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第22-33页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标示着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性范畴，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未来逻辑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为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项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未来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7）01-022-12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常态的特征日益显现，当代中国开始了实现由大到强的伟大跨越。在这种经济形势下，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前所未有，同时，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社会的变革和实践的创新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正确的理论又必定来源于变革和创新的实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看到了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在领导党和人民全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过程中，特别强调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任务。中国的实践要用中国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理论创新要根源于中国的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它社会科学建构的基础学科，马克思正是由于对历史之谜和国家之谜的理论追问，才走向了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才确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这种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互动关系，给习近平以深刻的启示，这也可以解释他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为什么从对政治经济学的强调开始。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多次讲话中，习近平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予以系统总结，突出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和思想理念，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提升到学科高度，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创新和发展。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问题，概括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创新，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这与他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是完全一致的。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集中体现为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未来逻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逻辑
    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形成或者提出适应这个理论体系的内在本质要求的概念、范畴、话语、原则和分析方法，通过一定的逻辑建构形成这个理论的潜话语，然后在这个潜话语的支撑下，形成表达这个潜话语的显话语，也就是形成理论自身独特的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还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对体系本身进行总体性概括。这种总体性概括不仅昭示着人们对这个理论体系的性质和内容的总体性认识，而且反映着这种理论体系的内在本质。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什么总体性概念来概括，一直在争论之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等等，这反映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认识，总体性认识的不一致，意味着理论体系内容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性结构上一开始沿用了苏联的理论体系。这与1950年代我们首先引进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解就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就是对《资本论》的通俗化简写，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结构大家认识分歧很大，这些年一些学者又结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进行了体系中的微调，但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离中国的经济实践距离很远，缺乏对中国实践的理论解释力。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在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概括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这意味着我们党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把握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一种萌芽状态逐渐达到了整体性层面的理论自觉进而达到了一门学科体系的自觉。2014年7月8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在分析经济形势时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不仅仅是给党和政府领导同志提出了学习和应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理论的任务，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了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分析和把握中国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总体性特征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习近平在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其它的任何经济学，他强调的是蕴含其中的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基于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经济新阶段的总体性特征的迫切需要，党中央认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几十年的实践进行总结，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我们统一思想认识，克服遇到的困难，开拓奋进非常重要，中央政治局组织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学习。在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在这里不仅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要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创新的任务，这个理论创新的成果被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崭新的概念意味着：一是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二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三是这个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中国本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是一种新的理论境界。2015年12月18日到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在被称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的于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从中国发展的战略高度，不仅论述了创新中国理论，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在中国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怎样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在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中自然包含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要求。从理论逻辑上讲，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概念的使用角度看，由“政治经济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外延的界定到内涵的规定，一次比一次明确和具体。第一次讲话是从一般意义上强调了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对于搞好当前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第二次讲话就提出了总结规律、建构理论、形成学说的具体要求；第三次讲话则更加明确地概括出了这个理论要坚持的重大原则；第四次讲话则从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性上肯定和规定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是第五次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要求。在2016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3］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的问题，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通过对这一系列会议讲话精神的回顾和逻辑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对经济学理论的自觉性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定的历史过程，是过程的集合体，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4］这种历史的规律性体现为社会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正因为这样，“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5］“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就是要看到历史的连续性，要看到“主要阶段”就是要看到历史的非连续性。习近平深谙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哲理，从党的十八以来的重要文献来看，在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每当讲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他都用娴熟的历史分析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他用通俗语言表达了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6］67针对人们对中共党史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30年”的认识上出现的偏差，习近平运用社会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的历史思维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6］22，23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习近平把他的这种历史分析的方法同样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他在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的同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给我们研究这一重大问题以深刻的方法论提示。