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所赴新加坡学术交流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代表团
    2016年6月4日至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代表团团长赵学军研究员及苏金花研究员、纪辛助理研究员、于文浩副研究员一行4人，访问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与新加坡的学者作了学术交流，获益很多。
    

一、在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学术交流

    6月6日下午，学术代表团一行到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在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赵学军研究员作了“信用担保视域下农户的融资困境”学术报告，中心主任游俊豪教授主持，该院的学者、研究生及访问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
    讲座上，赵学军研究员从当前中国农户面临的融资困境引入话题，先是分析了中国学者多视角的理论分析，接着，他提出另一个分析层面：农户融资困难与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滞后有关。分析农村信用担保问题，需要运用“广义信用担保”制度视角。“广义信用担保”含义是：一切借贷均有信用担保行为；信用担保的抵押物包括“社会资本”；除了法规等正式制度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是信用担保制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特征是：建立与运行的产权基础是私有制，物的担保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土地；人的担保占有重要地位，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人保；在比较封闭的乡村社会，存在自我实施的信誉机制，使得农户的“社会资本”能够用于信用担保；以非正式制度安排为特色的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存在一个“自发秩序”，“保人”及“中人”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的参与维护着信用担保制度的有序运行。中国传统的信用担保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后发生了巨变。土地改革摧毁了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的保证人阶层；私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产权基础。计划经济时期，正式担保制度基本中止，由风俗习惯构建的非正式信用担保制度也悄然步入民间借贷的角落，不为公众所知。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而与之适应的信用担保制度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致使农户受到信用担保的约束，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他提出，破解农户借贷难的关键，应是大力发展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中，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建设应该优先。
    与会学者则与赵学军研究员交流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与变迁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乡绅与传统农村治理问题、农村征信体系建设问题等学术前沿问题。
    在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代表团拜会了院长刘宏教授。刘宏教授是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还兼任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华人研究国际学报》主编。他曾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系讲席教授、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暨孔子学院院长、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海外华人社会与文化、全球化与国际人才战略、近现代东南亚历史与政治。赵学军研究员介绍了经济研究所的历史与现状、经济史研究的状况，刘宏院长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设置、中华言语文化中心的学术活动等情况。刘宏教授的团队主要研究南洋华人、华商问题，他非常欢迎经济研究所学者的访问，提出以后双方可以加强交流与研究合作。他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华人、华商的学者与中国研究经济史学者还缺乏深度交流，研究华人问题没有将经济史的背景显现出来，而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也较少将华人、华商的研究纳入视野。另外，华人、华商研究需要置于全球视角进行分析，华人、华商对中国发展的作用要置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加以分析。比如，华人、华商对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作用，华商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解决融资瓶颈的问题等等，都需要华人、华商研究的学者与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合作研究。他提议，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及中华言语文化中心可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展合作，双方可以合作承办会议，轮流在中国与新加坡召开；双方可能选择一些课题进行研究，比如侨汇问题，等等。
    

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学术交流

    6月7日下午，代表团一行四人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拜会顾清扬教授，交流了南洋华侨、华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问题。
    顾清扬教授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学硕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项目副主任、短期管理培训课程主任。
    顾清扬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新家坡国立大学的历史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基本情况。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为1905年成立的海峡殖民地与马来亚联邦政府医学院；1912年，改名为爱德华七世医科学校。1928年，莱佛士学院成立。1949年，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与莱佛士学院合并为马来亚大学。1955年，新加坡华人社团组织创立了南洋大学。1962年，马来亚大学位于新加坡的校区独立为新加坡大学。1980年，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部分院系合并，定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工程、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享有世界盛名。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比较年轻，成立于2004年8月4日，以时任新加坡资政、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名字命名。学院致力于“培养和启迪当今世界与未来的领导者，以提升亚洲治理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亚洲转型”。学院起源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公共政策硕士课程，该课程是1992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协助下创办的。学院学生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其中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成立后，与中国政府长期合作，成为培养中国基层政府官员行政能力的重要海外基地。
    赵学军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史以及各研究室的基本情况，并重点介绍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编研“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课题及“无锡、保定农村调查”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的当代经济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从中央各部委档案资料中筛选了三套31卷档案资料，是中国当代经济史研究、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基础资料。“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是可供观察中国近现代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纪辛助理研究员就近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有关新加坡经济研究作了介绍。方显廷自1968年至1971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工作，1970年发表了著名的《新加坡经济发展之战略》，指出通向新加坡工业化成功之路。他咨询了方显廷在新加坡工作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情况。苏金花研究员介绍了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利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探讨古代西部丝绸之路绿洲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现状。于文浩副研究员介绍了她对中国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在与顾清扬教授的交谈中，我们讨论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问题。顾教授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华文化应该先走出去，其次是文化产业走出去，在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其他产业走出去。否则，中国产业走出去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中国的大量投资可能白白损失。包括新加坡在内，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华文化，坚持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乃至东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
    

