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太多不是问题所在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引进外资的方式是符合当时的现实的,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步的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外资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态，实现包括外资在内的资本自由流动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即不需要把大力引进外资作为一项特殊的战略任务，亦不需要把外资流入作为一种政治问题实行特殊的限制和管理。过去那种全国各地纷纷竞相出台优惠政策甚至不惜成本吸引外资的模式应该摈弃。对外资我们应该抱一种平常心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大多数领域，对内资和外资一视同仁。逐步建立产权明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透明、高效和有限度的政府管理经济模式，作为一个将长期处于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大国，外资大规模流入中国将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中国有着几乎世界上最高的居民储蓄率，国内的资本供给较为丰富，我们也拥有比较庞大的外汇储备，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不会出现资本和外汇严重短缺的局面，通过给予很多的优惠政策甚至是超国民待遇的做法吸引外资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中国今天首要需要做的不是大力吸引外资来弥补资本供给的不足，而是切实提高我们的经济运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
     国内现在对南美问题非常关注，担心中国出现南美化倾向。南美问题错综复杂。但导致南美问题暴露出来的是其债务危机。外债危机的表面原因是举借外债过高，外资流入过多所至。但深层次根源是经济运行效率太低，资金使用效率太差所致。如果经济运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较高，外债多一点，外资流入多一些也不会导致债务危机。
     而我们当前的经济运行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效率太低。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我们单位资源消耗的平均产出水平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大致消耗着和美国差不多的资源，却只创造着美国十分之一的GDP。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很低。这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的资源消耗数量下，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很大。也同时意味着和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来相比，通过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来弥补资本供给不足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更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做法。
     要真正实现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根本性提高，我们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面对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学术界、媒体以及普通民众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可以说在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每当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几乎都是让政府做点什么？政府应该干点什么？总是以为只要政府认真对待，只要政府把它管起来，这个问题就能够很好地解决了。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事实上，当我们想让政府做点什么，认为政府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政府能够做什么？政府官员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政府决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官员也决不是什么都愿意干的。在申明了这一点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首先需要做的是坚定地实现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将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即使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也应该积极推行国有民营，各国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均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本使用效率普遍低于民营经济。即使是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国有民营也明显有助于资源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议中已经确定了在竞争性领域国退民进的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策，可是今年好像有些回流，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退了。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说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第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国有银行的贷款70％以上是贷给国有企业的，国有银行的大多数呆坏帐也是国有企业形成的，这一点意味着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资金使用效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我们这一政策建议的合理性。第二个例子是我们研究室以前做了一个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调查，几个很重要的案例就是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问题，造成在合资中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原因政府部门往往归因于缺乏合资经验和这方面的人才，但这一理由根本不成立。