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不仅倡导要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联系起来考察，而且将其延伸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分析，起始于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高度评价。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它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就继承来说，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发展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具有时代的差异性。［7］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史是科学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重点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2］这个论断说明了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结论和政策转化；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套用，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中国为中心，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经过认真的研究而得出的政策思路，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部分。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国情的理论产物。其基本的国情依据是，“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8］633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革命的性质应当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当时的国际背景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就使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8］667所以，这种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8］666对于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做了更加具体的描述：“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8］650与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相适应，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按照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是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前一个纲领主要是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后一个纲领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二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产物，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照搬，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照抄和挪用，而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具有独创性的经济学理论。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就是要贯彻这种理论的原创性精神。在具有独创性的中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取得成功之后，毛泽东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众所周知，这个探索既有成功也有失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毛泽东还是贡献了很多创新性的经济学观点，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是因为这样，习近平肯定地说：党和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2］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苏联模式为参照，总结苏联的实践经验，吸取苏联的教训，同时不断总结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这些著作突破了苏联的很多教条，开始了摆脱苏联模式的理论思考，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明确表示，“照搬苏联心情不舒畅”。［9］习近平提到的上述独创性观点都是在这些著作中论述的。不仅如此，他还直接思考如何编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从1958年到1960年，毛泽东几次读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根据该书由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留下了丰富的批注和谈话记录。在这些批注和谈话记录中，毛泽东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他通过批判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直接提出了要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怎么编的问题，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甚至提出了必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为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主线的具体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很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涉及到的观点和问题。所以，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的话，那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考，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无疑起了一个奠基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探索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问题，推进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张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可持续，无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极大拓展。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论贡献，习近平总结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根据新的时代要求，立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为习近平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基础资源。综合习近平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初步概括出这个理论的逻辑线索和基本理论框架。这个基本理论框架由以下“九论”组成。
    1.总论。也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的理论，换句话说，它要回答的问题是：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码涉及到这门学科的立场、观点、方法、原则、对象、任务等等方面。作为治国领袖的习近平不可能从学理的角度去集中论述这些问题，但从他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一，关于立场问题。立场问题就是理论学说的阶级性问题，也就是这个学说是站在哪个阶级的角度说话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1］很多经济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就是一门纯科学，没有什么阶级立场问题，经济学说就是要解决经济问题，是着眼于经济财富的增长问题，是一种指引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造福人类的学说。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态度就是可以不问阶级立场，引进过来就可以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就连西方经济学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经济学说的阶级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的一段话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0］所以，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1］所谓的根本性、原则性，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立场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作为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立场当然是人民群众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劳动人民经济学”。第二，关于观点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其它什么别的政治经济学，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地方，就在于其最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前提也必定是唯物史观，它在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观点、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1］第三，关于方法问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讲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1］这段话显然不仅仅是针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讲的，而是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整体谈的研究方法问题，但完全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用一句话来表述的话，其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完全一致的，当然，经济学的研究还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1］所谓的“不要忘了老祖宗”，就是不要忘了唯物辩证法，要用唯物辩证法统筹这些科学方法，因为与唯物辩证法相比，它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方法。所谓“不要失去了判断力”，就是一切要以唯物辩证法为判断标准，要用唯物辩证法来检验这些具体的科学方法。第四，关于原则问题。这里的原则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遵循的基本尺度，也就是基本标准。这个理论体系的所有范畴和原理都不能与基本原则相异。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原则的理解有很多种表述，笔者理解这里的原则一定是体现这个理论体系根本目的的根本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应该是有两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1］二是“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这两个方面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迁，是基础和根本；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迈进，是目标和方向。