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临沂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05-113页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生成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将中国经济实践经验系统化并提升为理论学说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坚定“四个自信”的认识论前提，是增强中国经济学主体意识和主体性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是其生成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智慧、西方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和实践等是其历史生成的理论来源。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F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17）01-0105-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其理论解释及对中国发展趋势的研究，从此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实践的产物，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实践的深化本身客观上有着对蕴含于其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系统化梳理的要求，要想更好地指导实践，必须有系统化、理论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理论发展自身的逻辑要求和实践逻辑的进一步演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的双重动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和形成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都是对时代问题的理论回答，都离不开产生的时代背景。“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生成，必定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所以，要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当前的形势下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即其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不是对它的机械照搬，而是以其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产生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毛泽东所构想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理论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理论，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着眼于实践，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有深刻教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视被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范畴，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理论任务，而且把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任务提到了中国经济学人的面前。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学思想，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最重要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必然。
    第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将中国经济实践经验系统化并提升为理论学说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来看，一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必定基于一定的历史实践过程，这是理论产生、形成的根基和源泉。理论虽然具有自身的逻辑发展历程，但归根到底，其创新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说，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实践主体必定要求对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进行理论说明和解释，为自己的实践寻求理论层面的根据，以求得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自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都是一定国度的经济实践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发展实践，从建国算起已经近70年的时间，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也已经有近40年的历程，2010年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总结中国的经济实践，使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准确地说明和解释中国成功的经济实践，形成基于中国实践而内生的中国经济理论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解释和理论分析可谓见仁见智，分歧巨大。前几年“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道路”的热烈讨论，都是这种时代背景的产物。时下发生在“破土工作室”的由潘毅教授和芦荻教授的论战所引发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问题的讨论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核心问题或分歧的焦点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所取得的，还是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指导所取得，由此引出了，“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还是社会主义吗”的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途径就是要尽快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来解决思想上的混乱。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持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者们认识路线上的分歧，也折射了对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的迫切性，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话语权之争。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呼唤中国理论界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做出回答，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当承担起这份重任。
    第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增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坚定“四个自信”的认识论前提。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的论断，习近平将其与增强政治定力联系起来，强调“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22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的论断，由十八大的“三个自信”推进到“四个自信”。而且，把“文化自信”看成是其它“三个自信”的基础或者根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自信来源于实践的成功，也来源于理论的清醒和对成功实践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增强中国经济学主体意识和主体性的需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于这种成功的理论说明和理论解释，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当然，这项工作有很多经济学者一直在努力去做，但是从整体上系统反映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实和规律，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经济学的研究缺乏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在国际经济学学术论坛上，经济理论的学术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方经济学家手中，这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式微与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相比极不相称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有些人认为，经济学与国际接轨，经济学的国际化，就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事实，从而主动放弃了经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方向，进而放弃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近来很多学者所反映的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式微，西方主流经济学占主导地位，青年人得不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教育，这种状况就是典型的表现。
    第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至2011年长达33年的时间里，以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实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中央做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强调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关节点上，更需要科学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未来的实践。这就需要对过去的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形态。时下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趋势的不同判断，认识上的分歧来源于理论上的不成熟，以创新的精神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是解决这些认识问题的当务之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实践基础

    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正确的理论又来源于它所根植的丰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的实践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对中国经济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3]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初，邓小平同志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5]257这说明了中国发展问题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党的十三大论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动员了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和全国人民大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都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业热情，也增强了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中国经济经历又一轮的长时期发展。从1992 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7元增长到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784元提高到5919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不到2.7万亿元，跃升到2011年的超过47万亿元，年均增长10.5%左右；国家财政收入从1992年的3483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0.37万亿元。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等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阐述，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主要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思想。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新常态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在发展动力方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变；其次在结构方面，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再次在发展速度上，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供给侧改革思想等，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大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更加坚实。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理论来源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产生既不能离开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也不能离开人类认识成果的历史积累，理论的形成一定是站在前人理论家的肩膀上的时代性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必定有着丰富的理论来源。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我们需借鉴的三方面资源。具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按照习近平的思路，笔者认为：
