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天启：《孙冶方文集》序言

    编者按：本文作者冒天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孙冶方经济科学评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近期，由冒天启老师参与组织编辑修订再版的《孙冶方文集》即将完稿并交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初步定于2017年11月16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第十七届颁奖大会上面世！本文系作者为即将出版的《孙冶方文集》再版所作的序，该序由作者执笔完成后又经《孙冶方文集》编辑委员会集体讨论并定稿。序言已定于在即将出刊的《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发表，题目为：“价值规律内因论与商品生产外因论—《孙冶方文集》序”；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序言题目为：“孙冶方：以自己的生命敲击改革开放大门的先驱—《孙冶方文集》序“！为隆重纪念《孙冶方文集》的再版，冒天启先生将本文完整提供给了经济所网站，并经《经济研究》编辑部同意，在经济所网站发布。在此特向冒天启先生和《经济研究》表示衷心感谢！ 
    价值规律内因论与商品生产外因论 
    ————《孙冶方文集》序 
    作者：冒天启  时间：2017-9-6 
    孙冶方（1908.10.24—1983.2.22），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经济学界几代人都敬仰的一位颇具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活动中，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独立思考，按照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发展了经济学思想，是中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进行批判的先行者，是对传统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 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
     
    孙冶方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 在那里学习、工作了四年零九个月; 回国后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宣传和教学以及实际经济工作的领导，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经济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孙冶方病逝不久，为纪念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学界老一辈经济学家也在1983年6月13日联合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以纪念这位经济学界的泰斗。媒体公认，孙冶方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破茧”的功能，他以自己的生命在敲击着改革开放的大门，2008年12月7日，被媒体评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贡献的一位经济学家。  
    孙冶方一生治学严谨、惜字如金，在与他同辈的经济学家中，著述不算最多，甚至没有过专著，但他的篇篇文章却都针砭时弊，影响深远。1983年，在他病逝前，曾应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约稿，亲自审定篇目，出版过一部《孙冶方选集》；1998年，为了纪念他90诞辰，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委托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孙冶方全集》；2008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与无锡市玉祁孙冶方纪念馆在整理孙冶方文献资料时，发现《孙冶方全集》漏选了孙冶方的不少文章、译著，因此，内部出版了《孙冶方全集》补遗。2016年，应知识产权出版社约邀，经多方反复彻查文献、严格审定，以一部全新的8卷本《孙冶方文集》典籍问世。 
    孙冶方是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在变迁、知识在更新，为让新一代学子对孙冶方的经济学思想有个初步的了解，我们在这里简述他的成长经历、理论贡献以作为《孙冶方文集》新版之序。 
    一、成长经历 　
     
    孙冶方，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原名薛萼果，字勉之，党内用名宋亮。从小家境贫穷，1921年秋，13岁了，才进无锡县立第一高小做寄宿生，父亲背债做过纱厂的小职员。孙冶方在校时, 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无锡地下党组织成立，被选举为第一任中共无锡党支部书记，同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11月，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去的有60多人，其中有张闻天、杨尚昆、乌兰夫，还有王明、蒋经国等。在那里经过两年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1927年夏毕业，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27年11月，东大中国留学生合并到中大，孙冶方也随之返回中大继续担任讲课翻译。这时期，有两件事对他影响较大。一是王明的宗派斗争。20年代赴苏的中国留学生中，既有后来成为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的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也有后来堕落为历史罪人的王明、张国焘等人。当时，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把持了对中国留学生的领导权，大肆进行宗派主义活动，对不赞成他们意见的同志搞残酷斗争， 捏造各种罪名进行打击。1927年夏，在一次讨论中大学期工作总结报告并对报告的决议案投票表决时，支持王明的共有二十八人，一人弃权，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反对，其中有孙冶方的入党介绍人董亦湘。孙冶方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平时与董亦湘及投反对票的同志来往较多。那时，由于孙冶方已担任了讲课翻译，经济收入较高，大家让他掏钱请客聚餐，王明根据这次“聚餐”，凭空捏造了“江浙同乡会”的案件，把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1928年，尽管经过由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专案组的重新审查，宣布“江浙同乡会”是莫须有的罪名，但王明却又利用联共清党，给反对他的同志扣上“托派”的罪名继续加以迫害，他们断定孙冶方也有“托派”嫌疑，无端地给了他“警告处分”。这件冤假错案，给孙冶方后来的党内生活带来不小影响。二是布哈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解释，给孙冶方后来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认识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30年9月，孙冶方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委会主席，年底，调任沪东区工商联筹委会主席。1931年初，孙冶方在英租界被捕，但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断定他是共产党员，以为是“乡下佬”，因此在捕房里关了七天就释放了。出狱后，孙冶方立即向党中央递交书面报告，希望恢复组织关系，同时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王明宗派集团把持着中央领导权，对孙冶方的“书面报告”置之不理，孙冶方被排斥在党外七年之久。这期间，孙冶方在逆境中一直坚持斗争，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透彻理解，与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深入工厂、农村，以大量的调查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批判王明和“托派”夸大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反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左倾观点。1934年6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孙冶方不得不绕道香港去了日本，在东京替商务印书馆翻译卢森贝《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935年9月回国，继续从事《中国农村》的编辑工作。 
