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流动[1]

    提要
     在市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西藏自治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和经济扩张所需要的资金虽然大部分仍来自中央和内地省/市政府的援助，然而由于政府施政方式的转变以及企业和个人决策空间的扩大，政府投资带动的经济活动已经渗入了市场机制运行的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密集的援藏投资不仅带动了西藏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为区内外农村青壮劳动力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外来劳动力在异地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本地农牧民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掌握非农生产技能，对本地企业家的成长，具有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西藏    市场化    劳动力流动
     西藏自治区地处世界屋脊，地广人稀，在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的本地居民约为262万人，这其中藏族人口占96%以上。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实行农奴制，在政教合一的僧俗贵族统治下长达数百年之久，民主改革后不长时间就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这就使得大多数农牧户缺少个体经营的历史经验，加之劳动生产率低下，生存经济至今仍是其主要经济特征之一（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1995；马戎，1997）。此外，困难的交通条件、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微小的经济规模，使当地难以产生足够的经济剩余，因此现代国家政权和公共机构的运转、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中央政府援助（罗莉、拉灿，2001；徐平、郑堆，2000）。这些地理、人文和社会条件方面的独特之处，往往成为一些学者和官员判断西藏难以形成市场经济甚至如今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然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在任何一个统一的国家或地区，无论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从何处发端，它都会或迟或早地冲破束缚生产要素流动的行政阻隔，克服地理、气候和交通方面的限制条件，超越民族语言和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把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机制扩展到这一行政体的各个角落。这并非是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有什么神力，而是由于个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偏好导致社会整体对这一机制的选择。社会一旦做出这种选择，其成员、机构和群体便会顺应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来调整各自的行为。20世纪末叶的技术创新和信息革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效地促进了产品、服务、资金、人员、技术和信息的跨地域流动，导引这种流动的正是市场的信号。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与外部经济相联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事件，标志着国内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和竞争舞台的拓宽。
     有鉴于此，西藏经济作为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可能由于自然环境特殊而停留在传统社会，也不可能因为享有地区优惠而成为市场经济大海中的孤岛。市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至今仍然在逐步深化。这其中尽管包含着地区、行业和企业的转型程度差别，但政府的施政方式、企业和个人的决策空间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藏经济的转型也许比内地的慢半拍，公共服务供给和经济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大部分依然来自中央和内地省/市政府的援助，然而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必定在不同层次上发生改变，由政府投资带动的经济活动或多或少总会渗入市场机制运行的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农牧业即使仍然保持生存经济特色，农牧民也可能拥有除此而外的多种选择。进一步讲，市场经济是一个大学校，藏族百姓必定会从中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提高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并以此应对社会经济环境的新变化。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试图通过经验研究了解如下问题：在国家宏观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西藏独有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赋予当地的经济运行方式以怎样的特点？在当地经济增长主要由中央和内地省/市政府援藏投资拉动的情况下，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是否由于市场机制的局部引入而发生变化？本文拟将循着外来资金和劳动力介入西藏经济的活动轨迹，观察这些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和投入效果，并尝试从这一角度借助案例研究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文中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和文献；第二，政府决策文件、政府职能机构的工作报告、政府与企业的合同、上下级政府之间缔结的责任书、公共服务机构的简报等近期原始资料；第三，2003年7-8月笔者参与的课题组在西藏调研期间与各级政府官员的座谈、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构和其它国有单位的访问、与调研地区村委会成员和农牧民家庭成员的交谈、对本地和外来企业家、做工者和商人的访谈。
