团队在为新的第三方评估方案付出努力；在宏观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们的宏观和增长领域研究人员率先提出了结构性减速的认识，并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经济学研究领域，我们重建了资本论研究室，并正在着手重建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与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相关领域的研究室一道，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努力。
    回顾历史，经济研究所始终站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前沿，特别在近40年的时间里，经济所人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研究工作，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依托“两学两史”进行学科建设，积极做好学术与智库的交相融合，并为早日建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关键词：魏众；共享发展；市场；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