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可能将面临哪些问题？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4年第36期（总第1453期）2014年5月13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经济可能将面临哪些问题？
     [导读：今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各种分析和预测层出不穷，一些机构和学者从信贷、房地产、外汇储备、汇率、环保政策等各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从短期到中期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对趋势进行研判，其中既有悲观的论调，也有客观的论点。我们整理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中国能否收紧信贷而不导致经济减速？
     第一季度，中国社会融资总量（即央行的广义信贷）较2013年同期下滑9.1%，而这种下滑在季度末更为明显，3月份下滑了18.8%。3月份新增本币银行贷款达1.05万亿，超出了预期，但略低于去年同期的1.06万亿。今年3月，由信托公司发放、没有包括进银行贷款统计数字的新增贷款为950亿元，低于去年同期的4312亿元。3月份发行的企业债券为2519亿元，低于去年同期的3870亿元。
     美国学者章家敦认为，新增贷款作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三个可靠指标之一，其下滑表明经济正在收缩。衰退的影响肯定将在本季度显现，在今后几个季度里会更加显著。靠贷款和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存在一个难以割裂的关系：贷款减少意味着经济产出减少。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债务的增长并非是不幸的意外，它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我们已经到达了那个阶段，可能就像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在其有关资产负债表的著作中描述的那样，经济系统需要信贷加速增长才能使经济活动保持现有水平。”中国现在60%到70%的新增贷款都是用来偿还旧债。
     但中国不能再积聚过多的贷款了。《金融时报》指出，在过去5年里，中国的新增贷款总额大致相当于整个美国的银行系统。中国政府努力控制信贷，尤其是危险的“影子”贷款（去年占到贷款总额的大约一半），这种做法赢得了喝彩（理应如此）。然而，分析师们没有提到的是，如果这种努力取得成功，将导致经济增长为负。
     大多数观察人士说，消费增长可以消除投资下滑带来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话没有错。伦敦金融服务公司蓝橡资本英国（NSBO）的奥利弗?布雷德?巴伦（Oliver  Blade  Barron）报告称，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的76.7%可归功于消费支出。但他指出，消费之所以在经济增长中占到如此大的比重，主要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减少。
     甚至有迹象显示消费已经停止增长。美奇金（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杨思安在4月28日的报告中提醒我们，沃尔玛和其他上市公司发布了为负数的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同店销售增长数据。她还指出，食品消费已经好几年萎靡不振，这与中国GDP快速增长的报告大相径庭。“消费支出下滑使经济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引擎。如果缺乏那种消费，中国只能更加依赖信贷。”她在其题为《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章家敦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确实结束了，因为只有改革才能使中国走上可持续的道路，而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使经济增长放缓。
     章家敦还表示，当中国政府打击影子贷款的已知形式时（3月份信托公司贷款大幅减少就是明证），影子市场的参与者们又创造了向风险最高的借款人贷款的新形式。
     近来，中国的信贷年增速至少为20%。现在，央行官员和银行监管者正竭尽全力限制信贷，而其他官员则希望使GDP增长保持去年的水平。不幸的是，没有办法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因此必须做出牺牲。考虑到贷款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已经走到尽头，目前的信贷紧缩政策最有可能导致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剧烈调整。所有的信贷泡沫都是这样结束的。
     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崩盘？  
     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总经理  安德鲁?科利尔在一篇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说，中国2008年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以及不断膨胀的放贷——引发了对金融崩溃的担忧。毫无疑问，债务已呈现爆发性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估计，政府总债务目前已达2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53%。社科院估计，加上企业和家庭债务，债务总量在2012年底达到111.6万亿元人民币（合18.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15%。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指出，中国拥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债务，能够轻而易举地避免金融崩溃。他们称，政府可以扮演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惠誉（Fitch  Ratings）赞同这种看法。4月份，惠誉维持中国主权债务评级为A+，前景展望为稳定。中国的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一项“核心的主权信贷优势”。虽然，考虑到中国的高杠杆和吸收进一步投资的能力，惠誉对中国的增长模式表示担忧，但这家评级机构称赞国有制为中国带来了“管理短期需求的强大工具”。其他利好迹象包括中国人民银行（PBoC）放开利率的两年时间框架，以及中国“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