     全文分为5部分：第一，说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背景；第二，通过建筑业案例介绍政府投资项目运行方式的变化；第三，分析劳动力流动对西藏城镇发展和对自治区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讨论政府投资项目和省区际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农牧民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的促进作用。第五，对政府援藏投资的社会经济效果加以小结。
     1、援藏项目和劳动力流动的历史背景
     从1951年和平解放时起，西藏就一直得到中央政府和内地省/市的援助。目前，援助的形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财政转移，自1993年始，这部分资金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第二，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资项目，例如大型交通能源电信项目。第三，中央职能部门、内地中等以上发达省/市和大型国有企业对自治区下属城市和地区的无偿投资项目。第四，中央机构和内地省/市派遣援藏干部和科技人员[2]。
     到如今，政府的援藏资金依然是西藏经济中规模最大的资金来源。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投资项目并未激起区内和周边地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种状况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开放步伐逐渐发生了变化。1980、1984、1994和2001年，中央政府相继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在决定增加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和直接投资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西藏经济多样化和市场化的政策[3]。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政府为了鼓励国内外客商进藏投资、设店建厂，还公布了23条优惠规定[4]。在这一宽松的制度环境中，中央和内地省/市平均每年近100亿元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投资项目，在不断改善当地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同时，发挥了激活区内和周边地区要素流动和促进西藏经济市场化的催化剂作用[5]。
     2、基础设施建设中市场机制的引入
     西藏的经济规模在全国最小，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39亿元。即使考虑人口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仅在5300元左右[6]。但西藏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率，例如，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就高达12.4%。这一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政府投资，投资的主力是中央政府。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05亿元，其中来自中央政府的投资总额约占87%。政府投资的重点是道路、能源、电信、环保、城镇设施、社会事业发展项目、公检法和基层政权机构办公用房，等等[7]。这些项目显然多属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项目实施主要牵涉的行业之一便是建筑业。事实上，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建筑工程所占的份额最高[8]，2001年这个比率约为83%。
     西藏的建筑项目虽然主要由政府投资，但其实施过程却越来越多地渗入市场机制。时至今日，政府机构在项目委托和管理中引入了投标制，对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的建筑企业给予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即使在20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西藏的建筑行业就已经向外来企业开放，并因此而吸引了上万外地农村劳动力进入这一行业。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往往从事的是本地居民能做而不愿做的工作；在西藏，多数外来劳动力进入的是本地劳动力目前尚未胜任的技术岗位和管理领域。这两种情形显示的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因而大部分外来从业人员和本地劳动力实质上还没有形成同一层次上的就业竞争。仅就西藏建筑工程而言，由于高原气候多变、地质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加之氧气稀薄、体力消耗快，劳动强度高，故而对建筑工人的体力、技能和纪律性有着高于游牧和农耕劳动者的要求。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遇到的施工队经理和外来劳动者几乎年龄都在40岁以下，受教育程度至少是初中毕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大约占2/3左右[9]。小型基建项目多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这就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宝贵的就业机会。西藏建筑业最先吸纳的技术力量多来自邻省四川。据一位正在亚东县承包工程的建筑队经理（包工头）提供的信息，四川建筑队承包的工程至少占亚东县建筑总投资的90%以上，这个比率在全自治区建筑市场上估计也不会低于80%。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四川劳动力严重过剩、工资水平低于西藏，而且还在于历史上川藏两地的经贸往来就比西藏与内地其它省市的联系密切得多。这位包工头来自四川大邑县唐场镇，据他回忆，镇上第一支建筑队1982年就进藏包工了，当时借助的社会关系是西藏军区在本镇设立的保育院。如今，最早带队进藏的施工领导人已经成为西藏建筑市场上最大的承包商之一，队里最初的40多名成员中有不少人也已另立山头，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活跃在藏区不同的城镇。