    1937年5月，孙冶方恢复了党籍，调任中共江苏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40年9月，孙冶方根据组织决定去延安，途经重庆时，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指示他去苏北新四军或华中局工作。1941年6月，孙冶方到了苏北根据地，先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教科科长，后又去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临去党校前，刘少奇找他谈话指出：党校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7月13日，孙冶方以“宋亮”为笔名给刘少奇写信，请教如何看待党内存在的轻视理论的倾向。当天，刘少奇回信，就党内轻视理论的倾向作了分析，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的《答宋亮同志》的信。1942年华中局党校成立校委会，孙冶方为校委员会委员，仍兼教育科长。1943年4月，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以后，孙冶方即被派到淮南路西地委任宣传部长。1947年5、6月间，孙冶方奉命到胶东向华东财办领导汇报工作，时值国民党军队正向滨海地区进攻，因此上级决定“驻鲁办事处”撤销，干部撤退到胶东，孙被留在华东财办工作，11月任华东财办秘书长兼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直到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1949年江南解放后，孙冶方随三野进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并负责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后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并兼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1955年初，孙冶方调北京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主要分工负责国民经济平衡统计表的编制，还有关于国民收入计算、计划统计指标体系、方法等工作。1956年7、8月间，他去苏联统计局考察，联系中国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深感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病，1956年11月，他写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期，他还写了另一篇有名的文章:《从总产值谈起》，批判总产值指标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  利润指标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 
    孙冶方于1957年底被调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代所长。1958年6月21日，中央工业部电话通知孙冶方，说：中央监委已经批准了中央工业部对他有关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同时恢复了1931年到1937年这一段党龄。这令孙冶方极为振奋。孙冶方虽然弃官从文，但在新的岗位上，仍以高度的敬业精神，花很大的力气疏通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结合的渠道，力主由国家实际经济部门主管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孙冶方大力组织研究人员认真读书，并引导人们把实践中存在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提高到理论上加以研究。他身体力行，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文章，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论为批判对象，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1959年7、8月，他在青岛撰写了《论价值》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9 年第9期，系统陈述了自己的理论和改革主张。从1960年底开始，他组织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同志，着手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系统清算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有害倾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4年8月开始，孙冶方被戴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批判。1968年4月5日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孙冶方在特殊的环境中，用默忆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论》22章183节在脑海中过了八十五遍，坚持每月一次。1972年2月，他以给“外调”人员写材料为名，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长篇文章，驳斥了康生、陈伯达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1975年4月10日踏出狱门对工宣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回家后即着手《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打倒“四人帮”后，孙冶方极为昂奋地参加了揭批“四人帮”的理论斗争以及考察出国访问。那时，国内各个部门都组团去东欧国家学习，曾有团组去匈牙利，接待方坦然地说，我们是按照你们国家孙冶方的经济学思想改革的！1979年8月，孙冶方肝癌已到晚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研究所加强了写作组的力量，为抢救学术遗产，由孙冶方在病床上口授录音，然后由写作组整理，前后约一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二十余章。从这以后，孙冶方更拼命工作，三年时间，先后写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参加文艺、历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1982年9月，孙冶方参加了党的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22日下午5时，这位拼搏了一生的老布尔什维克，带着铮铮铁骨，离开了我们，时年75岁。 
    二、理论贡献 
    在新中国建国前的30至40年代，孙冶方发表过的论文，主要是联系中国实际，以大量第一手调查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但他经济思想最有历史学术价值的部分是在建国后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形成的。在左的路线统治全党和社会的环境下，孙冶方大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勇敢倡导改革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他的经济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在这个大题目下，他经常论述的经济思想主要是： 
