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5年第32期（总第1548期）  2015年5月4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美联储9月加息概率最大    中国增速十年来首度低于美国？                                         经济热点
     中国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近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关于中国有50%几率滑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言论，引发了人们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新一轮关注。本文试图从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的实质、产生原因、中国如何避免滑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等问题进行分析，供大家研究参考。]
     中国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4月2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他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继伟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指人均GDP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便区位震荡，再难有突破性质的突破。其中，内置有逻辑：社会分配较为公平，人均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相匹配。于此一点上，现实国情有些残酷，即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这一方面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低端制造业所占比例过大，行业本身的盈利能力微弱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分配体系不够合理，特别对于工薪阶层，劳动报酬不足以体现劳动价值有关。
     一般来说，但凡政局稳定、经济开放、人民勤劳，主要通过出卖劳动力，经过一些年的努力，该国基本会进入中等收入区间。再往上升，却不可能再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而必须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资本运作。
     楼部长开出的5大“药方”，核心为增加劳动力供应，为此，甚至不惜缩减粮食补贴，以将劳动力挤出农村。整体而言，依然在打出卖劳动力的主意，此路不通。具体而言，则面临两大风险：一，经过多年来的强力挤压，农村究竟还能挤出多少劳动力？二，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对于农村、农业人口则尤其脆弱。老年农民往往就守着几亩地而已，无财力流转土地；纵然解决了财力问题，也无人力耕种流转来的土地。如果再缩减粮食以及其他各项农业补贴，他们何以为生？每个月70块钱左右的政策性补贴抵得什么事呢？实际上，在现实中国，粮食以及整个农业补贴首先是基本保障问题、政治底线问题，必须万分谨慎地对待。除非大幅提高政策性保障的补贴标准，绝不可轻言缩减。就此，要警醒三点：
     一、慎言中等收入陷阱。亿万国民如此勤劳，经过如是多年的奋斗，使得国家成为世界性的制造业中心，人均GDP达到一定数额，这是伟大的成就。为此，与其妄言中等收入陷阱，莫如改称中等收入区间。如前述，一定要尊重概念的内置逻辑。此时刻，首先不要谈GDP大跃进，而要立足于现实经济规模，做存量改革。以工资倍增计划为例，不能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太好，就避而不谈了。此外，社保退休人员工资尚且年年增长，而农民的养老补贴几乎原地不动；医保报销比例没有实质性提高，用药范围没有实质性扩大等等，都必须列入改革议程。让我们先享受中等收入区间的财富，让每一国民都切切实实地享受到。或者说，增长总是有极限的，如果不能实现分配合理、保障有力，增长的意义就微弱了。一旦到了快速增长的临界点，如欧美国家一般长期稳定于低增长率，则此消彼长，国民的实际收入就越来越不能看了。
     二、经济措施乃至一政策措施的核心是人，是为了尽可能地实现人的生活幸福而有尊严，对未来有稳定预期，能最大限度地自由追逐梦想。为此，应努力完善典章制度体系：法律法规必须体现公民意志；公权力应严守边界，不能乱作为或不作为，不要干预一切。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倍加珍惜人格尊严。在现代社会里，人格尊严体现于规则公平、天赋权利不可侵犯。如果他们因现实而沮丧，一定会用脚投票的，尽管故土难离，却终于还是移民他国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社会精英大量流失，如果它的资本大量流失，一定是没有前途的。纵然一般民众没有能力用脚投票，但他们身体被不断透支、精神压力巨大，也是莫大的社会伤痛。种种技术环节的讨论，必须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展开。且事关公益，言论无禁区。如计划生育话题等，也不要再空喊基本国策而事实上不容讨论了。
     三、中等收入者，其实有三种可能：一、上升；二、区位震荡；三、下降。始终不能面对惨淡的现实，不能以人为本地实现规则公平、人的天赋权利不可侵犯，则弊端被不断放大，积极因素日渐丧失，往下掉出中等收入区间也并非不可能。网上有一种言论，说20年后，我国将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尽管可能性不见得有多高，却不能说是完全的杞人忧天。国有危机意识，人有远虑，从来就不是坏事。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我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目前在经济学者内众说纷纭。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目前在经济学者内众说纷纭：
     1、社会建设滞后论。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  GDP3000  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着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郑秉文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蔡昉（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马岩（2009）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刘伟（2011）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2、转型失败论。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收入差距陷阱”（胡鞍钢，2011）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较大，推进由威权政府向民主的转轨。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  “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2011）。胡鞍钢（2011）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角度进行了生动而有力的分析；而郑秉文（2011）则主要从经济转型失败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详实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认为经济转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转型过程未能抓住和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郑秉文（2011）通过详细分析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80～90年代的两次转型，得出拉美国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3、社会流动性不足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