     四川农村的建筑队以星火燎原之势在西藏建筑市场上得以立足，并不仅仅是由于西藏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改变。目前，建筑企业需要的人工和材料都分别通过劳动市场和建材市场获得，政府机构作为投资方并不干预。这一点，从我们收集到的一份工程设计施工合同书中得到印证。这份文件涉及山南地区乃东县即将开工的一项造价不足30万元的广场雕塑工程，仅就工程造价而言它在西藏的公共投资项目中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其中包含的内容却足以折射出如下项目运作特点：
    l    县政府没有将工程作为指令性计划下达给施工方，而是作为平等签约的一方，通过合同方式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利；
    l    合同仅对工程内容、规格、质量、造价、付款方式、工期和知识产权归属做出了规定，对施工方的人员配置和材料采购等市场权利未作任何限制；
    l    对合同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预见事件，留下相互协调的余地，而不是留待政府行政干预。
     尽管我们不能只凭这一纸文书来确认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程度，然而至少可以据此推断，政府的投资运作模式已经与计划经济时代大相径庭，而这种变化恰恰是促进西藏经济市场化的制度性关键因素之一。
     3、省/区际劳动力流动的连锁反应
     西藏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密集的政府投资，不仅带来了基础设施的实质性改善，而且还促进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劳动力流动规模如滚雪球一般逐渐增大。
     首先，外来施工人员的衣食住行增大了当地的消费需求，与此相关的运输、商业和服务业恰恰是最早放开市场竞争的领域。这其中多数领域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市场门槛较低，例如客运、零售、餐饮、洗理、电话、娱乐，等等，因而广泛吸纳了周边地区甚至国内腹地的劳动力进藏创业就业。这些创业者一般都是从自我雇佣或是雇员仅有1-2人的小企业起步，做着最贴近当地居民和外来打工者生活或是最吸引游客的营生，同时他们自己也互为顾客。生活服务市场的小企业有的分布在施工点和旅游景点周围，有的聚集在城市乡镇，在满足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中低档消费需求的同时，还汇拢了“人气”，促进了青藏高原的城镇发展。
     2002年，西藏自治区的私营企业共计1367户，个体工商户达48333户，经营者80%来自区外[10]。如果借用拉萨市八廓街工商所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平均从业人数来估算，每个企业吸纳1.2个就业人员[11]，那么全自治区个体工商户至少吸纳了4万名以上的外来劳动力。眼下，在西藏任何一个城镇都不难看到四川餐馆，也很容易吃到藏餐，找到清真食品，尝到陕西人做的烧饼、河南人蒸的馒头、青海人炖的羊汤和甘肃人煮的拉面。此外，浙江人开的服装店、网吧和复印店，江西人经营的眼镜店，湖北人开的出租车，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瓜果蔬菜百货小摊点，以它们生机勃发的灵活经营方式既方便了居民生活，又为不定期到城镇购物、观光和就医的农牧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同时还增添了城镇人口和当地经济的多样性。西藏城镇的凝聚力和包容性，既是当地社会经济开放的一个结果，又是城镇自身得以发展的一个原因。
     其次，商品和服务供给的改善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例如公务消费和旅游消费，这些需求反过来又刺激供给水平的逐渐提高，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据我们的案例调查，西藏建筑业和商业服务业外来雇员的平均年收入在7000-10000元之间，绝大多数外来工都有着强烈的储蓄愿望和自觉压低消费的倾向。例如，四川农村来的建筑队每年进藏施工6个月左右，每个工人在当地的平均消费支出每月不超过500元。与之相比，本地多数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要高得多。截止2000年底，西藏本地劳动力总计124万多人[12]，其中乡村劳动力约为100万人。在不到24万人的城市从业人员中，国有单位的就业者将近占70%。相对于其它地区同类机构，西藏的国有单位职工由于享有高原补贴平均收入水平较高。这一特征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如下信息中得到反映：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全年家庭收入平均每人6907元，其中54%来源于国有单位职工收入；西藏城镇居民全年家庭收入平均每人7912元，其中88%来源于国有单位职工收入。同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平均年工资为11014元，西藏的同类指标为19453元[13]。据此可以判断，西藏国有单位的固定职工及其家庭在当地城镇属于中高水平的消费群体。
     与国有单位职工家庭大致处于同等消费水平甚至更高消费层次的群体，既有中央机关和外省市援藏或出差的公务人员，又有内地大企业或合资企业驻藏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有国内外旅游者。外来的高消费群体虽然多数只是短期或者是季节性地停留，但是这一群体无疑随着西藏全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城镇服务水平的提高而增大。与高消费群体的需求相适应，在自治区各地区行署所在地、人口较为密集的县城、尤其是现有的两大城市拉萨和日喀则，出现了与内地服务水准不相上下的星级旅馆、中高档饭店、超市和娱乐场所等服务设施，创造了上万个就业岗位[14]。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员多为女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服务员来自四川农村。
     再其次，无论是省/区际还是区内的劳动力流动，都伴随着纵向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外来农村劳动力进藏做工经商，几乎都抱有解决生存问题之外的个人发展目标。我们在拉萨曾遇到一位年届28岁的出租车司机小于，他从四川农村到重庆打工已经积累了数万资金，听一位经营川藏两地长途客运的老乡那里获知，西藏运输业有发展前途，便买了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带了妻子开车直达拉萨。他现在的理想，就是积累足够的资金购买大客车，像他那位老乡一样经营长途客运。在亚东县，我们还走访了一家中档饭店的老板和服务员（魏众，2003）。这位老板原是四川某国有企业的厨师，下岗后曾在家乡与别人合伙做买卖，六年前与妻子一同进藏创业，如今已开办了水果蔬菜水产零售店和餐馆共四家小企业。他的成功使其被雇员视为楷模，同时也刺激家乡更多的青年试图通过地域流动实现行业和职业的转变。虽然进藏做工经商的农村青年有失业和赔钱的风险，而且他们能够进入的社会层次还极为有限，但流动毕竟给个人以希望和梦想，并因而为社会注入活力，使整个社会趋于一种动态的稳定。这可以说是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个饱含社会效益的副产品。