三、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学术交流

    6月7日下午，我们还访问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受到了郑永年所长的热诚接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I）成立于1997年，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所建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1992年东亚哲学研究所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1997年，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易名为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所的宗旨是推动对东亚地区学术和政策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迅速发展的经济一体化态势及其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东亚研究所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为政府官员提供政策分析报告，另一个任务是从事学术研究。其出具的政策背景分析、政策报告以及政策咨询意见不仅对于新加坡政府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且为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与研究人员所重视。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任该所董事会主席，郑永年教授为现任所长。
    郑永年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北京大学工作多年，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任《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他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著作5部、中文著作8部。
    郑永年先生介绍说，东亚研究所旨在推动关于东亚发展的学术研究及政策导向型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等是其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所下设政治、经济、社会和东亚4个研究组。政治研究组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及外交关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政党、中国的精英政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的区域发展、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等。经济研究组关注当今中国与东亚的经济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变革、中国经济受到的区域性及全球性的影响、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的经贸关系等。社会研究组关注社会政策、社会变革与发展、社会问题等。东亚研究组则关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及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研究所设有专门的图书馆，藏有近28000册关于中国和东亚的大量中英文资料，涵盖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还藏有微缩胶卷形式的资料。
    为促进学术交流并使更多人分享其研究成果，东亚研究所定期组织研讨会并出版研究刊物。比较有代表性的刊物为《中国》(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和《东亚政策》(East Asian Policy)。《中国》每年3月、9月出版，内容涵盖研究前沿、政策评论文章、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法律、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札记，中国与东盟10国外交关系的大事记等。《东亚政策》每年1月、4月、7月、10月出版，主要评估东亚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及外交政策动向，其中，中国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郑永年的主要观点有：
    从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和现状来看，今天的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实现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让全球经济在激发增量的过程中，平稳达到结构再平衡。长期而言，中国也有能力带领非西方国家，针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体制失灵的问题进行改革，以建构一个更公正、包容、有序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
    中国道路是和平、开放、包容的，是让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来，这是新的时代精神。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开放极其重要，这也是从前一些大国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尤其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不在于谁更民族主义，而在于谁更加开放。国家越开放，就越可以调动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
    制度建设成为中国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把它们放在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来理解才有意义。要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设发掘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机制。
    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啃骨头就要有权力，但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发挥社会的活力还是要还权于社会。十八大后中国权力格局有了变化和重构，在今天，已稳固形成新的政治权威，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设计师”。
    在与我们交谈时，郑永年先表示他对国内很多问题都很关注，也很忧虑；对国内学风浮躁现象很是忧虑；希望国内执政者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
    他认为，政治和经济分不开，目前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他谈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良知以及独立性问题，认为中华民族一直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就是为五斗米折腰。从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中国开始形成商业文明，但现在的商业文明是为两斗米折腰了。这是最大的挑战，对知识分子的心灵折磨比以前更为严重。
    他对中国的忧虑溢于言表。他说中国是现在唯一一个周边被核武国家环绕的大国，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以及国际形象不容乐观；中国的海权被压缩得非常厉害；中国周边国家能源丰富，但却不愿与中国分享，中国只能舍近求远，到非洲开发。
    我们与郑永年先生商谈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与东亚研究所建立联系的问题。郑先生郑永年先生爽快地表示同意，提出经济所的学者可以到东亚研究所做三个月或半年的学术访问。我们也邀请郑永年先生有机会到经济所做学术访问。
    

四、主要收获

    我们此次出访新加坡，收获之一是了解了新加坡学术界的研究动向与研究热点，介绍了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双方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有共同的兴趣。通过接触与交流，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为我们今后开展学术交流打下了基础。
    收获之二是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国外学者研究问题，喜欢放在全球视野进行分析比较，国内学者则较少关注国际背景问题。与他们的交流，让我们意识到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有全球史的视角，与国外进行对比参照研究。
    收获之三是与新加坡两所大学达成了开展合作的意向。这对于中国经济史学走出国门、中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大有益处。接下来我们要积极推进，将合作意向落到实处。
    报告人：赵学军、苏金花、纪辛、于文浩
    统稿人：赵学军
    （编稿、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