     如蔡洪滨（2011）认为，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着的相关关系。同时他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4、发展模式缺陷论。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吴敬琏（2008）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对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描述。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资本投资可以促使一国的经济很快脱离贫困陷阱，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首先，持续的高资本投入使得社会经济中资本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初次分配时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进程的后果是收入分配不断扭曲，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一过程也被描述资本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吴敬琏，2008）。其次，资本积累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必然会遭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此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投资率毕竟不能无限上升，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使得采用这一战略的经济体迟早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5、“福利赶超”引致“增长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陈昌兵（2009）通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支持系数这一参数，由此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技术创新也就增强；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下降，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减弱，增长就会落入？增长陷阱  。他的这一结论与樊纲和张晓晶（2008）对拉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陈昌兵（2008）在进一步分析后指出中国财政支出体系由生产支持型向公共支出和行政管理型转变，如果此时公共财政支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中国将难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虽然郑秉文（2011）提到了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以实现“包容性”发展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强调社会福利体系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过于超前。他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证明了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的“福利赶超陷阱”。
     6、消费不足论。认为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如周学（2010）的经济大循环理论。周学认为，社会经济按照农业社会阶段→轻纺工业社会阶段→重化学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的顺序发展是受消费者消费需求支配的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和服务等四大类不同需求在总需求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如果食品需求是主导需求，则社会经济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相应地，衣着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轻纺工业社会阶段，住行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最终服务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服务社会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对应的是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如果在这一阶段的主导需求不够旺盛，即对住行的需求不够旺盛，社会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进入服务社会阶段，即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则意味着消费者的住行消费需求是主导需求，但却又不够旺盛。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扩大消费者的住行需求。
     那么中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财政部部长表示在未来的几年中，导致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中国老龄化太快。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发展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遭到影响，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导致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很难说明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国内学界主要在讨论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1.香港商报评论员李哲认为，中国要避免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就须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深化改革，保持经济以合理增速持续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惟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显然，对于当前经济的下行风险，中央充分了解，并有应对之策。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第一季增幅仅为7%，创出金融海啸以来最低。这固然是主动调控下的结果，好使经济发展由量变过渡至质变，国际社会包括IMF等亦予以肯定；可是，此过程却无可避免带来阵痛。其中一大考验，乃受累经济增速减慢，加上美元受惠加息憧憬，外管局日前便直言中国存在资本流出现象，即使经常项目出现顺差，资本项目却出现逆差，最新结售汇逆差便创逾5年最多，因而拖累人民币汇率由高走低，外汇储备余额年内亦减逾1000亿美元。情况持续的话，不但将进一步制约经济增长，亦会因而影响到转型升级的步伐，增加失业，甚至令中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经已愈来愈高，须想方设法确保经济继续处于合理区间之中。毕竟，没有稳定增长的基础，其他一切包括转型升级根本无从谈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便警告，未来5至7年内必须力争在人口老龄化前保持6.5%至7%的增长，否则5至10年内有50%以上可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足以证明有关问题的迫切及严重程度。
