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新加坡的不同药方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5年第16期（总第1532期）2015年3月2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老龄化加剧  日本制造业回归  互联网时代的劳资斗争  香港与新加坡的不同药方
                             经济热点
                       中国老龄化加剧
     [摘要：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新的冲击，“谁给中国人养老”的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报道，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透过这份看似平常的公报可以窥见中国经济社会正在悄然发生的巨变。在人口方面，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正在下降。公报显示，2014年年末16-59岁的人口占比为67%，比2013年年末下降了0.6个百分点，减少371万人，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萎缩。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外出农民工有16821万人，增速仅1.3%，比2013年1.7%的增速下降了0.4个百分点，近些年这一比例一直在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涨，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人均GDP增速，农村居民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公报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比上年增长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9.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1.2%。
     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下滑的形势可能更严峻。根据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总计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5亿，按照劳动参与率推算，中国未来减少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亿左右。
     这引发了不少担忧。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发于《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停滞的时代”，正与是其人口的萎缩相伴。未来，随着全国最深重的老龄化时代到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迅猛飙升，经济前景堪忧。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中国不仅经济增速下滑，所寄望的创新转型，也因为人口活力的丧失，青年人口的不足而付诸东流，陷入一个死循环。他认为，移民蜂拥而入，不是中国想不想控制的问题，而是计划生育导致的必然结果。“或者这将是最大的讽刺。用计划生育节制本国人民的活力与生机，用高房价迫使本民族的青年不得不为生计奔走而丧失朝气，原来最后是为他国人做嫁衣裳。”
     路透社中文网沈燕撰文认为，当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下行压力时，2015-2035年中国的老龄化也进入急速发展阶段，而制度及资金等储备不足却让中国面临“老了谁养”的挑战。
     2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影响”的会议上，专家们指出，要高度重视老龄化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负面冲击，因其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的战略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来应对。
     “中国由成年型走向老龄化社会只用了17年时间，2015-2035年这20年是中国老龄化社会急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比重由去年2.12亿增加到4.18亿，年均增长一千万，老年人口比重从15.5%提高到28.7%。”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称，这跟上世纪两次人口出生高峰联系在一起。
     这也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将快速上升，到2030年45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四分之一，劳动力整体老化。
     “前年各级财政用于养老保险补助资金已经达到2，800亿元人民币，其中90%以上是中央财政拿钱，”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称，“根据我们的测算，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未来我们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时候，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非常大。”
     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总量大、速度快、不平衡、基础弱的人口老龄化加剧现状，对正面临“三期叠加（经济处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压力仍大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中国民政部等10部委近日联合发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机构养老服务，支持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PPP（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等模式建设或发展养老机构。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养老机构，鼓励养老机构跨区联合、资源共享，发展异地互动养老，推动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养老机构。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巡视员郝福庆指出，必须高度重视老龄化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负面冲击。老龄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面临下行的压力。特别是人口红利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下降乃至消失，将明显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利润。
