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长的新定义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5年第15期（总第1531期）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西方如何看资本主义的未来？
    [导读：本期《经济走势跟踪》辑录、整理了几篇欧美人士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分析文章，从中可以看到从西方立场出发，人们怎样看待资本主义发展到21世纪后的演进方向。以下资料供研究者参考。]
     资本主义不再受民主束缚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人文研究所（Birkbeck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国际主任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Zizek）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了21世纪，所谓西方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之间已不再存在必然联系，
     齐泽克认为，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创造了威权资本主义，这一思想将决定下一世纪的面貌，就像民主决定上一世纪的面貌那样。在那之前，资本主义和民主仿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已荡然无存。
     人们常说，西方没能实现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自己的文明。这句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已不再有人梦想代表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译者注）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取得胜利。现实已证明经济模式比政治理念更容易推广，资本主义也取得了胜利。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贫穷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市场经济适应起当地宗教、文化或传统来毫无问题。它很容易地实现了与威权国家和谐共处。市场经济与西方文化价值观不再是一对儿，两者可以说已经分道扬镳。以批判的眼光重新解读，西方人所珍视的许多理念，比如平等主义、基本权利、慷慨且普惠的福利国家，都可以被用作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
     这并不是说自由事业必然促使人们一心追求享乐。想想印度吧，这个国家一心一意地走着资本主义道路。但印度迄今未出现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普遍排斥。相比个人成就，印度人更看重社会关系。尊重长辈仍有力地制约着年轻人的自由思想。
     有些人认为，这些传统的继续存在是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他们错了。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忠实于传统价值观，中国、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家才更彻底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残酷逻辑。
     市场是个无情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要忍受严重的伤害。如果所能得到的全部回报，不过是有机会满足你的任性想法，那么你很难说服自己。如果你能用传统价值观来证明，你对他人命运的冷漠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那么你心里会好过得多。“我这么做是为了父母。”“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兄弟能上学。”这样的理由远比“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容易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以自由为基础是不牢固的，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自由也是空洞的。西方虽有自由，却是一种奇怪的、扭曲的自由。由于自由选择已经被抬高成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社会控制再也不能显示出在侵犯自由。然而，这种对自由的容忍往往仅是口头上的。
     长期雇佣的希望被拿走，被包装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为我们提供永久的自我重塑机会。国家的养老保障被拿走，被说成给了我们自己规划老年生活的“自由”。我们不断被迫作出“自由”的选择，即我们必须自己做出的选择，尽管我们缺乏做出明智选择所需的知识。如果这就是自由，那么它是个负担。
     资本主义的财阀模式如何控制？
     对冲基金Marshall  Wace主席保罗?马歇尔（Paul  Marshall）在给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抱怨现代资本主义很容易，但是要给出一个可行的替代制度却并非易事。
     他说道，对于资本主义，目前可能还没有任何已证明的可行替代（制度）。但还是有一些艰难的选择，因为存在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令许多人感到不安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一种财阀模式——经济由富人操控，为富人服务。
     高收入者行列中占主导的是公司高管，而非运动员、名流或创意人士。2013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1170万美元，是美国普通劳动者收入的331倍。
     他们是操控金融市场的大赢家。过去5年里，美联储（Fed）向债券市场注入逾3.5万亿美元，压低了基准利率，并抬升了许多其他资产的价格。全世界股市市值增长了18万亿美元以上。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已是“必要的恶”，但其执行方式仅有利于一小部分人。对于一位企业高管来说，奖励自己一个慷慨的期权计划是一个连傻瓜都知道的获利方法。资产管理公司与对冲基金也从中受益。
     收入和财富里的意外之财本可以通过财政措施来抵消，正如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的那样。但在美国，看起来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企业游说人士已经“俘获”了国会。