     但是，严重低迷期间发生的情况可能与先前的预测不符。谁有把握确定，中国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为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崩盘（包括房地产泡沫破裂）提供充足的资本？
     中国分析人士的判断是否正确——即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崩盘？一种有用的检验方法是研究中国的主权资产负债表。公司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国家也有。国家的主权资产负债表涵盖面更广，因此不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那样易于计算，但只要使用合适的工具，这种分析可能颇为有用。它还将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  展露出来。
     我们使用了经济学家李扬和张晓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他们的图表显示，总资产为142.3万亿元人民币，负债为72.7万亿元人民币，总净值为69.6万亿元人民币。
     一些项目自2010年来有所变化。根据政府自己的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包括直接或间接债务）接近17万亿元人民币。按一些标准衡量，银行不良贷款额更接近1万亿元人民币，而不是4000亿元。但毫无疑问，中国的资产净值至少在纸面上为正数。
     中国有钱——但这些钱在危机中能不能派上用场？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在危机期间能否动用它的资本？如果中国遭遇金融危机，政府能否买单？当投机泡沫过后资产价值暴跌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保罗?麦卡利（Paul  McCulley）在形容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时创造了这个词——来临时，中国能否扛得住？
     在资产一侧，中国最方便动用的资本无疑是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将其撤出西方市场（主要是欧洲和美国）将发出强大的负面信号，导致此类资产的价值下跌。此外，输入外汇需要中国央行实施大规模“冲销”，即销售债券，避免通胀螺旋式上升。因此，外汇储备是不靠谱的方便资金来源。
     另一个潜在来源是70万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不少中国人将膨胀的国有企业视为方便的资本来源。为什么不将它们出售呢？这种方法曾经奏效：21世纪初期，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国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其不良贷款后上市。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拥有11.7万家国企，资产规模为85万亿元人民币。中央政府控制着1.7万家，其余  10万家由地方政府控制。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出售其最具吸引力的公司，即那些中央政府控股的冠军企业，包括石油、核能和电力企业。这就剩下了地方政府控制的国企。但出售它们可能很困难。
     这些企业雇佣的总计6400万员工构成了政治上强大的群体。按投资领域划分，30%的国企投资流向制造业，22%流向房地产——这两个领域都不容易吸引买家。（例如，许多制造业企业置身于效率低下的重工业，如钢铁。）
     中国资产负债表上的另一大资产是44.3万亿元人民币的土地（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乍看之下，这项资产是可以出售的。单是2013年，土地出让带来的财政收入就增长了52.4%，至4万亿元人民币。但通过“卖地”来偿还系统性债务是有问题的，原因有二：第一，地方政府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第二，如果中国面临财政危机，房地产价格很有可能像被扎破的自行车胎那样“瘪气”，进而压低土地价格。
     中国不断放缓的经济有很多可能发生的情形，并不是所有都指向“明斯基时刻”。而且，还存在其他的资本来源，例如银行储蓄存款可用于支撑金融体系。但我们认为，盲目信任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就像马戏团杂技演员在演出前不检查防护网一样，一旦出事则为时已晚。
     中国外汇政策可能发生深刻变化  
     支点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加文?戴维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国外汇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他认为，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新数据下调了中国非贸易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从而推高了按购买力平价（PPP）汇率计算的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尽管世界银行的新数据存在争议，但戴维斯认为，新的价格数据在另一方面显出了重要性。这关系到人民币的估值，对中国的外汇政策有着直接影响。中国外汇政策可能即将发生深刻变化。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可能是进入2014年以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变化。
     当然，中国外汇政策历来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经过10年刻意贬值以推动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政府终于在2005年屈从于国际压力，开始允许人民币实际价值上升。自那时以来，人民币已升值约30%，升值进程仅在金融大危机之后才一度停了下来。