     2012年中国迎来劳动力供给减少的一个拐点，15-59岁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值的减少，减少345万。按照目前的趋势预测，2010年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由9.4亿缩减到7.1亿。郝福庆分析，人口老化导致的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全社会储蓄率下降，并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政府财政面临收入减缓，和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双重挤压，将严重制约政府直接投资和间接引导投资的能力。此外，老年人口增加将使政府保基本的压力很大，公共财政在基本养老金、退休金、保险费补贴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增加。据测算，2015年到2050年期间，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会接近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针对困境，专家们也给出诸多政策建议，包括适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制度，逐步提高个人帐户养老金在整个居民养老金中的比重，防止过度依赖财政。同时加紧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制，实行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运营，包括定向发行特种国债或者政策性银行债权方式，实现稳定的投资和保值增值，加强基金方面的监管等。
     而面对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现实，中国目前的应对基础明显偏弱，无论在政策制度和资金等各方面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郝福庆就提到，中国的养老政策体系都处在初创和完善的阶段，制度准备不足；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项兜底的保障措施，按照当前的征缴和支出水平，以及欠费、统筹、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局部地区存在收不抵支的风险，资金准备不足；人才和养老服务设施等方面也存在不足。
     今年1月中国出台了有关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规定，明确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打破了被诟病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对此金维刚坦称，这是从改革方面开始着手解决，但是离问题的解决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实际上中国在构建养老体系建设方面仍面临着许多难题。
     首先是养老金制度设计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养老保险目前是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帐户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由财政支付，个人帐户主要由个人缴费以及财政补贴构成，具备保险的功能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上，虽然是鼓励居民参保要多缴费、常缴费，但实际上根据调查，90%左右的参保人选择最低档缴费，这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如果将来个人帐户养老金缴费很少，会导致整个养老金的结构是失衡的，这种方式会导致这种制度将来出现很大的制度上的问题。  ”金维刚称。
     这也得到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杨燕绥的认同。她指出，中国现行政策都是助长早领养老金的，早领养老金的人是绝对合算，“搭了便车再下车打草搂兔子谁家都合适，就是大锅没饭了怎么办？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鼓励早退休的。如果有人希望晚退休其实是吃亏的，老百姓也不傻，为什么要晚呢？”
     这或许也是中国财长楼继伟曾在一个会议上抱怨民生制度不完善易使财政转移支付沦为“帮穷又帮懒”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中国现行政策规定，养老保险只要缴够15年退休后就可领取。
     此外，缺乏投资运营渠道的养老保险基金大部分都存在银行里，因为活期利息低，并且在财政专户里，导致现在的养老保险基金一方面有大量的积累，但另一方面资金大量贬值。“贬值1%一年就损失几百亿的资产，所以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整体上我们养老保险基金整体收益率是低于通胀率的，所以整体处于缩水状态。”金维刚称。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日本制造业回归
     [摘要：由于日元持续贬值，日本企业已开始出现调整生产体制的动作。佳能计划原则上将新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日本国内。松下和夏普也讨论以部分家电产品为对象扩大在日本国内的生产。一方面，也有很多全球化企业将不受汇率行情变动影响的本地化生产作为基本战略。日本企业正借助调整生产体制，摸索全球规模下最合适的生产分配体制。]
     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将此前以中国为中心、在海外生产的一部分品类迁回日本国内的趋势正日趋明显。日元汇率持续徘徊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规避进口盈利恶化和人工费上涨是其主要原因。但生产正不断走向全球化，将如何描绘日本国内生产的蓝图，取决于日本制造产业的应有状态。从日本企业高管的发言中寻找回归“日本制造”的虚与实。
     “将中国生产迁回国内的情况当然存在，但并非积极的举措。以日元汇率考虑，会感觉海外投资成本更高，但如果利用海外资产则不会受到影响。以往以日元计算的观点必须改为以当地货币计算”松下社长津贺一宏1月6日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关于今后在海外的设备投资等，将继续推进“地产地消”（当地生产，当地消费）。松下对于在中国生产的白色家电的部分机型，将讨论把生产转移至日本国内，而微波炉和空调等的中高端机型的一部分预计成为对象。不过，原则上仍将推进“地产地消”战略，即在接近消费地的地方制造产品，对于仅仅因日元贬值而将生产全面迁回日本国内持否定态度。各个产品和机型都将根据盈利性加以讨论。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1日元，松下旗下家电业务的营业利润将减少18亿日元。这是因为其海外生产比例高，进口数量较多。与家电业务2014财年（截至2015年3月）的预期汇率（1美元兑110日元）相比，目前的汇率行情为日元贬值。预定在2015年春季以后松下上市的新产品的一部分将在日本国内生产。目前在神户市和静冈县袋井市等地的工厂推进准备工作。