根本原因是各级主管国有资产的政府部门并不关心国有资产的流失与否，没有人真正为国有资产负责，几千万、数亿的国有资产流失没有人心疼、没有人负责。不是看不到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国有资产流失，没有人真正关心，没有人真正心疼。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其次是大力减少政府管制，过多的政府管制已经成为妨碍我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本使用效率的主要障碍，譬如说我们的投资审批体制（各地将投资项目化整为零就是为了规避这种管制）。土地管理模式：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10月2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安徽省长丰、肥东等县违背国家政策非法开办粘土实心砖厂(每年400元/亩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如种地的收益)，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利用司的李静说尽管从1992年开始国家就严令禁止生产粘土实心砖厂，但每年全国仍然生产大约5000亿块，每年大约毁坏耕地面积70万亩，国家发改委意见是进一步加强政府管制。这一问题应该解决，但解决的根本措施不是进一步加强政府管制，10年的严格政府管制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大搞什么招商引资，把这些粘土实心砖厂引来的正是当地的县政府、乡政府，依靠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怎么可能？高高在上的发改委又怎么可能管制得了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摈弃计划经济思维，彻底改变一下思路？解决这一问题的治本之策是实现土地私有化，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让千千万万个农民成为保护耕地的生力军，这样保护耕地的效果可以肯定比政府保护的效果好。我们需要牢记的是，个人是个人利益的最佳守护神，很少有人会像关心自己的财产那样关心别人的乃至国家、集体的财产。我们假设每亩耕地每年的农业净收益是500元，按照6％的银行利率计算，一亩耕地的价格大约是3万元，如果让农民出租他自己私有的耕地用于生产粘土实心砖，三年这块耕地会被永久性的毁坏，那么每年的租金低于1万元农民不会出租，而如果每亩耕地的租金1万元，粘土实心砖的生产成本将会超过国家推荐的新型墙体材料，粘土实心砖的能耗是新型墙体材料的2倍左右，那么在竞争中，粘土实心砖就会失去市场。我们要记住的是，县长、乡长只会考虑他那3－5年任期内的事，而农民要考虑他的后半辈子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因此，让县长、乡长来管理保护耕地，远不如让农民来保护耕地有效率，没有人会比农民更会关心呵护归他所有的土地。第二个例子是所谓的扶持优势产业以及相应的产业禁入管制。我们可以以轿车产业为例来说明这一点，1986年我们把轿车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并逐步形成了利用合资模式实现轿车产业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发展的产业政策，这一政策已经实施了近二十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譬如说很多国际上先进的车型落户中国，中国的消费者有了很大的选择权，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一汽、二汽、上汽和天津夏利基本丧失了轿车自主开发能力。尽管它们可以生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轿车，但是它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无法培养自主开发能力。轿车产业的特征和中国轿车工业的现状表明，通过政府管制加合资模式来实现中国轿车工业的高起点、跳跃式发展的做法恐怕是行不通的，很难预期受到国家轿车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的一汽、二汽、上汽和天津夏利能够成为中国轿车工业的支柱。他们已经主动放弃了自主开发，二汽的苗圩接受采访时讲，一个自主品牌的开发，产品的开发需要10亿美元的资金，200万辆的规模，30个实验室，8000到10000个研发人员。国内的轿车厂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不受国家轿车产业政策支持、甚至违背轿车产业政策的民营企业吉利轿车和地方国有企业奇瑞轿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获得了自主开发能力。实行严格管制的中国轿车产业的发展现状，放弃政府管制后中国家电行业和计算机行业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竞争支柱产业并获得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企图通过国家管制和国家扶持来发展所谓的优势产业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这种政策很难取得预期效果。正确的做法是在竞争性领域放弃国家管制，国家唯一需要做的是确保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具有完全平等的市场地位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学生常常问我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能搞产业扶持政策？保护民族工业的做法为什么很难成功？我告诉他们第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任何一个了解体育运动的人都知道，大多数运动员一生毫无成就，在运动员的童年甚至少年时代没有人能够确认那个是世界冠军的苗子，一个世界冠军的出现是成百上千个运动员在长期的训练和竞赛中逐渐脱颖而出的，那些碌碌无为的运动员是我们发现世界冠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产业发展、企业发展亦是如此，如果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定点扶持优势家电企业，可以肯定大家会公认应该扶持北京的牡丹电视机厂、上海金星电视机厂和南京的熊猫电视机厂，没有人会想到海尔、海信、TCL和长虹的，可是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牡丹、金星、熊猫都失败了。80年代默默无闻亦毫无优势可言的海尔、海信、TCL和长虹却胜出了，他们不但获得国内的竞争优势，还获得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逼的美国、欧盟不得不采取反倾销这种并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手段来对付他们。计算机产业中长城、浪潮和联想、方正的不同命运，以及轿车产业中吉利、奇瑞和一汽、二汽、上汽和夏利的不同发展路径，都是这样的例证。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如果从90年代初我们放弃对轿车产业的管制，允许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自由进入轿车产业，我们今天的民族轿车产业会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但是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国家发改委2004年5月21日颁布实施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依然是一副强化政府管制、扶持一汽、二汽、上汽的姿态。