     新价格数据显示，目前的人民币已大约达到合理估值水平。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和马丁?凯斯勒（Martin  Kessler）在计算数据后得出结论，鉴于中国经济的相对发展水平，中国的平均物价水平已接近与美国相比所应处于的水平。使用其他方法计算的结果略有不同，但人民币已不再大幅低估的结论看来很有说服力。
     在这方面，中国最近几年表现为一个良好的“世界公民”，部分原因无疑在于，汇率升值通过刺激消费对于实现国内目标起了帮助作用。人民币升值帮助降低了美中之间的巨额贸易失衡，并减轻了竞争力受到威胁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压力。
     人民币不可阻挡的升势也致使“套利交易”大行其道，使得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中国内地市场。这是一柄双刃剑。它为金融体系提供了资金来源，债台高筑的  地方政府与企业部门，正需要更多信贷资金来掩盖压力。但它也加剧了内部信贷泡沫，令其达到无法持续的地步，并迫使中国政府加大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以便压低汇率。
     中国外汇储备的升高在全球经济中起到了一种量化宽松的作用，因为这导致中国购买了发达市场国家的政府债券。这可能也推高了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因为中  国很可能已开始推动新增储备多元化，以摆脱以往美元在储备中一家独大的局面。最后，储备的巨大变化再度引发了美国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担忧，即便实现途径  是资本流动而不是贸易顺差增加。
     今年2月，中国决定适可而止，突然让人民币贬值了百分之几，后来又将人民币汇率的每日交易区间由中间价上下1%扩大至上下2%。尽管这被描述为一个计划已久的进程的一部分，目的是让更多市场力量决定汇率，但其中很可能也存在其他目的。
     至少，这一做法意在减少或消除流入中国境内的套利资金。资金流入的减少已迫使中国央行放松境内流动性环境，以防出现严重的金融压力。接下来，中国可能也需要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但是，中国当局也可能意识到，当前人民币实际汇率进一步升高既不可取，也不可接受。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黛安娜?乔伊列娃（Diana  Choyleva）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只是“处于合理估值水平”，而且实际上被高估了15%至25%。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速度一直快于出口价格上涨速度，因为汇率升高导致企业难以维持利润率。企业部门受到挤压，导致企业债务与GDP之比在区区两年  内便上升了15个百分点。黛安娜写道：“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用来偿还旧贷款的利息，而不是投入生产性活动……实体经济需要货币贬值，但这可能对套利和杠  杆策略带来毁灭性打击。人民币可能引发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这种严重后果远非无法避免。中国拥有外汇储备和国内财政政策空间，能为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坏账进行再融资，即便按对房地产行业最糟糕的估计来看也是如此。目前，房地产价格正大幅向下调整。但是，倘若没有汇率进一步下跌，这一切能否实现看来越来越值得怀疑。
     中国如何一劳永逸地逆转资本流入带来的人民币上行压力呢？迄今为止，中国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做到这一点，但一定不想加剧外界对其操纵汇率的担忧。另一种方法将是进一步调整对国内投资者资金流出的直接控制，这更符合其让市场力量扮演更重要角色、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愿望。
     中国在资本自由流动上设置的门槛，几乎仍高于二十国集团（G20）中的所有其他成员国，但中国监管机构不久前宣布了“沪港通”计划，允许沪港两地投资者跨境购买在对方市场上市的股票。中国投资者通过境外投资来实现投资组合多样化的终极需求很可能非常大。
     迄今为止，对外投资额度很小，但高盛估计，未来几年中国对外部资产的需求与GDP之比，可能由目前的20%提高至90%。这意味着，中国投资者获准进行多元化海外投资之后，资金流出规模可能达到约6万亿美元。
     直到现在，中国外汇政策的结果是官方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主要是美国国债。未来，这可能日益被私人部门购买股票和房地产所代替，使亚洲其他地区大受裨益。
     所有这些可能意味着，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以及当前国际金融秩序将发生重大变化。
     巴克莱报告认为中国楼市衰退将延伸至2015年
     路透5月14日报道，国际投行巴克莱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国房地产市场悲观情绪正迅速恶化，预计目前衰退趋势将延续至2015年；同时鉴于房地产市场调控来势凶猛且早于预期，将2015年GDP增速预测调低20个基点至7.2%。该投行并维持中国房地产泡沫将在2014-15年逐渐回缩的判断，认为楼市泡沫尚未到达“引爆点”。
     “有关未售出房屋、房价大幅下跌、开发商陷入困境、房地产相关信托可能发生大范围倒账的新闻每日层出不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悲观情绪正在迅速恶化。”巴克莱在报告中称。
     报告认为，2013年下半年货币融资条件进一步紧缩、过度开发和开发商杠杆比率的提高，导致房市供需状况持续恶化，“预计目前的房地产衰退趋势将延续至2015年。”
     不过，中国房地产泡沫尚未到达“引爆点”，因为中国家庭杠杆率远远低于美国且储蓄水平很高，而且目前全国范围内房价总体仍为上涨，楼市分化现象明显。“积极的方面是，受益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地区，以及能够吸引外来人员移居的更具竞争力的城市，可能会出现持续的房地产需求。”巴克莱表示。
     巴克莱预计，中国政府会容忍房地产及相关领域展开进一步、不可避免的调整，而且更乐意看到这种调整是在市场机制和改革力量推动下进行，而不是靠更多行政举措迫使楼市调整。“倘若没有政府更具实质意义的支持，当前中国楼市供需情况决定了房价会进一步下降，市场调整将继续。”预计地方政府未来将被赋予更多弹性空间，可以执行差异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在房地产市场放缓以及决策层强调“分城施策”之下，市场对部分城市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预期日渐升温。4月末广西南宁限购松动，北部湾经济区居民获准在南宁购房，有关杭州、温州、无锡、天津等城市将松绑限购的消息也不时传出。