     教育应该发挥巨大的矫正作用。但在美国，教育也是为富人所办。学校依靠地方税收资助，因此，富裕社区有了实力雄厚的学校，而贫困社区则比较落后。大学的席位可以靠适时的“捐款”得到。
     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影响巨大，因为美国仍是世界经济的“北极星”。其他西方国家很难在税收或工资方面抵制美国的潮流。
     移民美国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最终会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马克思称之为“无限积累原则”。随着成功的企业变为垄断者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资产阶级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熊彼特更多地是从扼杀创新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大企业变得过于占支配地位，既得利益阻碍了“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的消亡，而熊彼特却是资本主义的信徒。他发出的警告很重要。
     得益于网络和科技的力量，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熊彼特关于破坏性资本主义的理想从未如此趋近于实现。但这一破坏性的时代恰好与特权的巩固相遇，后者可能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财阀资本主义已发展壮大的事实并非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必须向垄断和特权发起挑战。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可能是理解这一点并采取相应行动的最后一位政治家。他与有钱有势的人进行较量。
     英国两位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及戈登?布朗都被银行家所迷惑。美国历届总统都不愿意挑战华尔街或大企业。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知道创业型经济的重要性，但对于继承性财产所带来的特权问题，他却表现得一无所知。比起熊彼特，反对党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对马克思更感兴趣。如果英美资本主义要在21世纪继续令人信服，它们更为需要的是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
     为什么西方不再自信？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则探讨了在新时代里，西方越来越不自信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我的前半生，国际政治格局是由冷战决定的。柏林墙的倒塌终结了冷战时代，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全球化时代。如今，25年过去，我们似乎正再次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种世事无常的感觉在意识形态领域最为强烈。在过去几年里，西方对支撑起冷战后世界的三大支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它们是：市场、民主和美国力量。
     这三种观念的成功当然是相互关连的。冷战一结束，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制度获胜了？最明显的结论是，民主的、基于市场的制度就是比计划经济和威权政治好。套用当时的流行说法：“自由成功了。”结果是，美国不仅成了唯一屹立不倒的超级大国，它还享有观念霸权。
     柏林墙倒塌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全球的传播焕发了新的活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那种自由市场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个名称是恰如其分的。
     与华盛顿共识对应的政治共识是：相信民主最终会获取胜利，不止在东欧，还将在全世界。上世纪90年代，南非、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等差异巨大的国家，确实都成功完成了向民主的转型。支撑这些经济和政治动向的是一个客观事实，即美国是无人可以挑战的全球超级大国，占据全世界——从拉丁美洲到东亚、中东和欧洲——军事和战略体系的中心。
     从很多方面而言，我们依然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然而西方对支撑冷战后世界的三大观念——市场、民主和美国力量——越来越怀疑。对于每一个观念，都有一个标志性事件足以动摇人们对它的信心。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大衰退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心。虽然许多人所担心的全球性衰退没有发生，但人们不再对自由市场有能力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抱有强烈信念。在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区，主导经济辩论的反而是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在欧洲，还要加上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欧元和高失业率。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之星已经失去了活力，就连中国的经济都在放缓。对于存在一个基于市场的标准方案、可供所有明智的政策制定者采纳的信念，即“华盛顿共识”，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性的缺乏共识。
     与此同时，阿拉伯地区此起彼伏的起义所带来的恐惧，打击了对民主的狂热。这股在2011年冲击中东的革命浪潮，最初看上去像阿拉伯版的柏林墙倒塌。专制政体被推翻，新的民主国家似乎即将诞生。但除突尼斯以外，民主没有在任何一个经历了革命的国家扎下根来，动摇了政治自由必将推进的信念。
     某些方面而言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开始对成熟民主国家提供称职治理的能力丧失信心。在美国，国会的威望已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在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其政治制度似乎无法为改革或增长提供土壤，选民开始跟极端主义政党眉目传情。