两大原则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实践过程中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辩证统一，就是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第五，关于对象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学术界理论界存在两大路径：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路寻找经典根据，比如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2］参照这个论述给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根据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结合中国共产党当代领导人的论述，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要突破局限于生产关系的传统思维，把对生产力的研究作为重要内容，邓小平讲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讲过“保护生产力”，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研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规律的学说。笔者认为，这些探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足以概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按照这个思路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奥妙所在，也很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进道路予以彻底的理论预测。习近平没有直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但他的三段论述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第一段是：“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第二段是：“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第三段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1］虽然这些显话语不是论述学科研究对象的，但透过这些显话语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些潜话语，在这些潜话语中隐含着关于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他强调“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深层哲理在于我们的研究应该“直面中国现实”，用现象学的话语表达就是“面向事实本身”，从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所隐藏的现实矛盾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构不可能从商品出发，可能要从分析矛盾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研究在社会主义前提条件下如何发现和解决经济矛盾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学说。事实上，从习近平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提到的那些观点来看，如果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生产关系层面，显然是无法容纳那些内容的。比如，新发展理念问题，新“四化同步”问题。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似乎也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第六，关于任务问题。学科对象决定学科任务。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解决矛盾问题的，那么，其任务就是揭示矛盾的孕育、发生、展开直至解决的过程的，矛盾的过程就是经济的运行，这个过程的现象层面是经济发展的平衡和非平衡波动，而其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矛盾之间的本质的联系，也就是规律。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13］在同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在“必须是遵循”的后面又加上了“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14］这样就形成了要遵循“三个规律”的思想。这三大规律的背后实际上是三大矛盾，分别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不是可以概括为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前提条件下的这三大关系和三大规律呢？
    2.国情论。国情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根本无法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等等的一切理论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成立的现实根据就是中国国情，而其理论根据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的奠基石，没有了这个初级阶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厦就会倒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习近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其深刻含义就在这里。2010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根据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变化，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理论，这是对中国国情的一个准确判断，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3.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奠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的两大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它是在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手段。这里蕴含着两大根本矛盾，即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科学地揭示这两大根本矛盾。
    4.理念论。理念是从认识层面到实践层面过渡的中介环节，是由抽象的理论转换为操作之前的实践观念，所以，社会主义本质所规定的理论能不能落到实处以及落实的方向、力度和广度，都与理念的正确与否有关。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是很少讲理念这个层面的问题的，习近平把理念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这里所讲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落实社会主义本质论在理念层面上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矛盾关系的具体展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矛盾张力的具体表现。
    5.动力论。改革和开放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经常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还必须借助于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动力，所以，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重要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根据新常态的经济形势提出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而这项改革又必须以创新驱动为前提，所以，创新驱动就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强调改革的同时习近平还强调开放战略的转型升级问题，提出了“一带一路”和建设一系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一直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2］这里蕴含着对社会主义运动基本矛盾的思考，对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关注，对国际与国内矛盾的重视。
    6.制度论。实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经济发展理念转换为经济实践的过程，必然要表现为制度层面的具体运作。制度也就是经济实践过程的刚性遵循，制度层面的矛盾会表现的更直接和现实。在中国经济实践的过程中孕育出三大制度，表现为三大制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土地制度论。农村土地制度论是指的农民对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制度规定。
    7.机制论。经济运行是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的。而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机制就是资源配置机制，其它一切机制都根源于这个根本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8.道路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最接近实践层面的理论，这个理论被表述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这“四化”的每一个“化”都有它的具体经济矛盾和经济理论，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这里的重点是“相互协调”，强调了“四化”之间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9.目的论。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而是人民福祉的增加和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习近平把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国情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那么这个目的论就成为这一理论的逻辑终点。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来逻辑
    习近平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原则、对象、任务和基本理论架构也都有原则性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也就是“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和怎样建构这个政治经济学”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习近平在5·17 讲话中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总体要求。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历史而形成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部分，它自然要体现这一总体要求。合乎这一理论逻辑，时隔不到两个月，习近平在2016年7月8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直接提出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3］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总体要求。这实际上是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既强调了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国家主体性，［15］又指认了这一理论的文化主体性。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习近平斩钉截铁地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我国，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这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问题。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它的立场是人民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就是要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认为《资本论》过时了，都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出了问题。