     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国企依靠垄断地位获得市场优势地位，没有自主开发的动力，也缺乏自主开发的机制，而现在依靠国家的扶持政策和合资带来的优势维持市场优势，依然没有自主开发的动力，导致中国的国有汽车企业没有自主开发动力和自主开发能力的，不是其它原因，是缺乏竞争压力，过去是国有垄断体制使其没有市场竞争压力，现在是国家的扶持政策使其没有市场竞争压力，不引入足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的国有汽车企业不会有什么前途。
     需要申明的是，我对外资企业没有什么看法，我支持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亦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今天外资引进的太多了的观点。但是我们欢迎外资的同时不应该歧视本土的民营资本，给与所有企业平等的待遇，外资能干的、国企能干的，也同样地允许民营资本干。让他们公平竞争，谁有本事谁胜出，谁胜出我们都真诚的欢迎。
     最后，出台《反垄断法》要谨慎。  关于《反垄断法》一事,今年炒得挺热。今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个报告《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此报告把矛头直指外资企业，不过我个人认为断言外资企业在某些行业存在垄断证据并不过硬。即使外资企业的确存在垄断现象，问题的根源也不再企业身上，《反垄断法》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许多领域歧视甚至是禁止民营资本进入却又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即使这个问题真的存在，病灶也不在外资企业身上，而在我们的外资政策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转变我们的政府管理模式，而不是制定所谓的《反垄断法》。在我们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下，制定《反垄断法》很可能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做法，未必有助于消除外资企业垄断。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垄断。
     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反对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带来的低效率有目共睹。说到行政管制带来的行政垄断导致的经济运行低效率，中国的电信行业是一个经典案例：政府管制导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不降价，两家移动通讯公司的通讯能力明显闲置。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讲，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且拿1929大危机期间美国的牛奶场主把牛奶倒入大海中这一事例来证实这一点。今天我们知道，造成这一做法的原因是垄断，为了维持垄断高价带来的高利润，牛奶场主宁愿闲置生产能力也不愿意增产降价。而现在我们的移动通讯公司也是这样宁愿闲置通讯能力，也不愿意降价。可以说我们的移动通讯公司天天在把牛奶倒进大海里，而这种做法又带来了一个怪胎，那就是一种已经被淘汰了的移动通讯技术即所谓的小灵通在中国大力发展起来，小灵通的发展空间就是来自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高价格带来的廉价无线市话需求。如果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将每分钟的话费由四毛降到两毛，小灵通就没有生存空间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根本不需要增加任何投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通讯能力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而我们在小灵通上的投资就完全节省了。向中国出口小灵通设备的公司是UT斯康达，这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尽管他的CEO是个中国人，但它算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企，该企业的利润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的小灵通投资，我决不是抱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意识，但是小灵通这个项目是本不该上马的，这笔资金是根本不应该花费的，因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现有通讯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包括小灵通所提供的服务在内的所有移动通讯需求，他们的能力现在是闲置的，如果我们并不在乎浪费在小灵通上的这些资金，我们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成本大力引进外资呢？如果我们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短缺，必须大力引进外资来弥补资金不足，我们为什么连自己的资金都用不好，无谓的浪费在小灵通这种项目上呢？  事实上，如果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话费由四毛降到两毛，将会带来以下四个结果：一是满足包括小灵通所提供的服务在内的所有移动通讯需求，节省了我们现在投资在小灵通上的资金；二是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上手机，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三是即使降价导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利润下降，那么这些下降的利润无非是中国的手机用户少花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并没有损失，俗话说肉烂了也在锅里。老百姓节省下来的钱会用于购买家电、旅游、下饭馆，这样还会增加全社会的就业；第四是那些在乎每分钟的话费是四毛还是两毛的人都是穷人，移动通讯话费由四毛降到两毛他们购买的手机肯定都是低档手机，而低档手机全部是国产手机，使用七、八千元的外国品牌高档手机的人是不在乎话费是四毛还是两毛的。这样，移动通讯话费由四毛降到两毛会大大促进中国国产手机产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增加就业和税收。