     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个支柱是美国的实力。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十年前那么可靠，就这一点而言的核心事件是伊拉克战争。一开始，萨达姆?侯赛因被扫地下台，这场小布什总统发动的战争似乎成功证明了美国的实力。但美国努力多年，仍无力让伊拉克或阿富汗恢复稳定，证明了美军虽能在数周内摧毁一个敌对政权，却不能为一个稳定的战后安排打包票。在巴格达陷落十多年后，美国眼下又重返伊拉克战场，而整个中东都正处于暴力无政府状态。
     中国的崛起也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支配地位还能维持多久？2014年10月，IMF宣布，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还相差甚远，但美国本身在维持全球霸主地位方面的能力和意愿都值得商榷。
     即便如此，应该记住的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许多美国人正纠结于日本的崛起。我们应引以为戒，记住观念氛围可以转变得多么迅速，流行的偏见可以消失得多么快。不过，虽然今年年初美国经济已出现复苏的迹象，想恢复西方世界的观念自信看起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方为何如此悲观？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认为，对一些人来说，未来将永远在他们身后。然而，如此严重的忧郁情绪在同一时间笼罩大部分西方世界的情况在以前是鲜少出现的。（以前）即使在那些短暂时期（如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期），忧郁情绪也与危机一同消退。
     如今的悲观情绪尤其令人担忧，原因有两点。首先，经济学并不能完全解释它。在经历5年持续复苏的美国，认为未来自己的孩子生活会更差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停滞的意大利相同。这一趋势早在2008年金融崩盘之前就出现了。其次，悲惨主义的兴起恰逢西方最新一轮技术革命。西方奉为信条的个人自由很少像现在这样大行其道。然而，我们的忧郁情绪似乎在加深。西方已经看不清现实了吗？
     对此人们会忍不住作出肯定的回答。在西方，普通人的寿命变得更长，他们更少受到战争影响，而且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群体都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活着且拥有自由应该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或许我们向来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许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技术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的消遣——改变了我们的神经线路，以至于使我们不太能够珍惜眼前事物。或者，也许是我们对当下公共生活的质量如此不以为然，以至于要承受那些只能从自有知识而来的痛苦。这些都是忧郁的类型。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每一种都被认为是对西方悲观情绪的一种解释。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最佳的解释。
     一个貌似更合理的解释把我们的焦虑归咎于他国的崛起。在许多关于全球态度的调查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亚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一向比西方人更乐观。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对自己孩子的未来感到更乐观是有道理的。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发展中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起点很低，只有灾难可以阻止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过，将西方的悲观情绪归咎于此也过于牵强。日趋全球化的经济对每个人都应该利大于弊，也应当使人更加快乐。
     那么，西方到底是怎么了？答案看上去很简单：我们正在变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长期停滞。日本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其他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就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缓慢，放缓的持续时间也更为漫长。但这是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年龄越大，储蓄就越少。储蓄越少，投资就越少。投资越少，经济增长就越慢。现代技术应该提供解决方法。我们的寿命更长，我们就应该工作更久。然而，政治构成了阻碍。
     经济产出越少，我们在预算上就争吵得越厉害。从西班牙到加拿大，老年人一直在财政战争中占上风。法国的出生率高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但它分配给老年人的资源高出了平均水平。弗朗索瓦?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的原因之一是，他承诺将法国人的退休年龄从62岁恢复到60岁。在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已经决定，国家养老金完全不受社会福利开支上限的制约。在美国，老年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以及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的相关开支占联邦预算的比例逐年上升。哪个政党都不敢去碰退休年龄——当前规定为65岁，往后只会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延长。
     “银发游说团”工作做得越好，对我们的未来损害就越大。这将一如既往地引发反政治浪潮。在现实中，批评的矛头就会指向移民。茶党、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以及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惯于寻找替罪羊的偏好。这些政党不太可能直接掌权。但对于能够纠正劳动者与领取养老金者比例下滑趋势的人，他们会起到阻碍。一个关键的补救措施是增加移民。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是反政治浪潮的核心目标。这也是西方老人政治的代价。