    第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19 世纪中叶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理论揭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的产生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革命运动的需要，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欧洲经济发展的事实以及深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是唯物史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这一科学世界观指导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研究成果。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深刻贡献，他的《帝国主义论》一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个重要历史参照。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中，他提出了要有成效进行管理、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组织竞赛等经济管理与建设思想，在《论粮食税》中进一步阐明苏维埃俄国为什么要改变粮食政策以及粮食税政策的实质，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交换粮食，粮食税还只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列宁曾经深刻阐述市场、分工、商品生产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会促进市场扩大的内在根据，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学定义，他还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发展合作社的意义及作用、实现合作社的前提条件、支持合作社发展等观点。列宁的理论对我们有深刻启示。斯大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在此指导下由苏联专家编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都滥觞于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以此为鉴戒的背景下展开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在现实批判中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没有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轨迹，而是建立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6]
    第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直接来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注重革命过程中的经济建设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有学者指出：“就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来说，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是建立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基本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正是基于在旧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束缚，得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最基本内容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7]28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初步总结了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思想虽然还不是很系统和很完善，但是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摆脱苏联模式的一种实践尝试和理论探索。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毛泽东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于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这些谈话以读书为线索，以苏联实践为参照，以反思和研究中国的建设实践寻求中国道路为根本目的，谈出了很多就当前来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认识。
    第三，中国传统经济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文化基质。
    任何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生成都是和这个国度中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其文化底蕴和文化根基一定包含中国文化基因。甘阳先生在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时认为，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中心形成和演化出来的一些现代化的观念所形成的新的传统；二是共和国建国以来所形成的毛泽东时代的以追求平等和正义为特征的传统；三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三种传统似乎常常被置于一种相互排斥的状态，但是这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恰恰在于这三种文化的自觉融会。
    甘阳强调“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8]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尤其是其中经济理论和经济学传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两大思想传统，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和智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
    很多学者包括一些国外学者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恰恰融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比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看来都无法理解，他们认为，要么市场经济，要么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置于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呢？如果深入中国文化的内部，就不难找到答案。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周易》，周易理论体系庞杂，义理深奥，但无非三个字而已： “时”“中”“位”。主张凡事皆有“度 。“度”就是有一个活动的幅度，掌握事物两极之间的张力，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对立的，都是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主张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幅度。甘阳告诉大家的就是要看到中国改革成功中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8]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经济理论的发掘，这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重要基础资源。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离不开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批判吸收。
    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与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中国正是在改革开放中，在向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学习中，才逐步迈入现代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盛行于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更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深远，其中的有益成分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交相映辉与轮番登场正是西方经济运行内在问题的显现，也是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内在缺憾的明证。我们在向西方借鉴经济发展经验、经济学思想的同时，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西方的经济理论虽然对经济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科学解释，但这种解释，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是建立在对社会的纯粹科学的理解之上的，难以避免物化的命运。卢卡奇曾经说，国民经济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知识，“古典国民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的本质和规律，这种经济体系就其特性、就其对象的结构来说实际上非常接近物理学、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种自然界”[9] 321，但在这种“ 纯粹科学”的视野中，“人在其中仅仅作为抽象的数量、作为某种可归结为数量、可归结为数量关系的东西而表现出来，按恩格斯的话说，规律在其中只能被认识到，但不能加以支配”[9]321，这种对人的物化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克服，也是他们所无意克服的致命弊端，但将人从物化处境中解放出来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使命。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而不能成为根本的指导原则。
    第五，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的有益借鉴。一度流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尤其巨大的优势和合理性，但也有其不容易克服的缺点。苏联利用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在二战中抵挡住法西斯国家的进攻，进而在二战后的20多年中保持7%左右的高速增长。到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农业总产值达到85%。但这种高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从8.5%下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4.3%下降到1.1%，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6.8%下降到3.2%。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计划经济优势的发挥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有它发挥作用范围的“度”，超过一定的度的界限，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缺点将发挥破坏性的作用。苏联计划经济的教训不谓不深刻，这也是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心和决心的根源。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9 (2).
    [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习近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N/OL].http://chinanews. com/ll/2015/12-23/7684987.shtml.
    [4]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 人民日报，2015-11-25.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王军、吴海燕.在我国经济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EB/OL].http://www.qstheorycn/laigao/2015-12/03/c_1117340440.htm.
    [7]汪海波.对党的经济纲领的历史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甘阳.通三统[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鲁运庚.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的儿童劳动[J].历史研究，2015，（06）.
    （期刊责任编辑：徐元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