     最后，政府在西藏投资的乘数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它通过外来从业人员将部分利润和劳动报酬汇寄回乡而增加劳动力流出地的消费、储蓄和投资。前述那位来自四川大邑县唐场镇的建筑队经理告诉我们，该镇进藏做工经商的劳力约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左右，近几年来，外出人员每年寄往家乡的汇款总计高达1亿元，远远超过镇里的财政收入。这些汇款用在大邑县的投资和消费市场上，又刺激了当地的经济繁荣。
     上述案例表明，对中央政府和内地省/市援藏投资效益的评价，不能仅以区内的经济指标变化来衡量，还应考虑这些投资对周边地区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关注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流动和稳定效益。
     4、本地农牧民的劳动力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农牧民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学习，更鲜明地反映出政府投资项目的直接和间接社会经济效益。据我们在田野调查中的观察，外来劳动力在异地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本地农牧业劳动力在空间和行业方面的转移都具有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西藏处于不同海拔高度上的农牧户，一般都是根据当地气候和资源条件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有的是半农半林、有的是半农半牧、有的纯粹从事草原牧业。不同区位和经营不同主业的农牧户之间，很早就有季节性的实物交换和劳务-产品交换传统。例如，藏北高原上的牧业户至今仍然用牛羊交换青稞来满足自家的食品需求和部分精饲料需求：1头在拉萨市场上售价约2500元的牦牛可交换农区2000斤青稞，1只售价约280元的绵羊可交换青稞200斤（李涛，2003）。又例如，日喀则一带农区是西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夏秋之交，农民忙完了农活之后便成群结队去藏北高原打工，给牧民盖房、做衣服、修牲口圈、加工牛羊皮，等等，牧民则以牛羊支付他们的劳务。因此，深秋季节打工农民赶着牲畜回家乡就成为日喀则地区的一道特有的风景[15]。
     最近20年，农牧民的消费需求随着社会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呈多样化发展，例如，食品消费中糌粑（青稞）减少而大米白面增加，服装消费中成衣购买增加而自制服装减少，此外还增加了对电视、电话和其它小电器的需求。传统的交易行为尽管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能满足农牧民家庭变化了的消费需求，因为农牧民已经日益重视货币收入。因此，在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迅猛发展并引入市场机制的情况下，且不论其它因素，仅仅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促使农牧区的劳动力转移和商品交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第一，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农牧民提供了远离家乡做工的机会，与此同时，农牧民在参加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观念的转变。据自治区农牧厅统计，2002年全区农牧民劳务输出35万人次（相当于农牧业总劳力的1/3），劳务收入达2.3亿元[16]。打工者外出的组织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组织，二是自由结伴。例如，青藏铁路建设和输油管道铺设项目正在实施，沿线地方政府组织本地农牧业劳动力承担土方工程，一个劳力平均日工资为30-60元。牧民原本没有做工习惯，但是现在对工资信号的反应并不比外来打工者迟缓。我们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拉孜县查务乡吉角村走访牧羊人旺堆夫妇时得知，乡里组织青壮劳力参加青藏铁路建设3个月，他18岁的儿子已报名去修路，因为家里需要现金还账。具有打工传统的农民现在往往由一个包工头带领，结伴而出找活儿干，那里工资高就去那里；即使在同一地点打工，倘若劳动报酬高就多干些时日，反之便提前回家。例如，拉孜镇康来村卫生员加参介绍说，他弟弟如今每年都去阿里打工，三月出门十月还乡。2002年工资水平不高，弟弟只干了四个月，带回家4000元。每次去阿里，康来村和周围几个村的外出劳力都会合伙包租一辆东风大卡车，每人大约分担往返车费600元。
     第二，政府投资的农牧区经济发展项目既提供了短期就业机会，又创造了多样化商品生产的长期发展条件。1991-2000年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年楚河）流域综合开发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扶贫开发项目累计投资将近28亿元[17]。自2001年始，中央投入农业和扶贫开发项目的资金每年达3亿元左右[18]。这些投资的重点，是农村能源、农田水利、草场改良、乡村道路和人畜饮水等项目，农牧民不仅从参与项目中获得部分现金酬劳，而且还受益于项目完成后农牧业基础设施的改善。以乃东县结巴乡结巴村为例，全村总共157户人家，2003年有240人外出打工。村里的老农东旺丹增夫妇介绍说，最近几年的农闲季节里，他家的两个儿子总是开了“小四轮”（农用运输车）在本乡或附近工地打工，2002年修路挣回工资2000多元。结巴村位于雅砻江河谷，是山南地区行署和乃东县政府实施农业发展项目的重点村庄之一，正在执行的多种经营试验项目有9个，如肉羊短期育肥、藏鸡养殖和大棚蔬菜，等等（扎洛，2003）。处在同一地域的昌珠镇克松村的项目更多，现有11个。在结巴村和克松村，农民家庭净收入中现金收入大约占一半以上。尽管西藏大多数村庄目前还达不到结巴村和克松村的发展水平，但劳务输出和劳动密集型种养业产品已逐渐成为农牧户现金收入中的一项主要来源。