     确实，中国转型升级的进程尚存改善空间，从而告别昔日粗犷增长模式，例如，在经济调整方面，内需仍不足以作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金融市场化的推进也有待加强加快。昨日会议便作出系列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并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挖掘消费潜力，努力提高消费质量量和服务水平，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另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并要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还要整体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好资金循环不畅问题等。凡此种种，多措并举，各项政策交相发力，都是有利中国转型升级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适切之举。
     2.国研中心李佐军认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顺利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升级的状况。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人口红利的减少、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饱和、投资边际效益的下降、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高峰期的结束等，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必须走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模式。形成质量效益型新模式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赖于新动力——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或者说改革、转型、创新）的形成。
     要素升级作为促进经济增长“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之一，与土地、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质的提升”。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一是技术进步，如现有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突破；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人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其他各种素质的提高；三是土壤品质的改良和土地肥力的上升；四是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包括资金流通速度加快等带来的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五是基础设施（广义生产要素）的升级，如对传统铁路进行改造，大幅度提高了铁路的运能；六是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改造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生产要素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在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内部，要素升级既是结构优化的重要条件，也对制度变革提供了支撑。
     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体现在它是创新驱动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技术创新、人力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或服务创新等。而前面已提到的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可见，创新驱动与要素升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交叉。技术创新主要是寻求技术进步，人力创新主要是实现人的素质的提升，模式创新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组织创新对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有很大的依赖，管理或服务创新则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升等。总之，欲实现创新驱动，必推进要素升级。
     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与中等收入没有直接关系，而与要素升级有密切关系。当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由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农业，转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后，必须要通过要素升级，由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普通要素，转向主要依靠迈克尔?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后，即资源配置实现由“吃资源”向“吃知识”的跃升后，才有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就有可能像拉美、亚洲许多国家那样陷入其中，只能长期呈现低迷增长的局面。而转向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高级要素”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要素升级。
     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表示，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让经济基于创新。萨克斯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分论坛“经济学家谈经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时表示，根据和美国购买力相关的评价体系计算，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水平的四分之一，加上劳动力人口大等因素，中国的新常态增长估算在6.5%—7%之间，因此当前7%的增速在合理区间之内。萨克斯说，7%的增速常态是不错的。当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速达到美国水平的二分之一时，中国的增长速度会更下降到一个更低的新常态，中国过去呈现了一个很好的经济追赶模型，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追赶的速度也会下降。“7%的增速在合理区间之内，但是增长的速度不是永久的，而是在缓慢下滑。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保持持续的追赶速度，达不到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萨克斯认为，要突破这个陷阱，必须让经济基于创新。萨克斯表示，这种创新型经济，不是从外面引进别人科技的经济，尤其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与此同时，这种过渡取决于结构性的过渡，就是增长要有质量。