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三失”问题，尽管有很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现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最根本的原因是在研究中失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在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中，很多人执着于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引用这些经济学只是我们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种手段，因为在他们看来贯通西方经济学之中的是那种中西兼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普世价值”，但是，事实证明，由这种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紊乱和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迷茫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社会的严重问题。难道这是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结果吗？况且，这些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能解决当下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经济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了美国学者海尔布龙纳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和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来说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也无力解决，他们不得不转向马克思以寻求智慧。难道我们还祈求这些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吗？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实践，以当下存在的经济问题为导向，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才能建构中国化了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为基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实践，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西方学者乃至奉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中国学者，是极力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方向的，他们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种经济体系，是不可能融合的，中国要取得实践上的成功，必须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走西方已经走过的路。但是，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面对已经成功的他们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他们就及时地由唱衰中国转向了争夺中国实践成果的解释权和理论话语权。他们的话语是，中国经济的成功是由于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中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却是没有彻底贯彻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回顾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实践，认真的总结经验，提炼规律性的结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预判。这就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完成的光荣任务。“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2］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强调经济学科建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门学科的发展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都应该吸收和借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要求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1］就国外经济学的资源来说，也应该采取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建设有着长久的历史经验积累，他们所形成的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认识成果和理论学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是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规律性的理论成果，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的规范下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正如习近平所说：“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1］目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很多学者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学数学化，一味追求数学模型的做法多有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反对经济学研究中使用数学模型，而是反对将这种方法泛化和唯一化。更不是彻底反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成果，比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利益———资源问题与利益均衡机制的发现为主题所进行的理论工作，“以个体的‘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发现了‘边际利益均衡机制’（用边际分析方式表述的‘看不见的手’），产生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揭示的“是微观层次的个体经济活动的规律。这个规律所描述的均衡态虽然不可能是现实的经济状态，但是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既定的情况下，它指出了市场价格体系的趋向。”［16］202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再生产流程问题与货币流量机制的发现为主题进行的理论工作，以推动社会再生产流程的动力作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发现了货币流量的动力机制，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的创立者及其后继者所发现的“货币流量机制”是社会再生产流程的规律、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对市场的国家干预主义和乘数原理、各种货币流量公式，以及政府赤字的挤出效应等等关于宏观经济流量的规律，的确具有不同程度的规律性，当今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依据。［16］202这些理论成果都具有科学的成分，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可贵资源。但是，我们不能对国外的一些理论资源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不能把国外的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1］
    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经济学科建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强调的是经济学的中国性问题，这种中国性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经济学中国性的文化基因。习近平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1］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的建构，比如哲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学等等，大家都不难理解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路径的可行性。对于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的建构，很多学者持怀疑态度，以为中国历史典籍中就很少有经济学著作。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但进入中国历史典籍的深处，从经济思维方式的层面去分析问题，也许会有极大的斩获。最古老的哲学典籍———《周易》的哲学思维，正是中国经济思维的源头活水。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的思考，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无论是在儒家还是道家的思想中都有丰富表现。在某些物品的官营与私营问题上的长期辩论无疑存有着今天国有和民营之争的思想基因。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议题，直到今天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当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国外与国内的关系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历史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把今天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予以历史的回溯，古人的经验和智慧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根基性的资源支撑。
    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以问题为导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原则出发，现实问题才是这种研究的出发点。目前，建构这个理论体系的学术研究已经蓬勃兴起，很多学者绞尽脑汁在用不同的方式排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建构起一种科学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认真梳理出我们在实践中到底遇到了和解决了那些贯彻始终的经济方面的大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有哪些教训，经过经验和教训的比较，可以概括哪些规律性的东西。为了表达这些规律性的认识成果，形成了哪些独特的范畴和基本原理。这种方法是问题导向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还指出：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的名著都是对时代问题思考和研究的结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1］
    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中国、综合创新。对于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思维路径：“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这个思路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路径。这个思路的本质是要求中国问题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这种研究“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17］但是，这种研究又是开放性的，决不是固步自封，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都必须考虑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理论创新，而创新的最根本的基础是中国的活生生的实践。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上述六条的一个综合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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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责任编辑：郑洪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