     第三，伴随劳动力的空间和行业流动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农牧民对非农生产技能的学习和企业家精神的成长。直到现在，输出劳务的农牧民多半是在外来建筑队和服务性小企业做小工。这种现象曾引起国外研究者的批评，认为政府投资项目未使西藏本地劳动力充分受益[19]。这也许是因为那些研究者未曾正视以下事实：技能的学习、企业经营和项目管理经验的积累需要相对漫长的时间。这个过程，至少比任何一个大型项目的工期都要长得多。本地劳动者正是通过做小工得以开阔眼界、与外来劳动者近距离交流、并从中获得具有实感的市场信息，这些信息进而又促使他们开辟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随着农牧民收入的提高，住房建设需求增加。针对这一市场，当地的藏式住房建筑队应运而生。仍以结巴村为例，村委会组建了一个建筑队，专门满足村民盖房的需求；工布江达县里的工布江达镇不但有当地劳力组成的筑路队，而且还有民俗房建筑队。更令人振奋的是，我们从克松村藏族农民达娃次仁那里了解到，15年前他在一位外来汉族餐馆老板手下打工，学到厨艺后曾创办自己的餐馆。在经营过程中发现更有利的商机，他又转行开办粉条加工作坊。现在除粉坊以外，他家还种植大棚蔬菜和蘑菇，同时也喂养着猪牛羊等大小牲畜（魏众，2003）。达娃成长为多种经营能手的案例，表达的信息与本文开头提出的一项预设一致，那就是藏族百姓必定会从所参与的市场活动中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并以此应对社会经济环境的新变化。
     进一步讲，个人决策空间中的经济理性是不分民族的，藏族农牧民对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与外来其它民族的打工者一样，都是在权衡机会成本之后做出的决策。也许，这正是西藏劳动力极少流向区外的原因之一。对于他们的经济理性，以下仅举两例说明。其一，在亚东县城一个四川建筑队的施工工地上，我们看到来自白朗县和拉孜县的青年农民在做小工，从施工队长那里得知，亚东的劳动力很难招募。原因主要在于，后者从事多种经营和商业活动的收入远远高于土石方工程上的工资，而白朗和拉孜的绝大多数农牧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机会（扎洛，2003）。其二，藏北牧区当雄县有许多家庭规模在8-9人以上的复合家庭，这类家庭往往有一个鲜明的经济特征，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成年人分别从事游牧经商做工和家务劳动（李涛，2003）。家庭劳动分工既依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又以单个成员的年龄、体力和特长为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家庭还把分工原则运用于宗教活动的安排。无论是赴神山圣湖祭祀祝福，还是远距离去寺院进香朝佛，均由家里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做代表（魏众，2003）。
     这里需要顺便提及的是，在我们走访过的农户中，无论贫富，家家对寺院的布施和对宗教活动的支付都是量力而行（尕藏加，2003）。例如，江孜县帕贵新村一位在家修行的尼姑告诉我们，有些村里人生病先去医院看大夫，然后再请她念经，通常病人家为此会付给她5元钱。这个村总共80来户人家，一个月大约有一两家请她给病人念经。此外，笔者在亚东和乃东县访问过年人均收入大约为1500到3000元不等的4户人家，其中任何一家的宗教活动年支出都不到0.2%。去西藏以前，曾经听说藏族农牧民将大部分经济剩余都捐给寺院，也曾在近年来发表的某些研究报告中看到，十年前一般农牧户的宗教消费至少占到家庭消费总支出的5%以上[20]。显然，我们看到的事实既与过去的流行说法相去甚远，也与前述统计数据有明显差异。无论这些差异是否出自近几年的社会变化，它都反映出藏族农牧民家庭消费中的经济理性。
     不过，农牧民在生产和消费决策中具有经济理性，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宗教不虔诚。据我们观察，藏传佛教包含的伦理早已融化在农牧民的行为规范里，渗入到他们与外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他们出于宗教传统而对大自然所抱有的敬畏和对个人贪欲所具备的节制，对于维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平衡，对于防止人类异化为“经济动物”,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5.  小结
     近20多年来，改革和开放政策带来了政府施政方式的变革和个人决策空间的扩大。此间政府虽然依然是西藏经济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主体，但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市场化运作使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密集的援藏投资不仅带动了西藏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为区内外农村青壮劳动力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多样化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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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联系电话：010-68034303/64460821；传真：010-6803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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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urrently,  the  funds  for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are  largely  transferr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other
    provinces/cities,  as  it  was  the  case  prior  to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However,  because  of  the  changes  in  the  way  of  the  government  functio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the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market  mechanisms  began  to  play  increasing  roles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driven
    by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this  background,  the  intensive  investment  in  the