     4.姚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规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朗润格政论坛上表示，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要跨越需要很多条件，就中国而言，中国满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多数条件，唯一阻碍是在不平等上，尤其是教育和户籍制度的不平等。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难以跨越，是因为对经济和社会有着诸多严格的要求，姚洋指出，从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看，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是高投资高储蓄，他认为，我们今天老抱怨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太高，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是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和较高的卫生状况，较低的婴儿死亡率和较高的预期寿命。第三是制造业水平较高，工业化一定要深入。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姚洋把中印做了比较，他认为印度就不太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原因是印度的工业化水平太低，印度现在工业产值占GDP的总额只有30%左右。姚洋称，一个国家只搞服务业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印度人以为他做世界的办公室就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大概不太可能。”他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不光要搞工业化，而且工业化一定要深入，工业占比要高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在就业方面要达到30%以上，同时持续时间也要足够长，比如说20年到25年以上。第四是出口，成功的经济体出口一定很多。第五是宏观经济方面比较稳定，没有恶性通货膨胀，财政政策比较稳健，政府不乱花钱。第六是政治上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政治波动。第七是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比较平等，基尼系数比较低。
     姚洋认为在上述的这些要求中，中国唯一没有达到要求的就是最后一点。姚洋认为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会阻碍国家成长。“现在看到很多农村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被招到沿海打工，他们现在的收入还可以，赚个两千块钱一个月”，但根据简单的计算就知道，在这种教育水平，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增速增长。姚洋称想让中国成功的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数据显示我国的高职和中职的非常低，只比小学的升学投入高一点，因此他认为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加大一些投入，教育投入从正规教育上向职业教育倾斜一点，来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除了教育的不平等，姚洋认为的不平等的制度还有很多，比如说户籍制度，他认为户籍制度是中国最不平等的东西，“人分三六九等，你的出生地决定了你一辈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打上什么样的标签”，当然他也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户籍制度不平等的约束也在削弱和下降
     李克强总理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美联储9月加息概率最大
     美国美联储4月29日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一如预期，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将继续维持接近于零的基准短期利率政策。美联储表示，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只是暂时的，经济扩张将继续下去。多方分析认为，美联储承认美国经济放缓，但没有为经济放缓表现得过度担忧，因此猜测美联储加息时点有所延后，最早可能在今年9月加息。
     美联储表示，提高利率之前希望能看到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改善，以及要对通胀回升至美联储制订的2%目标充满信心。美联储官员称，只要美国经济继续增长，就将很快提高短期贷款利率。但目前尚未确定加息时间表。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增长0.2%，明显低于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美联储表示，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只是暂时的，经济扩张将继续下去。尽管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疲弱，但美联储预期未来美国经济将以「适当步伐」增长。在去年底的美联储会议上，美联储官员暗示可能在今年年中启动加息，但疲软的经济态势看起来改变了美联储的加息计划。今年一季度美国的消费支出降至1.9%，工业生产指数弱于预期，新增非农就业岗位12.6万个。分析师认为，最近一系列的经济数据显示了美国经济疲弱的迹象，使美国央行6月份启动加息变得越来越不太可能。
     目前看来，油价大幅下跌以及美元的大幅急升是美国经济走强的不利因素。有投资者认为，目前市场已排除6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而且美联储今年只会启动一次加息。前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俄勒冈大学教授迪伊称，最近几年每个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都很疲软，所以美联储不会急于就最近的数据得出任何结论。不过现在开始到6月份之间足以改变政策方向的重要数据并不多，只有就业和通胀数据的急剧回升才有可能将加息时点拉回6月，但对此他并不怎么有信心。
     巴克莱资本认为，最大可能加息的时点还是9月。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也持相同看法。该行称，现在的市场风险由美联储太早加息变成太迟加息。法农又认为，一季度的放缓是因为暂时性的因素，预测美国GDP增速二季度将升至2%上方，下半年可能升至3%左右。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认为，本次FOMC会议的焦点是，一季度的经济放缓到底是暂时性因素导致的还是持久性因素导致的。我们认为美联储希望看到目前的放缓是暂时性因素导致的，并且基本面支持经济在2季度以及下半年反弹。我们认为美联储最有可能开始利率正常化的时点是在9月。现在的市场风险由美联储太早加息变成太晚加息。我们认为一季度的放缓是因为暂时性的因素，预测美国GDP增速二季度将升至2%上方，下半年可能升至3%左右。
     丹麦银行（Danske  Bank）依然认为，美国经济数据将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改善，所以我们认为，首次加息时点会在9月。根据过去的加息历史来看，美国国债市场的利率会在加息前3~4个月就开始升高，这次也将没什么不同。由于本次FOMC会议没有提供什么新内容，美元在声明公布后小幅反弹。我们预计欧元/美元在未来3~6个月仍将下跌，因两个地区的货币政策差异。最近欧元/美元企稳主要因为整体风险情绪的改善，下一步跌势的开启有赖于美国更积极的经济数据出现。历史上，在美联储停止宽松直至开始紧缩前的阶段，美元往往会走强。我们认为这次也不会例外，特别是欧洲央行将在2016年9月前都实行量化宽松。
     布朗兄弟哈里曼（Brown  Brothers  Harriman）认为，此次美联储决议并没有太多新花样，只是官方的承认了经济增长的确放缓，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的信息。美国冬季经济的疲软部分原因是受暂时性因素的影响，美联储仍旧保持对经济数据的关注，而声明没有为何时加息提供线索。美元目前处在或者接近于美联储新声明之前的最低水平，而美国债市也没有太多波动。美联储决议仍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而政策制定也顺应着近期趋势。经济增长将会回到比较温和的速度上来。而劳动力市场则将朝着委员会预计的方向移动。我们认为美联储目前仍然有紧缩的倾向，并将继续寻找加息的机会。我们仍然预计6月加息将是第一选择，而9月则是目前情况下最合适的时间。