     巴克莱认为，全国范围内房价跌落10-15%将给一些大型地产商带来沉重压力，因为它们的净利润率大概在14%左右。“基于此，我们认为政府最多能容忍全国范围内房价下滑10%左右，否则就会出台更多支持性举措。”报告称。
     中国央行日前召集部分商业银行召开以住房金融服务为主题的座谈会，要求商业银行提高个人按揭贷款发放效率，并合理定价。巴克莱认为，这表明央行对终端用户的住房需求持更加支持的姿态。
     中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
     J2Z  Advisory创始人杰?佩罗斯基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近期对中国的访问使我得出了几个与直觉相反的结论。
     其一，透过“后金融危机”的棱镜来看中国或许是错误的。其二，污染问题和反腐败运动相对于房地产或者债务泡沫破灭来说，是威胁更大、并且更加难以估量的风险因素。其三，中国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中国国内被看成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不太可能重现。最后，中国不会拉西方一把，西方也不会拉中国一把——整个世界正在陷入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经济图景。
     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讨论。考虑到中国近期的信贷扩张和由此引发的过度建设，从“后金融危机”这个角度寻找中国债务的催化剂非常合情合理。中国确实存在住宅地产泡沫——事实上，交易量下降和房价下跌表明，这轮泡沫已经开始萎缩。不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存在多种政策工具以化解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威胁。
     如果房地产市场崩盘将产生爆炸性的社会影响，因为通常需要汇集三至四个人的储蓄资金才能满足30%的首付要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政府将就这一问题采取有力行动。
     第二点，污染问题和反腐败运动限制了中国的经济政策灵活性。北京的污染问题已经广为人知，但在北京至上海的800英里高铁旅程中，每一英里都为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问题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
     污染包围了如今的中国；污染是一个广为人知而且非常醒目的问题，但目前尚未得到有效治理。当然，治理污染问题意味着要关闭工厂并导致部分民众失去工作岗位，在经济下行阶段，这种做法很难推行。中国当前的症状是，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却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一场环境灾难可能导致民众丧失对执政领导层的信心，这构成了一个重大风险。
     佩罗斯基分析了改革可能面临的风险。
     当前的反腐败运动从规模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纵横中国各地的政治裙带关系网被连根拔起，在其身后留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反腐败运动在街头似乎很受民众欢迎，但在企业董事会里则引发了恐惧和犹疑，而这两种情绪都无益于推动经济增长。反腐败运动在多个领域都构成了一种几乎无法量化的风险，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来说尤其如此。
     所有这些问题都源自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该项计划在西方被普遍错误地看作是中国宏观经济灵活性以及经济管理技巧的标志，而中国国内对其的看法则大不相同。
     2009年（在事后回顾时）被认为是中国启动改革计划的绝佳时机，当时中国手里已经有了一只现成的替罪羊——美国金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配置不当，这一问题将持续困扰中国多年，因为进入投产阶段的项目将面临远较预期疲弱的需求基本面。信贷紧缩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遗留的影响是，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可能性极低。处理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似乎还不够中国领导人忙碌的，他们还在同时处理至少五个其他重大经济问题。这包括：资本账户开放、利率自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业创造以及社会问题。其中没有哪个领域的工作有望迅速推进；交易员们可以停止关注人民币汇率的每一次波动。
     对于外部世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就好像是一盆扫兴的冷水，将阻抑未来多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前景。而这将使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承受更大的压力，迫使它们采取行动；美联储和中国方面同时回收流动性将使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就国内来说，中国经济不会再次高速增长，但也不太可能陷入衰退；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和不成熟的金融市场限制了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未来中国的邻国有望看到大量中国资金涌入，而它们也已对外国资本作出了欢迎的姿态。中国不会成为改变当前资产低波动性特征的催化剂。改革和经济结构再平衡将按照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推进：即摸着石头过河。
     斯蒂格利茨：中国的症结在于市场太多，政府太少
     斯蒂格利茨最近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太多，政府太少。换句话说，政府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中国应遵循的“成功经济学”是提高税收，增加城镇化、医疗、教育的开支，同时刺激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贫富差距。