     除了财政，还要付出其他代价。提出“第三世界”一词的法国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担忧，西方将会变成“一个老年人住在老房子里、反复琢磨旧观念的社会”。这话或许有些道理。如今去观看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的表演还不过时，但人们难免会注意到，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同辈（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仍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在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前滚石乐队成员）最流行的时候，这意味着对旧习俗的反抗。如今，这意味着保护退休的安乐窝。
     当然，不是每一位养老金领取者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影响到所有年龄群体。但作为一个群体，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从来就是赢家。他们看来会保持这个纪录直到离世。他们之后的一代人则可能不会这么幸运。民意调查显示，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群体一样担忧未来。这种担忧或许伴随着内疚。根本就不是什么精神疾病。如果说西方整体上认为最好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么一个必然相关的事实是，对许多人来说，好日子的确是结束了。
     企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保罗?伯尔曼（Paul  Polman）在刊登于《麦肯锡季刊》上的一篇访谈中指出，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了诸多裨益——资本主义对减少全球人口贫困、扩大医保和教育服务范围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它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不可持续的公共和私人债务、过度消费……坦率地讲，很多人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有碍于大多数人或者把他们排除在外的制度终将会灭亡。人们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现在消耗的资源是世界资源总量的1.5倍。这是可持续的吗？”地球上有10亿人仍然经受饥饿之苦。这是可持续的吗？世界上最富裕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底层35亿人的总资产。这是可持续的吗？数字化与互联网使消费者的声音连接和汇聚起来，权利分散了，财富却更集中。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给地球带来更多压力。
     资本主义需要应变，需要不同于以往的各路领袖。时代需要的不是更完美的领袖，而是能够克服当今挑战的领袖。大多数我们所谈的领导技能和品质，比如正直、谦逊、智慧、勤奋等，始终不会改变。但一些技能变得更为重要，比如专注于长期发展、目标导向、系统性思考、更透明和更有效的合作等。挑战是巨大的，但企业领导者得以不断成长，毕竟他们有解决问题的优势。我常说，后悔为时已晚。
     新型公司
     企业是为了服务社会大众。我们需要寻找可持续、更公正的方法服务社会，资源利用和业务模式都要可持续，并带来合理回报。以“smallhold  farming”、食品安全和林木砍伐等为例，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往往需要制定10年长期规划。但企业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就会破产。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参与解决方\案的制定，必须承担责任，而这需要对业务模式进行长远思考。
     联合利华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首先做到内省。我们十年没有任何增长，你要么编出漂亮的数据，要么面对股东的巨大压力。最后的结果呢，IT系统和人员培训投资无力，资产被吞蚀。逐渐地，你变得只盯住内部，短视，做一些毫无长远价值的事。那么，你将如何改变？
     第一是心态。2009年我出任首席执行官时说过“实现营业收入翻一番”。人们很长时间没听到这样的话了，这个口号让大家重新回到  “增长心态”。你不能靠一味节俭实现繁荣。第二是实现增长。要重新思考资源的利用方式，要制定一个包容性更强的增长模式。为此，我们制定了联合利华可持续生存计划（Unilever  Sustainable  Living  Plan），其基本信息是实现营业额翻一番、减少对环境的绝对影响、提升对社会的正面影响。
     因为采用了长期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决定不再出台新的指导方针，并且停止季度财务报告，我们不会仅为一套数据而工作。我们刚宣布了决定，股价便应声下跌了8%，很多人说这是更多坏消息接踵而至的前奏。但我并没有受此困扰。我的立场是在未来较长时期，公司的真正业绩最终将反映在股价上。内部改革的最后一步是调整薪酬机制，引入与长期发展挂钩的激励。最后用了1年让员工明确，联合利华着眼的是长期和可持续发展。为了向外界传达这一点，我们花大力气吸引长期股东。
     长远思考的获益
     着眼长远的思考消除了组织的巨大桎梏。我确实认为这是过去5年来联合利华的成功事例之一。我们做出了更好的决策，不会因为季度性承诺而讨论是否将某个品牌的上市推迟一两个月，或者为此而否决本该投资的项目。现在我们与投资人的沟通更趋成熟，讨论不是为了解释短期采取什么举措，而侧重于采取怎样的战略举措最有利于联合利华的长期利益。
     这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很显著。我们的薪酬可能不及金融行业，但员工的参与度与主动性在过去四五年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为能够做一些改变生活的事情而感到骄傲，这正是目标导向型业务模式的标志。  我们从组织中获得了更多能量，而愿意“多走一英里”的心态和动力往往诠释了好公司还是伟大公司之间的区别。
     在这里我要明确一点，长期增长模式并不意味着短期业绩不良。长期增长并不是一定要妥协和退让。我们制定了十年规划，并不是说“信任我们，等我们十年后回来”，而是说我们每年都要证明我们在进步。我们仍然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既定目标，需要严格明确个人职责，只是这些目标比季度要长。很多情况下，投资不持续一两年是看不到回报的。例如，有一个为500000个小农户创造就业的项目。过去有150万小农户完全纳入我们的供应链，现在又增加了20万。实现可持续采购转型、依靠企业的努力来改善数百万人的健康和福祉，亦是同理。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的品牌和增长驱动力紧密相联。