     “债券之王”格罗斯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增速可能不会那么快恢复正常，今年冬季经济放缓也不是暂时性因素导致的。但他仍然认为美联储会在今年年内加息。格罗斯称，美联储将在2015年里加息一次，而且这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而已。尽管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大部分机构认为一季度疲软只是暂时的，但格罗斯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随后美国想要达到2%至3%的扩张速度也是有比较难的，因为美国经济存在「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包括高负债和较慢的就业增长。
                                                   （综合消息）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增速十年来首度低于美国？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已大幅放缓，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超过美国。不过，法国巴黎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伊莱却持相反观点。伊莱称，如果均以美元计算，中国名义GDP增速“几乎可以肯定”低于美国。尽管以人民币计算且经通胀调整的中国一季度实际GDP增长7%，但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增速仅为3.5%，低于美国。这意味着十年以来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步伐第一次落后。
     伊莱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刊文称，在同比基础上，中国一季度名义GDP增速放缓至5.8%，已经非常接近2009年一季度创下的5.7%的低水平。在环比基础上，预计一季度名义GDP年化增长率将减少2%。这是25年多以来，中国经济以现金值计算第三次出现环比萎缩。尽管美国一季度GDP增速数据尚未公布，但保守地假设实际GDP年化增速为2.5%，有益的基数效应可能仍将令名义GDP同比增速在4.5%左右。因此几乎可肯定，按美元计价，美国经济增速十多年来首次超过中国。
     他还指出，美国仍处于通胀过程中，而中国已陷入通缩，这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因。这代表计算经通胀调整的实际GDP增速时，中国的GDP增速会更高，而美国则将下降。事实上，官方在公布GDP数据时，通常只强调实际GDP。同时，他还怀疑中国的“实际”GDP数据被夸大了。“参考一些硬性经济指标，如铁路货运量、发电量和进口额，中国的GDP数据明显有水分。”他称，中国首季经济增长数据有水分已非秘密，这种统计“技巧”理论上会维持下去，直至中国放水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为止。
     中国几乎没有选择，但还需通过尽可能地放松政策，力争维持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不断放缓的名义GDP增速交织着仍然稳定增长的杠杆率的状况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其实中国内地也有专家认为，虽然官方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速在7%左右，但微观观察到的速度可能已经在5%至6%左右。伊莱指出，解决的办法是看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这种指标尤其在进行跨国比较中会剔除失真影响。此外，伊莱还质疑中国的GDP平减指数，怀疑中国通过操纵GDP平减指数及夸大通缩来拉升实际GDP增速。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GDP平减指数持续低于通过CPI和PPI计算出的相关数值。据法兴的分析师计算：名义GDP增速下降得更快，由年率7.7%降至5.8%，这意味着负GDP平减指数：-1.1%，此前为0.4%。GDP平减指数为负，这种情况在1998年、2009年发生过，现在是第三次。1998年发生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发生是美国次按危机之后给中国造成的影响，这次是在没有外部危机的情况下出现，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通缩的状态，这个迹象表明经济没有见底。伊莱解释称，这里讲的是工业通缩，中国现在正处于通缩临界点。
     伊莱最后表示，中国经济此前被认为注定赶超美国的步伐已停滞不前。根据当前市场价格计算，去年，美国经济体量超过中国大约7万亿美元，或者说比中国高70%。美国GDP总值为17.8万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0.5万亿美元。如果美国在中期内保持4%的年化名义增速（4%即为当前十年平均值），中国按美元计价的名义GDP增速维持在6%，那么，美国当前7万亿美元的GDP总值领先地位将不会被撼动，直到2022年。
     另据报道，中国社科院4月28日发布的一份《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5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预计增长7.0%左右，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这份报告指出，2015年，在全球经济总体保持温和增长的态势下，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7.0%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报告指出，  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会继续有所回落，但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已呈现向“速度略降、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良好态势转变的迹象。但就当下而言，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谨防增长速度失速过快，尤其防止其形成惯性。“展望2015年，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调控措施，更加关注就业市场，提高劳动收入，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同时要改革资本市场，畅通资本收益转化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报告称。报告建议，继续强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形成规范和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适时降息降准，增加市场活力，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报告指出，面对潜在经济增长率换挡下移，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2015年中国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建设发展上海等自贸区，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15年，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会有良好开局。”报告认为，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出提升投资的巨大潜力，而且能释放出扩大消费的巨大潜力，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基础作用、使投资更好地发挥关键作用，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经济增长。“2016-2020年，以三大国家战略为引擎所释放出的新动力，加之‘十三五’规划的启动与实施，将会积蓄起经济增长向上的推动力量，有望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报告预计。
                                                   （综合消息）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5年第32期（总第1548期）2015年5月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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