     斯蒂格利茨在文章中说：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以及让如此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经济上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其领导者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对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哪怕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现在，中国正在实施一系列新的根本性改革，而既得利益者已经开始抵制。这次改革者能否再次胜出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记住一个关键点，与过去一样，当前这一轮改革不仅仅是对经济进行重构，也是对既得利益进行重构。后者将为未来的改革设定框架，甚至于决定改革是否可能发生。今天，虽然一些高调的措施赢得广泛关注，比如政府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问题。
     30多年前，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市场需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这一点已经实现的了，私人部门比以前要重要得多。而且，现在有一种广泛的共识，认为市场需要在许多国企垄断的领域扮演官方所谓的“关键角色”。但市场在其他板块以及整体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事实上，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比如说，环境污染的恶化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已足以与美国并驾齐驱，同时腐败现象在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都大行其道。
     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内部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这一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尤其明显。随着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将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向服务和家庭消费，部分问题可能还会恶化。显然，中国的个人消费还有增长空间，但效仿美国人那种挥霍无度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中国、乃至于这个地球都是一场灾难。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如果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也将威胁全世界。
     中国可以有更好的策略。首要的一点，如果中国将更多的资源用来缓解医疗和教育的巨大不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必将得到改善。在这里，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角色，而且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这么做。
     美国的私营医疗体系是昂贵和低效的，相比欧洲国家，花的钱多得多，效果却差得多。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提供基础医疗方面迈出了一些重要步伐，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部分人将其与英国模式相提并论，即将私营医疗服务叠加在公共基础医疗之上。相比法国式的政府主导型医疗体系，到底哪一种更优，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采取英国模式，那么关键就在基础医疗的比重。英国的私营医疗部分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公共体系。
     同样，虽然中国在从制造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制造业），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很多行业正在经受产能过剩之苦，没有政府的帮助，要实现有效的、平滑的重组并非易事。
     中国的结构调整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快速的城镇化。要确保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具有环境上的可持续性，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提供充分的公共交通、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和公园等公共品。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重大教训，那就是市场不会自我监管。市场总是有产生资产和信贷泡沫的倾向，而且必然会崩溃（通常发生在跨境资本流动突然转向的时候），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美国热衷于去监管化是危机的起因。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去监管的步伐和顺序，但最终的结果同样重要。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导致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储贷危机。贷款利率的自由化鼓励了剥削贫穷消费者的掠夺性行为。银行监管的弱化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增长，只是造成更高的风险。
     不要过分依赖土地财政。我们希望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这是一条充满灾难的路。中国领导者的挑战在于设计一套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有效的监管体系。
     这就要求政府扩大筹资来源。中国的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来获得财政收入是经济中各种扭曲脱节以及大量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政府应该征收环境税（包括碳排放税）、更为累进的收入税（包括资本利得税）以及房产税，来提高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这可能会损害国企经理人的利益）。