    （1）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即“最小最大”。孙冶方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反复论述“最小最大”而由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最小最大”的发明者，从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看，实际上并不是孙冶方。早在1817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1821年，这部书的第三版广为流行，书中写道:国家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更多的投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大,……这两种增加财富的方法中，第二种方法自然是更可取的。当时，有一位匿名作者按照李嘉图的这个思想写了《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小册子，其中说道：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对这个思想极为赞赏，说：“这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命题。”同时还把李嘉图的上述说法概括为：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还强调：这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是适用的。但时间过了100多年，孙冶方把这个朴索的思想用中国化了的经济学语言，作了广泛宣传。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要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人类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要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或者说，要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研究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了多少产品，是劳动生产率范畴问题；研究单位产品中包含有多少劳动时间即劳动耗费，是价值范畴问题。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就是要一个把个别的、局部的劳动还原为大多数的、社会平均必要的劳动耗费的复杂经济运行过程。孙冶方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的内在矛盾即商品二重性和生产商品劳动二重性仍然存在，经济学要以“最小最大”为红线，去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孙冶方用“最小最大”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批评在“政治挂帅”下高消耗、低效益的顽症；用“最小最大”判断社会主义公有制，批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的体制；用“最小最大”批评“权力经济学”,重新编写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因而使这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学常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出了新的理论光彩。实践证明，孙冶方在“最小最大”中所包含的一切思想都是正确的，因此，经济学界公认：“最小最大”是孙冶方公式。 
    （2）价值理论。孙冶方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与众不同，他坦诚地承认：我的价值论源自恩格斯，但有自己独立的“逻辑上的一贯性和系统性”。恩格斯1843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接着还说：在未来社会中，“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个理论十分赞赏。1868年１月８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我采取了抽象的研究方法，直接的价值规定，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作用是很小的，甚至是找不到的。（价值）“通过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事情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的说过的那样。” 所谓“十分正确的说过”，就是指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说法。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前半年再版《反杜林论》时，将这一观点与《资本论》一、二、三卷联系起来，重申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观点，“ 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方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在病逝前重申自己对价值概念的论述，足见这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后来，恩格斯的这一理论，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孙冶方联系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对恩格斯的价值理论做了充分的发挥，坚持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了自己一套严密的价值理论体系，他曾对批判者戏言说：你们如果击破了我的要害——价值论，那么我的这个理论体系就摧枯拉朽了！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他一再强调，价值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反映着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就这一点来说，它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共同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是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却可以通过统计、会计具体地捉摸到。因而在量的意义上，价值就是物化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价值由包含在商品或产品中的劳动量决定。但是，在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却始终是不平衡的。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商品中包含着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但如果它的产量供应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要，那么一部分社会劳动还是会浪费掉的。因此，效用通过社会必要劳动的形成来最终影响价值的变化，离开了一定使用价值的质和量，就无从谈论“必要”还是“不必要”。社会主义建设效益差、浪费大，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价值观念，不对生产费用和效用进行比较造成的。孙冶方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它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生产，它同样也存在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因此，孙冶方是价值规律内因论者，它反对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论，对斯大林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体制，进行了尖锐而辛辣的批评。 
    （3）企业扩权理论。孙冶方强调，企业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孙冶方在我国最早提出了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他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谁具有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力,谁就是事实上的所有者。然而“在全民所有制之下，占有、使用和支配是一个主体，而所有权是另一个主体。国营企业，只是根据它们的活动目的和财产的用途对固定给他们的国家财产行使占有、使用和支配之权。而这些财产的所有者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不象自然经济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上层建筑、法律关系，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关系。孙冶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集权计划经济，独创性地提出了划分国家和企业权限的“杠杠”，他认为，经营管理体制中“大权”和“小权”、“死”和“活”的界限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束缚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应该抓的“大权”，国家必须严格行使权力，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大乱。而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唯一界限是企业资金价值量，凡是不要求国家追加投资的，在原有资金价值量范围以内的生产，都是简单再生产；而要求追加新投资，这超出了企业原有资金价值量范围以外，因而是扩大再生产。孙冶方按照上述“杠杠”，激烈地批评了固定资产管理体制，要求把折旧基金原则上全部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去搞挖潜、革新和改造。 