     津贺社长表示，尽管面对汇率波动，但附加值高、作为“日本制造”在海外备受欢迎的家电产品仍将积极从日本出口。该公司2015年度将出口冰箱和洗衣机等的40个机型。对象包括箱门采用玻璃材料、具有光泽感的冰箱等高端机型，将瞄准亚洲等地的富裕阶层。如果将生产迁回日本国内，人工费等的制造成本仍然很高、以及零部件采购已转向海外等因素将构成风险。同时，将来日本国内人口也将大幅减少，因此一度转向海外的生产重新全面迁回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将加速日本国内生产”夏普社长高桥兴三也表明了把目前主要在印尼及中国生产的白色家电部分产品转移到日本国内生产的想法，主要包括电视、空气净化器等。目前，夏普画面尺寸为60英寸的大型液晶电视在日本枥木工厂组装，而40及50英寸等电视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工厂组装。但由于越来越难以通过进口获益，因此40英寸等电视的组装工作也打算在枥木工厂进行。夏普还正在考虑将空气净化器等家电的部分型号从海外转移到日本国内主要生产大型冰箱的日本大阪八尾工厂进行生产。
     本田摩托车业务本部部长青山真二表示，将于2015年内把在越南生产的排量50cc以下的小型摩托车转移到日本国内生产。预计在日本销售的踏板摩托车“Dunk”等会成为转移对象。虽然50cc的踏板摩托车是日本特有的规格，但考虑到人工费等成本问题，一直在越南生产。本田认为，今后日元还将继续贬值。
     以家电、精密机器和汽车等为中心，将中国等海外的一部分生产迁回日本国内的趋势已经再次出现。虽然毫无疑问的是，日元贬值成为主要因素，但如果关注除此之外的3个变化，实际上可以看到日本制造的未来前景。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由于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日本的制造业企业最初将生产迁往东盟（ASEAN），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则转移到中国。除了日元升值之外，人工费低廉也成为了吸引力。之后，由于出现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担忧和日元贬值，曾多次出现制造业回归日本的现象。其原因是海外风险巨大，包括在海外尤其是中国的生产容易发生技术外流和出现假冒产品、中国的反日游行和传染病蔓延、以及泰国的洪水等政治和自然灾害等。不过，在中国、泰国和越南等亚洲各国，由于当地市场的需求出现扩大等原因，制造业回归日本的趋势迟迟未能发展为结构性变化。
     而此次制造业回归日本则包含了与以往不同的要素。第1是日本和亚洲的人工费差距正在缩小。中国深圳经济特区内的法定小时最低工资现在为13.3元，换算之后约为260日元。另一方面，日本的最低工资在冲绳县、高知县和宫崎县等地方为677日元。即使只从表面上看，中日两国的工资差距也缩小至2.6比1左右，与被认为达到“10比1”的10年前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与日本不同，实际工资远远高于最低工资，因此实际的差距或许更小。最近数年来，在泰国、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各国，工资也出现快速上涨。当然，这受到汇率水平的影响，但对于日本企业来说，现实是亚洲国家的工资优势正在缩小。
     第2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日本国内的商品销售方式的变化。过去的模式是，从个人电脑、冰箱、洗衣机到服装、日用品等均在周末集中大量销售，而配送则集中于前半周。由于开设家电连锁店和服装连锁等店铺的零售店实力雄厚，供应商品的企业需要在周末之前增加库存。但在如今，网络购物和电视购物等无店铺的零售出现迅猛增长，改变了销售方式。工作日的晚间成为销售高峰，在大城市圈，商品次日就可以送至顾客手中。对于顾客来说，商品何时送到变得重要，电商企业竞相加快配送速度。而供货方需要立即交付商品，开始有必要在靠近销售地点的地方生产。如果在中国生产，并在2周后抵达仓库，将丧失竞争力。从以前开始，关于产品制造的选址，“在销售地点生产”一直被认为最为理想。日本即使经济增长缓慢，仍然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3大巨大市场。即使出现旨在扩大日本市场份额带来的制造业回归的趋势也毫不奇怪。
     第3是日本的生产基础。中国已经建立了超越日本的巨大产业集群。不过，那是面向需求规模巨大的中低价格产品的生产基础，而在日本企业重点发展的高端产品方面，仍然有所欠缺。这是因为高附加值产品并未转向在中国生产的日本企业很多。此外还存在另一个因素——即技术先进的加工企业由于与技术人员的关系，难以进驻中国。同时，日本形成了覆盖广泛的生产支持体制，例如库存时常拥有70万种螺丝、具有即时供货体制的螺丝贸易商等。日本企业采取的战略是，以高端产品参与竞争，与价格相比，以迅速的应对决胜负，因此回归日本国内是极为合理的选择。
     如果站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全局来考虑，可以认为产业选址迎来了明显的转折点，此次制造业回归日本国内的趋势有可能带来结构性变化。
                                                     （综合消息）
    互联网时代的劳资斗争
     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教授约哈以?本科勒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服务行业的各个领域，曾经赚取稳定工资的劳动者正在绕过雇主，把自己的服务直接提供给客户。这些客户过去一直付费给企业（而非个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就是按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这种工作模式体现在优步（Uber）等在线系统上。优步是一款智能手机应用，它可以把个体出租车司机和需要出行的城市居民匹配起来。这样的服务有望带来效率的极大提高；闲置资源可以被更容易地利用起来，无论这资源是空置的卧室还是未得到充分就业的人们的工作时间。但是，这里也存在风险的转移。
     至少在短期内，企业员工还不会受到经济兴衰变故的影响。不论是设备故障还是业务波动，大部分风险都由公司而非个人承担。但按需经济让许多这样的保障措施都消失了。当厄运降临时，劳动者只能自己承担。
     亚当?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说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如果你整天都做把金属头镶到大头针尾部的工作，你会变得非常熟练。但除非有一个你能够用大头针换来钱的市场，以及其他你可以用钱换来吃穿住的市场，否则，你无法通过制作大头针致富。专业化能带来收益的基本前提，是存在一个交换体系。
     这带来了一个难题，因为市场本身是有局限的。在市场中进行交易需要付出高昂成本，有时交易成本可能高到超过可获取的收益。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伟大发现，他用这一发现来解释为什么人类并非我们经济系统里唯一的智慧生命形式。如果经济交换完全经由市场作为媒介进行，那所有交易都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发生；而企业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企业层级结构有时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协调经济交换。