     说服投资人
     过去我按季度做报告，股价常常出现大幅波动，引来不少短期投机者。停止每季度全面损益报告后，股价波动有所缓解。侧重点转为长期发展后，我们需要花大量时间寻找合适的股东。任何公司，类似规模的企业自不必说，有着成百上千个（甚至数百万个）股东，各自的目标不同。有些想让公司剥离业务，获得快速回报，有些想回购股份，有些想增加分红，有些希望业务加速发展。如果要满足所有股东的需要，公司很难经营下去。所以，我们花了时间寻找认同公司长期增长模式、不单单追求短期利益的股东。
     股东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的速度可能并非如我们所愿那么快，但随着成效逐步稳定，我们看到了变化而且有了更多佐证：数年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的持续增长、长时间分红连续上涨等等。公司开始吸引更多着眼长远的人，其数量足以满足我们的业务模式。对消费者而言，也是同理。你要寻找什么样的消费者？你不可能吸引所有人。决定哪些消费者是公司想要的，然后锁定这些消费者。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对待股东呢？
     需要以长远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的不仅仅是公司领导者。养老金持有美国股票交易所75%的资金，相当于联合利华这样的大公司。这些基金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保障所有人退休后的长期回报。他们坚信自己的这一使命，但很多的活动机制又不是贯彻这一使命的。比如，他们为基金经理提供季度激励，部署短期对冲基金等，扰乱了正常经济行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很多这种行为所破坏的价值实际上比其创造的价值还多。
     基金经理需要像公司那样思考：“我应该怎样激发正当的行为？我怎样才能进行更成熟的讨论？如何看待其他驱动力以确保业务模式着眼于长期回报？”我认为这将带领我们走进更美好的世界。联合利华的养老基金达到170亿美元。我们问自己投资是否遵循长期资本主义的观点。我们努力遵循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倡导的负责任的投资原则。我们还发行了首只消费品“绿色基金”以促进金融市场的改革。我们正和日益增长的高净值人士讨论如何让他们手中的钱更有价值。现在比过去有更多人接受这一观点。
     新的业务模式
     在未来15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千年发展计划。我们有着独特机遇可以凭借更持续和更公平的方式消灭贫穷。这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企业需要参与其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非常重要，联合利华也在身体力行。但如果未来你的公司仍要存续，单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你必须对社会做出贡献。企业需要采取行动。
     有些人或许不喜欢企业，也不理解商业的逐利性，不过他们明白企业在推动问题解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未来10年，我想会看到更多企业实施着眼于自身和社会长远利益的举措。如果企业投身于此，政府也将参与这些举措。但是，如果不积极调整过时的治理模式，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政府发起这些项目会更举步维艰。
     热带雨林联盟（The  Tropical  Forest  Alliance）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继续砍伐森林（导致全球变暖15%），坦率地讲，整个人类都将面临危险。除此之外，消费者说“任何靠毁坏森林制造的产品我都不会买。”行业会团结起来，利用积聚规模和影响达到临界点。我们帮助成立的消费商品论坛  Consumer  Goods  Forum  （代表着30亿美元零售额），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和零售商联盟之一。他们称“到2020年，我们将不再出售任何来自非法毁坏森林制造的产品，不管是大豆、牛肉、纸浆还是棕榈油”。这些传递出穿越整个价值链的强大信号，并在供应商一端发起了行动。  政府现在开始参与。我们已经接近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临界点。那将是一个新的世界，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这个新世界生存。
     重新定义资本主义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新经济思考学院执行董事埃里克?贝恩霍克（Eric  Beinhocker）与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作家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在《麦肯锡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抨击。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遭遇发展停滞，再加上财富分配不均恶化，我们原本深信的管理一个公平和高效的社会所仰赖的各种机制遭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很多企业领导者对此的看法摇摆不定。他们注意到市场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尤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国家。更近一点来看，资本主义使新兴经济体中的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巨大的历史成就，人们仍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担忧：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是不是在某些地方出问题了。
     本文要论证的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造就历史发展和繁荣的主要源泉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多数人都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如何以及为什么能运转得这么成功。试做一个类比，我们的祖先知道恒星和卫星是在天空中运行的天体，也提出了各种用来解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但直到哥白尼提出太阳而非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人们才算真正了解了这些天体运动的方式和原因。
