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问题的经济学透视

     5月中旬吞噘了上百生命的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大爆炸的硝烟刚刚散去，7月5日，由两名车臣“黑寡妇”导演的莫斯科北郊图什诺机场旁的大爆炸的又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伤，使这场摇滚成为全球最吸引眼球的音乐会了。这表明，车臣民族分离势力问题并未因3月23日关于《车臣宪法草案》、《车臣总统法草案》和《议会选举法草案》举行的车臣全民公决80%多的高通过率而画上句号！也使普京总统在投票结束后关于“车臣人选择了和平，选择了和俄罗斯在一起”的乐观预言再次遭到重大打击。这一系列的恶性事件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疑问：俄罗斯恐怖活动有无宁日，车臣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何时会画上句号？
    贫困是诱因
     近10  年来，车臣之所以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痼疾，除了历史的与现实的、内部的与外部的、宗教的与政治的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之外，经济社会发展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1859年起臣归沙俄的车臣原本就处在俄罗斯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北高加索地区，居民教育程度低，文盲多、落后传统与习惯势力强大，如不容许本族女子嫁给外族人，而男人可以与外族女子通婚等。车臣共和国境内自然资源较少，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生产结构不完整，而多年来国家对车臣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是完全从当地客观情况出发，车臣只是整个苏联经济计划发展“一盘棋”上的一个“棋子”，按照高度集中的思维模式由“上面”来安排。总体来说，车臣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约1/3，属于吃补贴的落后地区。车臣的失业率比俄全国失业率高出2倍以上，失业人口占居民的30%以上。据测算，如果俄罗斯全国GDP保持3%的年均增长速度，而车臣共和国保持GDP的增长速度为6%的话，后者要达到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至少需要50年以上。特别是两次车臣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达25亿美元，2万多名俄军官兵死伤，平民伤亡上10万人，约40万人沦为难民，车臣境内7座大城市被夷为平地，70%的村庄遭到严重破坏，成了“地球上的地狱”的车臣也就不难成为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的温床。
     当然，也不能对车臣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平等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并受到歧视和压制（如推广俄语和民族同化）的情况轻描淡写、一笔带过。1943年车臣从德寇解放后，斯大林下令以“叛国罪”处死了3000多车臣人，近4000人被逮捕，另将40多万车臣人当作与德国占领军合作过的“叛匪”居民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等荒漠地区，直到1957年才在赫鲁晓夫推动下允许陆续返回，但使其在心灵深处留下了很深的伤痕。而且，原先世代耕种的家园都被俄罗斯移民鹊巢鸠占了，车臣“还乡团”与“新地主”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早在1925年苏联大家庭成立不久，车臣人就闹过独立；1958~1972年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有高达11.5万多人因不断闹事和“流氓行为”而被判刑，1973年1月格罗兹尼还爆发过一次大规模民族冲突，还出动内务部队参与平息。                           可见，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种族、信仰、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由来已久。但这一矛盾综合体背后更深层次和最真实的根源和基础仍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经济落后、贫困、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正等。车臣民族地区日益边缘化，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的状况不能不这使车臣人产生了自卑、嫉恨的心态和极易受到民族激进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恐怖主义成为他们唯一可以用来同国家抗争、表达不满的方式和目标选择。恐怖暴力与经济社会矛盾相互依存、推波助澜，形成一个可怕的循环“怪圈”。实际上，这也并非俄罗斯一个国家的“独特”现象，在经济全球化日渐加速的背景下，在当今世界各地的许多“热点”中都可以找到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边缘民族”频频发动恐怖行动的影子。
     仅有铁拳还不够
     2002年10月26日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甫定，俄罗斯舆论和市场研究中心就公布了对10月23日莫斯科戏院人质事件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53%的接受调查问卷的莫斯科人认为，是俄罗斯政府造成了这场危机，只有16%的人回答是车臣好战分子的过错。单纯的军事高压手段常常难以有效地和彻底地解决最棘手的民族矛盾问题。