    （4）利润理论。孙冶方认为，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无论是社会总产品，还是个别企业总产品，c+v即成本越低越好，与此相应，m即剩余劳动就会增多。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它们都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抓住了利润指标，就如同抓住了“牛鼻子”一样，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孙冶方认为，价格不合理，就会扭曲利润的作用，比如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如果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得过低，按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实际上就把农民所创造的价值，算在了工业品价格上。孙冶方尖锐批评了斯大林通过“剪刀差”，向农民筹集国家工业化资金的超经济剥夺。不合理的价格，成了价值的“哈哈镜”，使得计划、投资和分配，失去了判断尺度，因此，他极力主张按资金利润率调整不合理的价格。 
    （5）流通理论。孙冶方认为，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社会分工使生产实现了专业化，但要使各个生产部门的再生产能正常进行下去，他们必须以产品交换为媒介发生经济联系，实现生产的物质补偿和替换。因此，流通是社会化大生产不可缺少的环节。孙冶方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全民所有制外部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交换，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流通和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商品流通同时并存。要使社会主义流通(产品、商品)成为有计划的经济过程。孙冶方认为，我们必须研究流通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流通渠道、购销形式、网点设置等等。孙冶方一再强调，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论述的许多问题，比如加速资金周转等，只要剔除资本主义的特殊属性，作为社会化生产的规定，对社会主义经济依然适用，因此，他在提出生产中的“最小最大”的同时，亦主张流通中也要研究以最少的垫支资金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的问题，因为等量资金的周转速度不同，获得的有用效果也是不等的。 
    （6）1970年代末，孙冶方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他批判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之外去孤立地研究所有制是有害的。所有制是一种财产关系亦即法律用语，经济学在研究特定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时，应该讲清楚：第一，用哪个阶级所有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归哪个阶级占有；第二，交换的产品是哪个阶级生产的又为哪个阶级占有; 第三，被分配的产品是哪个阶级生产又归哪个阶级所占有，从而用什么形式按什么比例分配。我们在所有制上曾经搞“穷过渡”的作法，其理论根源就是斯大林把所有制形式从生产关系中独立出来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归属”关系，用政治运动来不断调整财产归属，结果把基于经济的所有制，变成了基于权利的所有制。实践证明，实现了国家“占有”，未必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腐败官员在这个所谓的“公有制”经济中擢取“公款”和“公物”，可能比资本家在自己开设的商号里支取款项还随便。这样的公有制，“实质上是一种挂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招牌的封建主义的特权所有制”。所以，所有制只能从财产的现实形态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上来把握，从生产、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来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将他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孤立的财产归属！ 
    他批判斯大林对生产力的定义，认为把劳动对象从生产力因素中排除掉也是有害的。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自然经济论渊源甚深，毒害甚广，它依附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把社会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把计划经济和实物经济混同起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出来。孙冶方几十年来，以反自然经济论为大旗，揭露了自然经济论对实际工作的影响。他指出：自然经济论没有经济效益观点，借口政治帐掩盖经济建设中的高消耗；没有生产经营观点，企业按上级定下来的指标进行生产，造成产销脱节；没有等价交换观点，把价值看作是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用“剪刀差”向农民征收“贡税”；没有流通观点，不准生产资料进入流通，用调拨代替了交换；没有资金核算观点，实行资金供给制，培植了败家子作风；没有固定资产的磨损观点，人为压低折旧率，迫使企业搞“古董复制”，冻结了技术进步。孙冶方指出：按照自然经济论办事，就象原始公社首脑指挥生产一样，企业的一切活动都由集中的计划统一支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供应什么，都统一按实物计划规定。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就个别的、局部的观点去批判自然经济论，并不乏其人；但是，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象孙冶方这样全面、深入、系统地对自然经济论进行过批判。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传统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我国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以自然经济论为基础，由国家对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实行高度的集权管理，物资被统调统拨；资金被统收统支；人力被统包统配；产品被统购统销，计划被层层下敲；干部被层层任免。1950-1960年代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就连苏联也进行了所谓的“完善”工作。但在我国，却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把斯大林以自然经济论为基础的集权模式看作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固定模式，对改革观点进行批判。孙冶方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逆潮流而进，以价值规律内因论为基础，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为突破口，要求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物资流通体制、改革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体制以及对价格、利润、统计等各方面的改革。