     与此类似，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依赖的传统经济理论，误导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的认识。只有代之以更先进的现代理论，我们才能树立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更深入的见解。
     两种经济学说：木马说对野马论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范式，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给人们描绘出了一幅狭隘、机械的资本主义运作图景，强调市场和价格在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众所周知的故事是：理性、自利的公司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理性、自利的消费者努力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这些参与者的决策推动着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价格是固定的；市场是透明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在社会意义上是最佳的。
     不过，在过去几十年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开始被瓦解。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积累了海量证据，证明真正的人不可能表现得像一个完全理智的经济人。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关于效用之存在的蹩脚问题；而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正是利用这一工具来证明市场是如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实证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异常，这说明金融市场并不总是高效的。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也非常糟糕。
     英格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e指出，传统理论将经济视为摇动的木马，一旦受到外力扰乱，会先摇摆一阵，然后才返回到静态平衡状态，这是可以预见到的现象。但是Haldane指出，我们在真正的危机中看到的却更像是一群野马，一旦有什么事惊吓到马群中的某一匹马，这匹马会踢到另一匹，很快整个马群就会以一种复杂、活跃的方式狂奔。
     在危机发生前数年，一种新的经济学观点逐步萌芽，而危机爆发后则开始蓬勃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是一个由高度多样化的家庭、公司、银行、监管者和其他机构之间不断变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网络，与其说它像一匹摇摆的木马，倒不如说与Haldane的野马群更相似。经济——一个复杂、活跃、开放、非线性发展的系统——相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所效法的机械体制，更接近于一个生态系统。这一新兴观点的影响和意义，目前才刚刚开始被发掘。但我们二人认为，这对人们如何思考资本主义和由其带来的繁荣的本质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很显然，这个观点大大撼动了我们对市场为何运行、如何运行的看法，不管是其分配效率还是其在推动创新方面的效能。这一观点认为市场是发展变化的系统，每天都同时进行着数百万个实验，目的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换而言之，资本主义最关键的角色不是分配，而是创造。今天，与1800年相比，数十亿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更高效地对19世纪的经济资源进行分配。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是因为我们有了救命的抗生素、室内厕卫、机动车、获取大量信息的渠道，以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如果还不是所有人）都可获得的众多的技术和社会创新成果。资本主义的天赋在于既能创造解决人类问题的激励机制，又能使这些解决方案得到广泛普及。而且，繁荣的定义正在于对人类问题的解决，而非金钱与财富。
     重新定义繁荣
     我们大多数人都凭直觉认为：钱越多，社会就必定越繁荣。2013年美国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38,001美元，而加拿大为28194美元；人们因此认定美国比加拿大更繁荣。然而，只需一个简单的思考实验就能证明把繁荣单纯等同于拥有金钱是错误的。设想你拥有美国一般家庭38001美元的收入，但是却和亚诺玛米人（Yomami）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生活于巴西热带雨林深处，与世隔绝，靠狩猎和采集维生的部落。你很轻易地就能成为亚诺玛米族最富裕的人（他们不用钱，有人类学家估计他们的生活标准大概接近1年90美元），但你可能仍会觉得自己比一般美国人更穷。即便你修好了小屋，买了村里最好的篮子，享用了他们最好的美餐，但你所有的财富却无法给你带来抗生素、空调或一张舒服的床。而即便是最穷的美国人通常也拥有这些重要的生活元素。
     因此，人类社会的繁荣不能单纯地以货币来衡量，比如收入或财富。社会的繁荣是针对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积累。这些方案有平淡无奇的小窍门（比如怎样使薯条更脆），也有更根本、更重要的大发明（如致命疾病的治愈）。最终，对社会财富的衡量将取决于其能解决多大范围内的问题，以及社会成员如何能获得这些解决方案。在现代化的零售商店里，每一件物什都可被视为解决某一类问题的答案——如何吃、如何穿、如何娱乐、如何把家变得更舒服，等等。我们能获得的解决方案越多、越好，我们的社会就越繁荣。
     关于增长的新定义