     对车臣毫不手软，曾使普京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获得高分；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设定的方向行进。两次车臣战争激起了俄国内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北高加索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往往把俄军对车臣的军事进攻视为侵略行径，声称道义上和行动上都将站在车臣人一边，使俄民族关系更趋复杂。
     但实际上，普京的大棒战略使更多的车臣年轻人走向极端行为，近年连续不断的恐怖袭击事件一再表明普京的高压政策并未奏效。正如1959年创立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格尔顿教授所说：“有暴力的螺旋上升，就会有报复的螺旋上升。不能设想不断地使用暴力，却不会有回应。”用军事镇压的办法来解决民族矛盾，将会受到国际上的干预和压力。普京的车臣政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主张和平对话与和平解决车臣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莫斯科卡内基研究中心研究员谢夫佐娃指出：“莫斯科人质事件是对国家与普京总统的羞辱，也是对车臣政策的挑战。在3年的反恐行动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输掉战争，现在，总统必须去赢得和平。”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用武力办法解决车臣问题，而应当采取综合行动。要制定车臣的经济振兴计划和政治解决计划，给车臣居民安排工作，打击腐败、吸毒和人口买卖。俄民族大会理事会主席拉马赞·阿卜杜拉季波夫说，必须高度重视消除民族冲突的根源，首先必须恢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事务部，把各民族和各地区团结在统一国家下，向人民灌输车臣和俄罗斯相互离不开的真理，消除民族歧视，相信和尊重包括车臣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制止在莫斯科等城市的街上、车站和市场粗暴检查和驱逐车臣人的行为；必须进行谈判，采取综合、诚实的态度解决车臣危机；制定战后车臣恢复的专门计划，不仅是建设几栋楼房的问题，还要重建社会与民心，否则，民族矛盾这一难题就无法获得圆满的答案。  
     振兴经济是关键
     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尊重和照顾民族地区的权益，尽快地缩小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才能防止和遏制民族分离主义的滋生和泛滥。
     正如参与过平定1925年车臣反叛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温什利希特在1925年9月8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对战役结果评价时所说：“如果不在军事压力之后随即广泛开展实现政权苏维埃化、改善经济状况和提高文化水平方面的工作，则军事压力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就会付诸东流。”
     近年来，俄罗斯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车臣危机进行反思，试图寻找出解决车臣问题的有效方法。普京总统最近一反以往“和恐怖分子没有谈判的可能”的强硬态度，承认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我们不仅要与恐怖主义作斗争，而且要根除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原因，要创造一切必要条件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2003年5月14日，普京总统向国家杜马提交了对车臣叛匪实行大赦的议案并在6月6日获得了杜马通过。但效果并不明显，只有数十名小叛匪自首。
     为此，俄政府加大了对车臣的财政支持力度。如2000年，俄罗斯政府拨款22亿卢布（约7857万美元）恢复车臣经济和居民生活，恢复供水供电和电视转播以及其他设施，而2003年用于车臣重建的联邦预算资金就达200亿卢布（近7亿美元）。但是，按照某些国际组织的计算，战后恢复车臣经济和日常生活所需的资金，大约需要500~750亿美元，即使按照俄有关方面的保守估计，至少也要有100~200亿美元和5~7年的时间，从俄罗斯目前的财政状况来说要在短期内筹集和拨出这样数目的资金是很困难的，由于车臣匪徒的干扰，重建工作进展还是较慢，对恢复车臣经济社会所做的努力还不够，油气供应、铁路交通、通信系统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的恢复还有待时日。
     如果无限期地拖长车臣经济恢复时间，居民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得不到较快的改善，则很容易为分离主义恐怖势力所乘，并利用居民的不满不时地发动自杀性攻击，新的武装冲突仍可能发生，使得车臣的安宁遥遥无期。
     所以说，用铁拳严厉打击民族分离势力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是必要的，但单纯依靠高压与暴力手段、奉行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来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常常难以治本。要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及其恐怖主义，需要消除其产生的土壤。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繁荣的时代，更多地着眼于从社会经济和人的发展角度出发来观察、理解和化解民族矛盾，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消除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和不平等这一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滋生、存在和蔓延的温床出发，才能达到釜底抽薪的功效。
     如此，列宁曾感叹的“最苦恼”的民族问题才会不再让人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