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权力、劳动与资本经济和谐的新思维

     私营经济在1979年到如今的60多年间，曾经历了“被灭绝”、“被发展”的曲折过程。
     早在1953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认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  “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从那以后至80年代初，私人资本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在中国大陆基本上绝种。50后的几代人，都有过很痛苦的回忆:  房前宅后种菜、养鸡、以至摆小摊，都要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承受着被批判、被斗争的灾难。
     但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时期，我们实施了与毛泽东时期截然相反的政策，不仅国内私人资本，而且境外以及外国资本，都在政府的主导和政策扶植下在大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最新统计，2008年底，城镇就业总数为30210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为6447万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21.34  %；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为8733万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28.9  %。个体私营经济为城镇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200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总数为426113个，工业总产值为507448亿元，总资产额为431306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为9682个，工业总产值为46857亿元，总资产额为67102亿元,占总额的比值分别是  2.27%、9.23%、15.56  %；而私营企业为245850个，工业总产值为136340亿元，总资产额为75880亿元,占总额的比值分别是  57.7%、26.87%、17.6%。私营经济在工业中的产能贡献已经开始超越了国有经济（详见《中国统计年鉴（2009）》）。  这说明,  私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大。在全国传统工业行业中，非国有经济已在一些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外资本这些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加快了一批新兴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还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这对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外资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资本总归就是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而在经济转型期，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弄不好，更会使这种天然属性得以放纵，一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政府（权力）的主导下运行，资本准入市场的门槛完全由政府（权力）控制，经济增长一旦成为政府决策的主题，那么资本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政府的宠儿，在决策缺乏透明度、执行缺乏监督网的大环境下，权力与资本勾结而由此发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很难避免，比如：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二是就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我国一项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劳动对资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资本不愁找不到新的劳动力，这就很难避免利润侵蚀工资的问题,  资本执意压低工资，或者不愿意提高工资，从而使得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收入差距大，成为当今一个严峻的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但实质上，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却是要如何调整权力、劳动与资本的经济关系。
     首要问题是调整权力与资本、劳动的关系，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角色，建立公共服务性政府，通过税制改革，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从1978年到2008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加到61330亿元（详见《中国统计年鉴（2009）》），我们应该更多的提出新的政策和制度创新，经济高速增长了，让穷人能通过新的途径也能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我们需要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由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部门或组织构成社会安全保护伞，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
     其次，建立劳动与资本之间新的经济关系。恩格斯曾经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深邃的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经济关系，但这种分析，是抽象了市场竞争、价格，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如果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出发，考虑到市场竞争、价格变动的因素，恩格斯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个理论在一个时期，曾遭到我国理论界的批评。经济学家孙冶方依据恩格斯的价值理论批评集权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也曾受到很不公正的处理。但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伯恩斯坦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对恩格斯价值理论做了新的解释,  他认为：生产费用对价值量的形成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但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效用的分析。物品效用的实现，与构成市场的各个阶级的购买力有关，也就是说，效用，它是通过市场有效购买力实现的。如果投入费用，生产了产品，在市场上却因为购买力不足而卖不出去，剩余价值也就不能实现。因此，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增强社会购买力，提高社会福利。这成为后来欧洲各社会民主党注重社会福利的经济学基础；当然，这也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协调权力、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经济纲领。
     当今我国正在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变革，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已成为一个客观经济事实。但是，无论是利润侵蚀工资，或者是工资侵蚀利润，都会扭曲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当今中国劳动力过剩，就业岗位紧缺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要实施严格而科学的劳资谈判机制，  强化工会的独立性,  遏制资本的贪婪,  保护劳动者利益。资本应该明白，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社会购买力，扩大本国国民的消费能力即扩大内需，才能使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得到实现，这正是恩格斯关于价值是费用与效用比较的理论中应有的题中之义。
     构建权力、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和谐关系，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协调国家与劳动、资本的关系，让政府多一些公共服务，给民众多一些监督权利，给资本多一些社会责任，逐步实现机会平等、健全社会公正，真正实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个全新理论问题。
                                         2010年7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