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陷入生产率低迷困局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5年第42期（总第1558期）  2015年6月8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世界陷入生产率低迷困局    日本对外投资以抗衡亚投行？    中国新常态的赢家与输家    中国股市大涨导致点心债需求疲软
                     经济热点
    世界陷入生产率低迷困局
     [摘要：去年全球生产率仅增长2.1%。工人的人均产出增速去年创下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几乎所有地区的生产率增速都明显下降，突显出生产率增长下降正成为世界性问题。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率低下是提高生活水平的一大威胁，穷国和富国均是如此。企业将劳动力、建筑物和机器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效率下降，这一事实开始让政策制定者感到头疼。]
     全球著名智库大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最近发布报告表示，大多数国家的产出和就业数据表明，去年只有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有所加快。该智库表示，就全球而言，2014年劳动生产率增速降至2.1%，相比之下，从1999年到2006年的年度平均增速为2.6%。大企业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巴特?范阿克表示，计入技能水平、投资以及工人数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14年下降0.2%。他说：“这是全球现象，因此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美联储（Fed）主席耶伦认为美国生产率疲弱是“近几年薪资增长缓慢”的原因。同样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将提高生产率列为新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工作重点。
     低迷生产率困扰世界
     即便美国制造商采用自动化作为反击制造业岗位向亚洲外流的部分努力，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仍近乎处于停滞状态。类似的景象正在全球各地上演，这暴露了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只有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看上去并未出现生产率增长放缓。
     由于生产率提高放缓将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公共财政稳定性降低，经济学家对此日益担心。从中期来看，生产率增长是繁荣最重要的推动因素。自金融危机以来，即便失业率已经下滑，但发达国家仍未能摆脱低增长率趋势，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近年来生产率增长疲软。耶伦在发表演讲时提到了美国“相对疲软”的生产率，敦促推出新的措施以加强教育、促进创业以及提升资本投资。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新数据显示，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表现日益走下坡路，成熟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由2013年的0.8%降至2014年的0.6%。追踪劳动力、资本等投入使用效率的生产率，往往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但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证实了生产率增长低迷的长期趋势，这一趋势正在全世界范围敲响警钟。“过去10年，美国生产率增长表现糟糕，而其他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差距持续加大，”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弗纳尔德（John  Fernald）称。英国的生产率已经8年未出现改善，打破了一个世纪以来每年增长约两个百分点的趋势。上周，奥斯本向新的保守党（Conservative）政府承诺将提高生产率。
     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就业增长放缓，成熟经济体如果想摆脱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问题，就需要大幅提高生产率。据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估算，为了完全弥补未来50年就业增长放缓的影响，生产率增速将需要比过去半个世纪快80%。
     这种加速能否实现，部分取决于能否确定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糟糕的数据只是衰退的暂时性后遗症。全球需求下滑暂时性地打压了公司投资新设备和新想法的意愿，人们更加谨慎的观点拉低了生产率。
     但是，生产率增长放缓先于金融危机；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成熟经济体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情况。该机构表示，欧洲和日本生产率增长放缓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与之相联系的是技术应用变慢。通用电气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可?安农齐亚塔（Marco  Annunziata）担心，由于缺乏冒险活动、研发支出较低以及劳动市场缺少灵活性，欧洲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
     在美国这个生产率最高的主要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从2005年开始放缓。弗纳尔德表示，这是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暂时性增长红利消失所导致的。这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美国近期生产率增长低迷实际上是对一种更老、更疲弱趋势的回归。即使在生产率正迎头赶上的新兴经济体，生产率增长也已经放缓。这会造成重大影响——税收不足的状况延长、公共债务增加。正是这种情况，即2010年至2015年英国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了英国规划的4年紧缩期延长为公共部门十年困难期。
     乐观主义者反驳称，生产率出现迅速提升只是时间的问题，并把希望寄托在硅谷等美国IT中心的创新上。位于加州的农业机器人公司Blue  River  Technology的研究员描绘了未来农场的样子——成群无人机在空中巡视，大批机器人以及无人驾驶拖拉机照料着生产。该公司的“生菜机器人”队伍已经在工作，它们分布在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的田地间，每小时识别150万株植物并决定如何施肥。一些人认为，科技进步最容易的目标已经实现。其他人则认为，世界已步入机器驱动的增长井喷时代，无人驾驶汽车和机器人将取代人类，Blue  River之类的公司就是明证。