孙冶方为倡导体制改革而付出的代价，将永远激励着后继者。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1950年代中期，孙冶方就认为：从苏联舶来的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它充满着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1950年代末着手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就是为着取代那些陈腐的老框框。当然，社会主义还在实践，还不能产生出成熟的经济学体系，但是，孙冶方坚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法，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为出发点，把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为贯穿整个体系的红线，把对价值范畴的分析贯穿于各章，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对这种旨在把社会主义经济学从唯意志论的毒害下解救出来的新体系，不能不看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大胆尝试和探索。同时，孙冶方在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时，既坚持独立思考，又提倡集思广益，为我国经济学界培养出了一支具有深厚经济学理论功底的经济学家队伍，成为改革开放中的一支生力军！ 
    孙冶方是我国学术思想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真理而勇于献身的光辉典范。在他从事理论工作的六十个春秋里，非常重视实践，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做国情、田地调查，从中提出重大的研究课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但他绝不把实践中的材料按政治气候和政策要求简单地加以堆砌和描述，而是力求准确完整地按照马克思经济理论基本方法加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他同时也非常重视理论，他深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因此下大力气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敢于从“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剔出假货，剔出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条条”，按中国国情去检验、评审“舶来品”的真伪和适用性，在批判和独立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他非常憎恨文化专制主义，同时也非常讨厌那种摸风向、探气候的风派理论工作者。孙冶方无论是从政作官，亦无论是弃官从文，都有着一种强烈的专业精神，不为权、不畏权，独立思考，探求真理，始终表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铮铮铁骨。但是，孙冶方在学术讨论中，却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热情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商榷意见，公开检讨并放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自己认为应该补正的学术观点。孙冶方这种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开放求是、吸纳灼见的治学态度，坚持来自实践而认准的观点至死不渝且又坦然放弃被实践证明是不大适宜的观点，在学界鹤立独行的铿锵风骨，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宝贵财富。 
    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总是环境的产物。因此，我们坦率地认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中也还存在着某些历史的局限性，这主要是他的商品生产外因论。孙冶方依照马克思关于“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的论述，指出：等价交换基础上所有权的转移，是商品交换的本质。他由此推论说：（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在本质上已经不是商品交换的性质了, ……因为国营企业都属于一个所有者，属于全体人民，属于全社会，它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引起所有权的转移问题，而只有核算问题。但由于国营企业还要与集体经济发生往来，个人消费品也作为商品存在，这作为一种外在的因素，使国营企业之间的往来不得不带有一定的商品性。孙冶方的这种商品生产外因论，基本上延续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观点即由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来看待商品生产。孙冶方在1960年代曾批评说：现在有一种我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思想，那就是把商品货币关系引进全民所有制内部关系中来，以市场竞争规律，以交换价值规律来解释和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在1980年代初，他再一次批评说：经济学界的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先是根本否认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内的调节作用，尔后承认了这种作用，但却又把商品货币关系也引进了全民所有制，由此派生出，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尽管主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扩大企业权限，但所有制/产权改革，却没有进入孙冶方的研究视野；在计划管理体制上，尽管孙冶方主张旧的计划体制要推倒重建，但他要把计划建立在对价值、对社会必要劳动进行计算的基础上，实践证明，这是很难做到的。这说明，孙冶方用价值规律内因论批判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论时，却依然受着斯大林商品生产外因论的困扰。孙冶方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兼容在他的总体理论框架中，这真实地反映了一位真诚的经济学家对历史的抗争和历史对他的束缚。 
    进入90年代，我们党明确了社会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我们静下心来重温孙冶方经济思想，其心情非常复杂而又极为沉重。对照当今在发展着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对照当今变化着的经济理论界和不断提出的新观点，对照我们的新宪法和党的各种文件，其所蕴含的经济理论、经济思想都远远超出了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但是，联系当今经济建设的实践，我们仍然能看到孙冶方某些经济思想所闪烁的光辉和科学预见，比如：价格体制的改革、国有经济及国有资产的管理等。
     
    孙冶方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是在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期形成的，那是一个令中国知识界心悸而沈郁的年代，孙冶方独树一帜，为在中国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的许多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都具有开拓性，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孙冶方以自己创造性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学界开辟了一条经济学发展的道路；以崇高的人德，为经济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谨以《孙冶方文集》的出版，纪念中国经济学界的这位泰斗！  
    [1]冒天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maotq@me.com。本文系作者为即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孙冶方文集》再版所作的序，该序由作者执笔完成后又经《孙冶方文集》编辑委员会集体讨论并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