     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近来广受诟病，但通常我们仍会以GDP来谈增长。也有很多观点认为，GDP是造成环境破坏、无偿工作、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发展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GDP作为衡量标准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无法必然地反映出增长如何改变大多数人真实的生活体验。以美国为例，GDP在过去30多年翻了三番多。虽然这些增长主要集中在高收入阶层，但多数人都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如更安全的汽车、新的诊疗法和智能手机等）。不过，增长也带来了其他一些变化，伴随而来的是意外的后果（比如一周七天、全天候处于连通状态让知识型工作者备感压力等）。对多数人来说，生活到底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呢？增长带来的成果是如何分享的？GDP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增长的概念很重要,  那它应该体现真实的生活体验的改善。如果社会繁荣的实际衡量标准在于能否获得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增长就不能简单地以GDP的变化来衡量，而必须以获取人类问题新解决方案的速度来衡量。
     例如，人们前一天还在担心由于鼻窦感染造成死亡，第二天就获得了救命的抗生素，这就是增长；前一天还热得窒息难耐，第二天就能享受到舒适凉爽的空调，这也是增长；从长途跋涉到开上汽车以车代步，也是增长；从需要去图书馆里查阅基本信息到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立即获取全世界的信息，更是增长。
     对于“增长”最好的定义是针对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质量和可获得性上的提升。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性各不相同，因此新的增长观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找到癌症的一种治愈方法可能胜过很多其他产品创新。但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是改善生活过程的真实体验。
     这不同于增长的其他衡量标准。例如，研究显示，幸福快乐与GDP增长并不一定相关——不丹甚至发明了著名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数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的，联合国根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有关人类潜能和自由的理论制定了一套人类发展指数（HDI）。而我们则建议在GDP和上述这些标准之间提出一个新的标准。像GDP一样，这个新的标准旨在定义物质繁荣；但与GDP相比，它也是一种更有意义的考量生活物质标准的方法。
     那我们有办法衡量对于人类问题解决方案的出现和获得的速度吗？虽然对此种衡量手段尚未尝试，但我们相信是可能的。通货膨胀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家庭消费“菜篮子里”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来衡量的，同样的，也可以看这个菜篮子里的实际内容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或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收入水平间的差异如何等。人们获得了什么类型的食品、住房、服装、交通、医保、教育、休闲和娱乐呢？
     重新定义资本主义
     如果繁荣是由不断解决人类问题而创造的，对社会而言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最快地为最大数量的人解决最多的问题？而资本主义正是这方面的天才：在寻求解决方案方面，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仍在发展进化的制度。
     寻找人类问题的新解决方案很少情况下是容易或明显的，若不是如此，它们或许早已被发现了。例如，解决人力交通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可选方案有很多：自行车、三轮车、单轮车、滑板车，等等。人类凭创造力发展出了各种各样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但有一些不可避免地比另一些方法更好，我们需要一个能去粗取精的流程。此外，我们也需要一个能使好的解决方案为人们广泛获取的流程。
     资本主义是一个催生这些流程的机制。这个体制为每天数以百万计为解决问题开展的实验提供激励，它引入竞争以从中选出最佳方案，并为最佳方案实现最广泛的普及和获取提供动力和机制保障。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会缩减或消除那些不那么成功的方案。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把这一发展过程称为“创造性的毁灭”。
     这种正统经济学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效运转的原因就在于它的高效率。然而在实际中，资本主义的巨大优势在于其解决问题方面的创造力和有效性。正是这种富于创造力的效用必然地导致其效率极度低下，像所有的进化过程一样，资本主义这种机制有着先天的浪费本性，从每年大量的生产线、投资和创业亏损就能证明这一点。成功的资本主义需要的是风险资本家威廉?詹韦（William  Janeway）所说的“熊彼特式的浪费（Schumpeterian  waste）”。
     企业的角色
     每个企业的建立都基于一个如何解决问题的想法。把好的点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有效地满足快速变化的人类的需求，大多数企业都可如此来定义自己。因此，企业对社会的最关键的贡献就在于将点子转化为解决问题的产品和服务。
     这听起来很简单而且显而易见，很多企业的管理者会说：“没错，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不是那些正统理论对企业应该做什么的定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学术研究提出，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企业唯一的目标。这些教授们说，如果公司照着这一目标做，就能实现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固然矫正了以往机制中的一些缺陷，最显著的是赋予股东权力以牵制那些只顾做大自己的“商业王国”而不顾经济回报的首席执行官们。