     另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认为，将生产率作为生活水平衡量指标的看法如今已过时，因为在教育等公共服务中，质量很难衡量，而在许多消费者技术中，进步也很难捕捉。例如，10年前与Skype发挥同样功效的产品贵得离谱，而如今却是免费的，这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无须麻烦统计师编纂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这将你带入一个关于进步在发达经济体中意味着什么的未知领域，”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  University）的教授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称，“消费者福利明显有所增加，增幅很可能还极大，而我们不知道这与GDP有何关联。”许多消费者看上去实际收入并未提高，日子却更好过了，原因或许就在于统计失灵。但是，统计学解释无法提高收入或税收，也无法让之前生产率增速较高的行业获得之前那种水平的成功。
     如果发达经济体无法实现以前那样的生产率快速增长，经济增速就将会永久性处于较低水平，政府收入也是一样。公共部门的紧缩将成为持续性特征，父母将无法再指望其子女比自己过去赚得更多。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奖金文化阻碍生产率提高
     独立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瑟斯认为，糟糕的生产率水平是低投资的结果，而在英美两国，低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奖金文化造成的各种激励。如今奖金文化在上市公司几乎无处不在，表现在支付给高管巨额奖金以奖励短期成功。
     自1990年以来，投资占英国GDP的比重已经从26%下降至17%。资本不会永远存续；因此，资本存量的增速一定比这一数字更低。
     一家公司投资多少由经理决定，而他们如何决定取决于受到的激励；这正是奖励的目的所在。因此，在美国，令人吃惊的是非上市企业的投资支出是上市公司的两倍，尽管这两类企业的总体规模大致相当。上市公司给予经理的奖励似乎是造成低投资的重要原因。
     企业所有者或与企业所有者关系密切的人，会担心企业在长期衰落的危险，尤其是失去市场份额。低价格是弱化这种危险的一种方法。而能够提高生产率的高投资是另一种方法。但奖金会鼓励经理更加重视短期效益（因为他们的奖金基于此），而较少关注公司面临的长期危险。竞争的影响需要时间才能显现。10年后，股东可能会对你减少投资或提价的决定感到懊悔。但如果你只关心短期效益（短期内大多数公司都有很高的垄断力），同样的选择却能够提升利润。
     在许多上市公司，相对于低投资和高价格带来的长期风险，管理团队很可能更关注自己的短期利益。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短期激励的增加必然会伴随着低投资和高利润率。这正是当下发生的现实。
    奖金制度可能并非导致投资下降的唯一原因。因为我们缺乏令人兴奋的新技术，管理团队看到的盈利机会可能越来越少，或者他们可能预期增长变得疲弱。但是，随着利率暴跌、股市大涨，这应该已被资本成本的下降所抵消。
     生产率随着员工人均资本的数量及其使用效率的提升而提高。资本存量增长如此缓慢，生产率的提高几近停止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所以，为了提高生产率，我们需要增加投资。为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导致投资下降的激励机制。
     对管理层的激励被错误地认为是股东的问题。但奖金文化是整个经济的问题。垄断力的提高可以扩大利润及股东的财富，但这对我们其余的人不利。为了经济发展，我们力图保护竞争。奖金的影响与竞争的下降非常类似，因为它鼓励管理层更多地利用企业的短期垄断力。这两方面都需要引起政府的注意。当前的挑战在于，将那些损害经济的激励转变成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激励。除了利润目标，奖金还应该与生产率提高挂钩。首要是就这个问题展开公开辩论。在奖金文化对经济的危害被理解和讨论之前，这一问题不会得到解决。而在这一问题被解决之前，我们将一直保持低投资和糟糕的生产率水平。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日本对外投资以抗衡亚投行？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黄日涵撰文称，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了今后5年投资大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当各方正在期待亚投行大展身手之时，有强烈落寞感的日本弄了个大新闻。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的章程谈判，预计年底前章程生效正式运行亚投行。
     日本千亿美元的来源渠道
     对日本提出的这一投资计划，许多人感到吃惊：经济颓靡的日本，如何拿出1100亿美元。而据研究表明，2014年以来，日本经济复苏出现较大波动，经济复苏放缓，投资需求减弱。前两个季度GDP增速一高一低；此外日本国民消费需求下降，消费者信心不足；出口增长疲软，贸易逆差扩大。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20日发布的2014年经济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两倍。
     据不久前内阁府公布的GDP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实质GDP与前一年相比减少1%；2014年个人消费与上年相比减少3.1%；住宅投资也大幅减少11.6%；企业设备投资则减少0.5%。由此可见，日本目前的经济形势并不是那么乐观，可为何还要投入1100亿美元搞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不少专家认为，日本经济日益低迷，而这次突然投入1100亿美元，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隐藏了一些实力。
     日本这次投资计划和两年前增加对非洲投资是一样的，日本计划在5年内对非洲投资3.2万亿日元，约300亿美元，其中约100亿美元是传统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另外200亿美元是民间投资。
     在一般情况下，日本都是通过政府开发援助贷款战略支持美国，而美国支持日本拿出1100亿美元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性很低。
     考虑到日本对亚洲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比非洲要多，因此投入1100亿美元也并不是没有可能。中国对外援助开发投资往往是政府出资，而日本的模式则是官民共进，与中国有所区别。
     按照日本官员的说法，与前5年日本此类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相比，这项计划的金额增加30%，其中大约半数资金来自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国家机构。
