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政治资本的偏好

                 (发表于<中外企业家>2007第六期)
     如果说急功近利是转型国家中的企业家较为普遍的心态，那么，对政治资本的偏好则是中国企业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特有的一种现象。
     事实上，中国初生代企业家的政治化现象，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民族资本家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点。在那个时期，商人在经营上成功后，往往在政治上要求一定的发言权，从而争取真实地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期求保护，并光宗耀祖。胡雪岩这位官商结合、军商结合的商人,曾是众多企业家崇拜的对象。而今，中国的企业家在国营企业中有各种各样政治级别，如部级、局级、处级、科级，或相当与某一级的级别等。对于这些级别由下向上的延伸或攀登，往往成为一些企业家向上的一股强劲的动力。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企业家所看重的不单纯是这些，更希望得到的是含金量比较高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头衔，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委员等。过去，有人曾跟踪首届20多名全国优秀企业家的所走的道路，发现很多企业家后来大都弃商从政了，很少有人拒绝去“做官”。甚至有人曾说过，在改革开放之初涌现出来的那一批国有企业经营者中，有相当一些人投身企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取做一个真正的好的企业经营者或企业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作为晋升的阶梯。在一个经济转型并等级分明的社会里，企业也确实是一块很好的政治跳板。尤其是在体制内企业中，企业的性质还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企业本身的政治含量还很重的，因而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动机和行为方式往往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能否得到上级的升迁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企业家创造社会财富，创造社会就业，缴纳税赋,其功劳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许多场合，比如在一些公开性的座谈会上,表彰会上，评奖或领奖会上，一些中国企业家总是争先恐后，纷纷亮相，争着发言,极具表演性！有人说：这些人,商人不太像商人，政治家不太像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不太像社会活动家，理论家不太像理论家，成了“四不像”。
     还有人曾经不客气地说，中国初生代企业家是“混血”的一代，成了“四个有一点”：马列主义有一点；西方文化有一点；曾国藩精神有一点；孔老二风貌也有一点。上述说法固然有些极端，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企业家中的多数，特别是初生代企业家的政治化现象。
     中国企业家的一部分人的政治化倾象，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即使在民营企业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位企业家说：“从政府部门走到民营企业，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是要把事情做好，关键是也要看你怎么对待‘商场’和‘官场’的关系，也就是民营企业跟政府的关系，或者说民营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东方文化传统和较长时期的革命战争历程以及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政治氛围。具体的体现是，很多民营企业家总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曲折的途径来满足这种政治心理的需求。有些人还搞起企业内部政治来。如在企业内部搞军事化管理和政治化管理；考核成员的成绩，主要不是看业务水平或工作成效和成果，而是看政治表现；在企业运作中，经常提出些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
     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公司就是公司，企业就是企业，企业主要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和规则运行的，而不是政治取向。而我们呢？有不少企业家老是把眼睛死死盯着市委或市政府的动向，盯着组织部，生怕不听话被摘了“红帽子”,或变换岗位!
     现在不是在提倡企业家职业化、搞经理革命吗,我们总期盼企业家多一点市场眼光，多花一些心思,特别是放大经济全球化的胸怀,淡化一些政治情结，少搞一些政治活动,多腾出一些精力和时间,努力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好、做强,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当然,在目前阶段上,真正要做到这一点，难度还是很大的。
     这里，我绝并不是说，中国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都不要过问政治或不懂政治，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很危险的，企业搞得越大越危险!因为在企业家的素质里，就包含了政治成分。要知道，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三大风险：政治风险、行为风险、投资风险。而政治风险是第一位的，要设法避免政治风险，必须懂政治.但是，企业家必须明确,你办的是企业，企业是创造财富的领域，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领军人物,而不是政客或政治家，不能把重点和中心放在政治方面，不要整天只顾忙于政治，更不能坠入政治的陷阱。
     的确，中国企业家承受了太多的不该他们承受的东西。尽管我们大声疾呼“要善待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任何一个不善待企业家的群体或民族,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企业家应该清醒认识到，最需要善待自己的还是自己。要知道，大浪淘沙是符合规律的，但在某种特定的阶段或特定的条件下，可能会出现“大浪淘金”的情况。尤其是在金子非常稀缺的情况下，金子被淘汰掉了，这是社会的悲剧!我们希望:商界的朋友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给自己定错了位，位置定错了，不仅误己,而且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