     这种逻辑不会变，但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四通八达降低了把资源和需要这些资源的人连接起来的成本。当交易成本不再如此高昂，企业也就开始失去存在的理由。
     通信技术可以帮助构建新型人类合作形式的最早迹象，并非出现在经济领域。在互联网出现的早期，大部分跨界合作工作都是通过社交互动、而非市场完成的。对等协作生产（peer  production）项目——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撰写或编辑页面出一份力的免费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或由全球大量编程人员无偿协力开发的开源操作系统Linux——第一次以工业规模创造价值，同时又打破了企业的边界。促使这些实践活动兴起的非正式性和社交动机，不需要维持一个支付系统所需的管理费用，也不需要层级管理结构。价格信号的缺失，让必须瓜分共同劳动成果带来的金钱回报的人们之间屡见不鲜的冲突也消失了。
     构成按需经济的企业是类似的，但价格信号已经取代了社交动机。正如科斯可能会预言的那样，企业的边界已经被打破。可能的效率提升非常大。出版和软件行业工作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也相对富裕，这两个行业已经感受到了维基百科和Linux那样的经济影响。但按需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深入到受教育较少、物质保障储备有限的社会阶层。
     当然，难就难在这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后，带来的是一个世纪的爆炸式增长。但那也是一个狄更斯式（Dickensian）掠夺和混乱主导的世纪。在我们庆祝企业灭亡，被一个更加灵活的、数字化的计件工作市场所取代之前，我们必须记住，公司一直扮演一个关键角色，那就是吸收与市场生产有关的风险，这种风险此前一度由劳动者自己承担，造成了许多悲惨后果。
     1914年，亨利?福特给员工涨了一倍日薪，开创了一种新型的企业与劳动者关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劳资冲突后，现在很多企业会吸收部分在一个市场化经济中生存所面临的风险。
     如果在下一个世纪，电子市场开始取代企业，成为组织经济交换的力量，那么我们将再次面对这些难题。一些互联网企业家对此似乎也心知肚明。这是明智的。按需经济预示着一种福特当年无法想象得到的经济合作形式的到来。但其新奇性不应该使我们忽视一道社会难题，而福特是直面这道难题的先驱者。
                                                     （FT，2015.2.26）
                         国内与港台经济
    香港与新加坡的不同药方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香港和新加坡披露了截然不同的计划，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人口老龄化及全球增长放缓。互为对手的亚洲两大金融中心，将因此走上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长期以来，这两个英国前殖民地均以极低的税率、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和发达的金融服务业闻名于世。自2010年以来，两地一直被世界银行（WB）列入全球三大商业环境最佳地区。然而，两地近年来均面临生活成本升高和人口结构转变的挑战。就在本周，这两座城市的领导人都公布了今后一年的预算，两份方案凸显出两地应对此类问题的不同思路。
     2月25日，香港选择动用其638亿港元（合82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盈余，为所有居民提供一次性的所得税和营业税退税。此举再次确认了港府致力于打造低税收、放任式政府的努力。毕马威（KPMG）的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sley）表示，由于许多较贫穷市民的所得还未达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下限，上述举措的好处可能只有香港中高收入居民才能体会到。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表示：“我知道，许多香港市民正指望政府的救济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然而，他说，出于对短期经济增长的顾虑，香港政府必须以“谨慎的态度”调配资金。2014年香港经济增长率是2.3%，而新加坡经济则增长了2.9%。
     为提振萎靡不振的旅游业，曾俊华公布了对餐馆、旅馆和旅行社的免税举措。
     2014年，香港零售总额下滑了0.2%。不过，许多分析师将零售总额的疲软归因于中国的反腐运动，该举措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在抗议活动的几个月内，香港总体消费开支却出现了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苹果推出的iPhone  6手机。
     此外，香港还为某些短期救济措施安排了资金，并为较贫穷的退休人员拨备了额外现金。不过，香港政府并未建立全民养老金制度。相反，港府鼓励较年长人士重返工作岗位。
     新加坡政府则与香港不同。在2月23日公布的计划中，它以提高最富有居民的税收方式实现财富再分配，以便应对社会福利开支——尤其是医保开支——的增长。
     受惠于这一计划的包括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家庭，他们将获得更多资助，以及高技术人员，他们将获得更多额外资金用于培训。根据联昌国际银行（CIMB）的计算，上述措施合起来，将令新加坡政府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目前的18.5%升至2020年以前的19%到19.5%。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在其预算讲话中表示：“我们已为未来设定了新的方向。我们正在开展根本性的政策转变，以便为新加坡人提供生命所有阶段的更大保障、创造更多机遇、并为所有人打造更美好的家园。”
     自金融危机以来，香港和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都已急剧攀升，令人们日益担心社会不公的问题。目前，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t  Unit，  EIU）将新加坡列为全球消费最高的城市。而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的数据，香港拥有全球最高的房价。
                                                   （FT，2014.2.25）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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