     但也有人认为，将创造股东价值提升至企业主要目标的高度所依据的其实是一个假命题，即认为资本是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而事实上知识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是解决问题的最关键要素。这造成短视地关注季度收益和短期股价波动，更造成长期投资的下滑。就在不久之前，人们的态度与之截然不同。回到繁荣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如果我们问一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第一个回答很可能是：“为客户提供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之后，他可能才会说，他的工作还包括照顾企业员工、创造未来增长所需的利润，然后才是为股东带来合宜的、有竞争力的回报。
     我们认为重新将企业视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利益回报的工具，能更好地描述企业真正在从事的工作。这有助于企业高管们更好地平衡他们需管理的不同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同时也有助于企业转回到长期投资激励——毕竟鲜有复杂的人类问题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内就得以解决。
     这并不是说股东或其他所有权人不重要。但为这些人提供与其他企业相比更具竞争力的回报是企业成功与否的边界，而非其存在的目的。毕竟，活着的边界是获得足够的食物，而活着的目的远不止是为了吃。
     有些公司已经从这些层面来思考问题。比如，谷歌公司将自己的使命确定为“整合全世界的信息，使人人得以访问并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有关为人类解决问题的阐述。此外，谷歌还有一个出名的举动，就是拒绝提供季度财务报表。
     重新定义政府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是高效的，有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内在本性，而且在管理干预最少的情况下运作最有效。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完美的市场似乎并不存在。不仅如此，这一观点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解决人类问题的天赋，也必然有其黑暗的一面：在解决某个个体的问题同时可能给其他个体带来麻烦。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政治经济学谜题：经济体制如何解决矛盾、分配利益？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衍生产品也许能帮助公司的财务主管解决风险控制的问题，也许能让银行家发财，但也可能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与此类似，食用高脂肪食品可能满足一些人在千百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下意识的欲望，但也可能造成动脉阻塞等这些新问题，而且会因个人未来的健康费用而给整个社会增加负担。
     区分某种经济活动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问题是个挑战。谁又持有道德上的裁决权呢？民主是人类迄今为止提出的维持资本主义内在平衡、应对其缺点的最佳机制。民主用来解决其内部不可避免的矛盾的方式保证了最大的公平和合法性，也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的各种诉求。
     把繁荣视为解决方案，这有助于解释民主因何与繁荣高度相关。民主制度确实帮助创造了繁荣，因为在某些方面的做法优于其他制度。民主国家倾向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让更多国民既能成为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也能成为其他人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消费者。而且，在应对某种经济活动到底是产生了更多问题还是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这一矛盾上，民主国家也提供了最佳方法。这是很多（虽然并非全部）政府监管规定设立的目的所在——鼓励解决问题的经济活动，同时限制制造麻烦的经济活动——从而增进社会的互信和合作。
     生意人常常抱怨被监管——确实也有很多规定设计得很粗糙，甚至毫无必要——但事实上，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需要基于良好的监管体制才能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合作。很显然，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正是良好的监管与自由市场的完美结合体，但凡监管不力、无政府主义泛滥，这样的经济体普遍是贫穷的。
     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诸位理解了资本主义通过其解决方案来为人们的生活创造真正的繁荣，而我们找到解决方案的速度即体现了真正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也就能清楚地明了企业家和企业领导者既是创造社会繁荣的功臣，同时也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创造社会繁荣的重任。但对企业贡献的标准衡量指标，即利润、增速、股东价值等并不是什么好的参数。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在于创造和提供能实实在在改善人们生活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提供就业机会，让人们有获取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能力。这确实是基本的道理，但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指标并没有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如今我们以金钱和财富作为成功的标杆，此种文化并被一些大行其道的所谓理论强化。假设我们转而为那些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创新方案而庆贺。设想我们在派对上，没有人问“您从事什么工作？”——这是一个借以了解人家赚多少钱、处于什么阶层的代码——而是被问“您解决些什么问题？”无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是我们的社会都会变得更好。
    （整理、编译、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5年第15期（总第1531期）  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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