     投入千亿美元为了什么
     安倍宣布这项投资计划之后，日本媒体解读为，这一新计划意在表明日本致力于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转让，帮助亚洲各国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同时“区别于亚投行”。但这一计划宣布之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与亚投行的竞争关系。
     日本经济界对日本政府没有加入亚投行是极为失望的。他们首先认为政府信息评估错误，以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不会参加亚投行；此外，日本的财经界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排斥了亚投行，使得日本企业丧失了在亚洲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个商机。
     对于日本为何要投入1100亿美元，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息日本国内经济界要求加入亚投行的压力，体现日本的经济影响力，与中国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向美国表明立场，也体现日本的同盟价值。
     日本国内财经界看重的可能是巨大的投资市场，他们认为日本有在亚洲搞投资和援助的经验，这有出于经济目的的考虑。但为了政治上压制中国，日本恐怕是打错了如意算盘，如今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实施，日本与中国在亚太区域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压制中国，日本将有可能得不偿失。
     据预测，日本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计划专注于推动投资，对亚洲国家而言将是“福音”；但如果意在与亚投行“斗气”，日本可能“得不偿失”。
     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呈现出相互竞争的态势，对于这种局面，亚洲国家当然是乐见其成。亚投行的出现让后者放下了傲慢，为亚洲的基建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实际上，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以来，日本嘴上说不在意，但背地里却十分在乎。日本拿出1100亿美元，超过亚投行的100亿美元，试图压过亚投行，这种做法恐怕会损人还不利己，不仅经济收益受阻，国际形象也受损。日本的这一做法也印证了一点，在政治和军事上，日本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在经济上，日本却要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拆台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5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接见日本3000人访华团，并发表重要讲话，交流活动期间，习近平主席收下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许多日媒认为，中方在对日关系上传递出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出席这次活动也说明了中方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关系的好坏，将决定整个东亚区域的稳定。
     自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在徘徊。特别是2014年，中日关系经历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年。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的各种争端，使得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得扑朔迷离。
    在历史问题上，对侵华罪行的态度、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和慰安妇等问题是中日两国间的主要阻碍；在现实问题上，钓鱼岛争端使得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也企图与东南亚国家联手来制衡中国。
     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也日益频繁，中国前脚刚到非洲进行访问，日本后脚就跟进。中国刚启动亚投行千亿美元的资金，日本就宣布投入1100亿美元。“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日本投入1100亿美元，如果是为了对抗亚投行，未必是个最优选择。
     对本轮投资，日本首相安倍强调，日本的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地铁和桥梁建设，尽管这些项目昂贵，但耐用、环保以及抗灾是这些项目的优势。为了推动这一项目，日本甚至不畏惧一些国家的较高投资风险系数，可见日本制衡中国的决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未必是一个零和游戏，而如果日本与亚投行携手，各自发挥不同领域的优势，联合把蛋糕做大，也许可以收获一个双赢的结果。中国近两年来不断地强调打造亚洲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亚太区域唯有携手合作，才能开创共同美好的未来。
     对中日两国的发展前景，中方一直高度重视，并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日本如何回应，是否投桃报李，需要看安倍政府的具体做法，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不是独奏曲，而是交响乐，与其拆台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FT，2015.6.2）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新常态的赢家与输家
     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总局编集委员村山宏最近撰文分析说：随着提出“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减速感进一步加强。由于内需疲软，中国的进口额出现了2位数的大幅下滑，对华出口依存度越高的国家遭受的连锁性经济减速和通货紧缩压力也越严重。不过，中国的“新常态”并非只带来了消极影响。出于对经济减速的担忧，中国国内的资金正流向海外，如果能够获取这些流出的资金，部分国家也存在借此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可能。
     首先来看因中国经济减速而苦恼的国家。中国方面的报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4月的进口额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了17%。对华出口占比越高的国家受到的影响越大。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华出口额比例与GDP进行计算（不包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占比极高的新加坡和台湾）可以发现，这一比例越高对华出口额下滑越严重，该国国内经济受到的影响越大。