    for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id  effectively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in  both  Tibet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Moreover,  such  investment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diversified  income  sources  and  enabled  social  mobility  for  the  rural
    youth  within  and  outside  Tibet.  The  initiative  and  endeavor  that  the  seasonal
    migrate  labor  has  shown  in  searching  for  job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have  a
    demonstration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  It  has
    also  promoted  the  indigenous  labor  to  learn  economic  knowledge  and  master
    non-agriculture  skills  in  a  modern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Tibet    Marketization    Labor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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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笔者参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由常务副院长王洛林教授主持。本项研究报告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受益于课题组研讨会、其他成员撰写的案例故事和提供的文献资料。课题组于2003年7  -8月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城区、工布江达、拉孜、江孜、亚东、乃东和当雄县从事田野调查，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自治区各级政府、村委会和受访农牧民的大力支持，课题组在京进行的调研准备工作得到本院院长陈奎元同志的帮助，特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本文的缺陷皆由笔者自负。
    [2]信息来源：西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徐明阳，2003，与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座谈时的讲话，8月7日，拉萨。
    [3]参见：王文长  拉灿，2002，西藏经济，第44页，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
    [4]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1992，关于鼓励国内外来藏投资的若干规定，（7月14日），载于：肖怀远  卓扎多基  主编，1993，西藏边贸市场建设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西藏人民出版社，第261-266页。
    [5]  关于区内和区际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的情况，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的宏观统计数据，本文将主要采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案例来支持上述判断。
    [6]国家统计局，2002，统计年鉴，表3-9，www.stats.gov.cn
    [7]西藏社会科学院  编著，2003，西藏经济蓝皮书，第4页，34-3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
    [8]西藏信息中心，2001，西藏统计年鉴，表5—4，www.tibetinfor.com.cn
    [9]西藏信息中心，2001，西藏统计年鉴，表5—4，www.tibetinfor.com.cn
    [10]  数据引自：徐明阳，2003，与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座谈时的讲话提纲，第5页，8月7日，拉萨。
    [11]数据来源：拉萨市八廓街工商所截止2003年8月11日的统计数据。
    [12]西藏信息中心，2001，西藏统计年鉴，表4—3，4—4，4—19，www.tibetinfor.com.cn
    [13]国家统计局，2002，统计年鉴，表5-28，表10-15，www.stats.gov.cn
    [14]据肖传江和王代远的文章：“全区旅游企业已发展到180家，其中，国际国内旅行社40家，旅游涉外饭店84家，……旅游直接从业人员4315人，其中，藏族职工2675人，占62%，……间接从业人员3万人。”（资料来源：西藏社会科学院编著，2003，西藏经济蓝皮书，第10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
    [15]资料来源：对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白涛同志的访谈，2003年7月26日。
    [16]资料来源：西藏社会科学院编著，2003，西藏经济蓝皮书，第17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
    [17]资料来源：同上，第129-131页。
    [18]资料来源：对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次旺多布杰的访谈，2003年7月31日。
    [19]参见：June  Teufel  Dreyer,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3),  12(36),  August,  p.411,418  and  420  ,  Carfax  
    Publishing,  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20]孙勇  主编，1999，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第3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1996，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第488-489，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