     行政垄断有百弊而无一利、应该加以消除是经济学界共识。但是对于企业通过技术优势、成本优势等竞争优势获得的市场垄断是否应该加以消除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譬如中国的格兰仕微波炉，该企业利用巨大的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控制了中国微波炉市场的70％以上的份额，这种垄断地位对消费者有害处吗？恐怕很难这么说。《反垄断法》起源于美国。《反垄断法》这个翻译不对，应该译为《反托拉斯法》或者《反卡特尔法》，因为美国的这部法律并不反垄断，美国司法界和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垄断并不是错，特别是通过技术优势、成本优势等竞争优势获得的市场垄断更没有错，但是为了获得垄断地位或者维持垄断地位采取不正当手段、妨害竞争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通过技术优势、成本优势等竞争优势获得的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危害竞争与否，何谓不正当手段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是一个相当复杂高深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反垄断法》在当前还是一件中国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我之所对出台《反垄断法》持谨慎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认识：第一点是中国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的主要责任在政府部门，比如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早就在下面悄悄地打价格战，不准他们降价的是信息产业部。对于行政垄断，《反垄断法》作用有限。如果我们不大力消除行政垄断，我们很难反对外资企业的垄断，内外有别是不符合WTO原则的。第二点是企业利用技术优势、成本优势等竞争优势获得的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是否妨碍竞争、如何管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坦率地讲，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司法部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还没有能力处理这一高难度的问题，从美国司法部和微软公司的反垄断官司打了五、六年这一点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美国，这一问题也非常复杂，难以处理，成本太大。让企业陷入这种旷日持久的官司对企业的发展不利。如果我们现在就出台《反垄断法》，而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和司法部门又没有能力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只能是政府主管部门胡乱管制、司法部门胡乱判决了。这很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后果，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通过收买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和司法部门的官员来以反垄断的名义打击竞争对手，而那些处于竞争优势的企业为了防止遭到这样的暗算，也不得不收买政府官员和司法部门的官员来保护自己。而一群所谓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又可以到处去做咨询、当顾问、搞讲座，揩企业的油了。这样我们就把企业宝贵的资源和企业家才能浪费到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去了。这显然有悖我们出台《反垄断法》的初衷。最后一点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下，《反垄断法》很可能成为相关部门增加行政管制的工具，甚至会导致寻租和腐败的出现。这不仅不会促进反而会妨碍公平竞争。郑州有个馒头管理办公室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政府对馒头生产进行管制发放生产许可证的初始动机是为了保证市民吃上干净卫生的馒头，而郑州馒头管理办公室最终的做法成了只要交上几千块钱就发给你许可证，这种做法对保证馒头生产的卫生毫无帮助，仅仅是增加了馒头生产者的成本并进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是一个政府管制导致寻租的经典案例，这种寻租方式当然很低档，但是在一些层次更高更为复杂的政府管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只是不这么明显可笑罢了。
     如果政府非要出台《反垄断法》，我建议要尽可能简洁明了。仅仅规定禁止行政垄断和企业的卡特尔协议。其他存在争议的问题一律不纳入，宁失之于挂一漏万莫失之于面面俱到。所谓“简洁明了”是这样一种含义：这个法律要让企业甚至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无歧义地理解它禁止何种行为，使企业明确无误的明白他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使得企业不必为此请教专家、政府官员或者法律人士，将企业面对的不确性降到最低点，将企业防范违背该法而不得不支付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样也使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和法官、检察官基本没有自由裁量权，避免说你违法你就违法、说你不违法你就不违法的政府官员或者司法官员说了算的局面的出现，减少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寻租、腐败空间。
     不过，我主张中国近期不要出台什么《反垄断法》，应该首先把主要精力放在消除行政垄断上。
     最后总结一下，为了防止南美局面在中国出现，我们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我们的经济运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上。如果我们的经济运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高，借再多的外债引进再多的外资我们也不必担心。但如果我们的经济运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还像现在这样低，我们不能不担心会出现问题。为了提高我们的经济运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我们必须要做的是：
    一是坚定不移地实施在竞争性领域的国退民进。二是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大力减少政府管制，尽可能不要搞什么扶持优势产业甚至优势企业的做法。三是致力于消除行政垄断，不必着急出台什么《反垄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