     对华出口比例达到GDP的16%的韩国在主要国家中最容易受到影响。中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4月来自韩国的进口额同比减少7.5%，在韩国国内，由于供给过剩，物价受到下跌压力。如果对生产进行调整，就业和工资将出现减少，很可能导致内需进一步疲软。韩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3、4月均同比仅上涨0.4%，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韩国《每日经济新闻》5月8日面向43位经济学家实施的经济状况调查显示，回答应警惕通货紧缩风险的受访者占到81%。此前，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5%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事，但是2015年预计仅为3%。马来西亚和泰国方面，天然橡胶和和棕榈油等产品的对华出口占比较高，中国需求的减退对其构成打击。泰国的CPI从1月开始持续陷入负增长。作为新兴经济体泰国2015年的增长率预计也仅为3%左右。
     再看日本又如何呢？日本受到的影响似乎并没有韩国和东亚国家那么严重。虽然日本的对华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24%，占比较高，不过仅是GDP的3.8%。日本的内需相比韩国和东南亚各国来说占比较高，因此出口额没有达到GDP的很高。同样，虽然巴西和南非的对华出口也不低，但由于内需占比较高，对华出口对GDP较低，所以中国经济减速对其整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
     下面来看从中国的“新常态”中受益的国家。实际上，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之一是消费的低迷。由于中国领导层推出反腐运动，反对奢侈浪费，消费者减少在中国国内购买高价商品。相反，赴海外旅行成为热潮，中国游客在旅行目的地大量购物。在日本，中国游客的人均消费额达到了约为30万日元。如果能够获取中国游客，有望产生推高消费相关产业的效果。
     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2014年1-10月赴韩国旅游的人数达519万人，赴泰国333万人，赴日本232万人，赴美国198万人。2015年，赴日本的中国游客呈倍增态势，全年有望达到500万人左右。韩国也是一样，虽然受对华出口下滑影响陷入苦战，不过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却取得了成功。中国在“新常态”下本应在国内消费的资金却流向了国外。
     另一方面，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也对各国构成利好。由于预计中国国内经济难以实现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工厂、收购海外企业的动作日趋增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增至6320亿元。2015年1-4月也同比大幅增长36%，增至2143亿元。虽然并未公布对各国的的具体直接投资额，不过对欧盟（EU）的直接投资增至6倍。相反，对资源开采热潮冷却的澳大利亚的投资则大幅减少了65%，对日本的投资也减少了14%。
     在中国流向国外的资金中，最难以掌握实际状况的就是投资资金的动向。受经济减速影响，中国国内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下滑，银行利率也出现下降，投资者为获取高收益纷纷在海外寻找投资对象。在中国的企业和富裕层的个人投资者中，以外币计价的存款和投资无疑很受欢迎。据推算，2015年3月底之前的半年时间里，从中国流出的资金（不包括直接投资）达3000亿美元左右。
     虽然很难确定这些资金究竟流向何方，不过不少观点认为流向了房地产投资。据美国调查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统计，2014年中国企业对美国商业不动产的投资额合计达59亿美元。如果包括个人投资者在内，数倍的金额被认为用于在美国购买房地产。在日本，中国个人投资者在东京都中心购买住宅也逐渐成为话题。
                                       （日经中文网，2015.6.2）
    中国股市大涨导致点心债需求疲软       中国国内股市大涨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导致资金从点心债（dim  sum  bond）市场中流出。今年以来，点心债发行额已同比下降了一半。Dealogic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离岸人民币债券的融资总额降到了7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150亿美元。中国企业的点心债发行额降低至13亿美元，为5年最低水平，去年则为125亿美元。
     人民币债券需求疲软，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上涨。自从去年11月沪港通启动以来，香港投资者从信贷市场撤出资金，向中国上市股票中转投了1480亿元人民币（合238亿美元）资金。当地银行竞相招揽人民币存款，导致利率升高。香港金管局表示，3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总量已从去年12月的1万亿元降低至9510亿元。
     投资者一直在寻求在中国股市中获益——仅仅今年以来，上证综指上涨50%，深成指上涨了一倍以上。深港通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为全球的基金和香港的散户提供购买中国股票的另一条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内地本想发行债券的企业发现，它们获得融资比以往更容易了。为了应对经济放缓，中国央行（PBoC）已多次降息、降准，增加了国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这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借债成本，也降低了离岸人民币市场作为融资渠道的吸引力。
     点心债经常被视为应对人民币升值的一条途径。然而，这一因素在过去12个月里发生了巨大改变。去年，人民币自从跟美元脱钩以来，第一次发生对美元的年度贬值，因为资本外流抵消了贸易盈余不断扩大的影响。在中国境内融资成本变低之际，人民币又失去了升值的吸引力，投资者现在要求更高收益率才肯借出人民币。
     人民币汇率在今年3月降至1美元兑换6.29元之后，又已反弹至1美元兑换6.22元。银行家希望，人民币保持稳定将有助于提振点心债的需求，但许多分析师预计，今年点心债销售量将低于去年。
    中国企业仍在向投资者发行以其他货币计价的债务，今年以来欧元债务和美元债务销售量分别达64亿美元和440亿美元——为年初发行最繁忙的一年。
                                     （日本经济新闻，2015.6.1）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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