     问题在于，在控制信贷扩张（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突然反转）、全球需求低迷、调整经济结构和大力反腐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实现较快速的增长（显然比过去的高速增长要低）。在其它国家，如此严峻的挑战早已造成瘫痪，而不是进步。中国应遵循的“成功经济学”是显而易见的：提高税收，用来增加城镇化、医疗、教育的开支，可以同时刺激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贫富差距。如果中国的政治家能够实施这一议程，中国和全世界都将受益。
     艰难的中国减排之路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皮利塔?克拉克和韩碧如的一篇报道，报道写到，说到政府部门的职位，很少有比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首席谈判代表解振华的工作更棘手的。
     不久前，解振华同意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地点安排在他在中国发改委的办公室附近一间篮球场大小的房间里。当天户外的空气质量为“不健康”；至少，智能手机上的空气质量应用是这么说的。
     大量雾霾来自汽车尾气，但燃煤电厂也是来源之一。这些电厂推动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将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头号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对煤炭的巨大需求意味着，它在2012年排放了近100亿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和欧盟（EU）的总和，占全球总排放的近三分之一。尽管拥有13亿人口，但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高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等于欧盟平均水平。这让解振华的处境很困难。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现年64岁、工程师出身的官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谈判。
     谈判未能阻止排放量在过去10年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快的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中国一直在抵制外界要求其控制碳排放污染的压力。
     在气候谈判中，如果解振华认为其他国家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他有时会拍桌，这让他出名。但现在他表示，窗外天天可见的污染，正在迫使中国做出改变——无论外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不夸张地说，雾霾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来源造成的，”他表示，“雾霾促使我们做出更重大的决定，加速转变发展和生活模式，转变经济、工业和能源结构。”
     换言之，随着中国经济日渐成熟和降低对重工业的依赖，它希望在解振华所称的用更清洁能源代替燃煤发电的“巨大努力”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问题在于，中国愿不愿意（或者能不能够）及时做出改变，阻止全球气温升至潜在高风险的水平？
     对于这个问题，解振华面露愠色。“国际社会有时候怀疑中国会不会采取切实行动，”他表示，“这件事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中国肯定会采取行动，不仅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健康，也要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做出贡献。”
     没错，中国正在迈出惊人的大步，从燃煤发电转向更清洁的发电方式。去年中国新增的9400万千瓦发电装机容量中，近60%使用可再生能源。这其中包括超过1100万千瓦的太阳能，足以为中国的一座小型城市供电，并且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一年的新增装机容量。目前，太阳能、风电和水电占中国发电装机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不到15%。中国还在进行排放交易系统的试点，有望到2020年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
     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还远未结束。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仍占发电能力的近70%。尽管中国计划大幅增加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重，但咨询机构IHS表示，预计2020年前中国也将新增248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相当于每月新建约三座燃煤电厂。
     燃煤让中国的城市乌烟瘴气。但在中国试图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之际，其它一些因素突显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水电大坝目前是中国遥遥领先的最主要可再生能源，但不可能无止境地建设下去。核电成本高昂。中国的页岩气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煤炭不仅廉价，在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中，煤炭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中国希望减少排放，但它或许不想以气候科学可能要求的速度迅速减排。
     虽然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中国仍有近1亿人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币（不到400美元）的国家贫困线以下。中国应当在实现与西方可比的生活水平之前像西方那么快地减排——这种观点仍极不受欢迎。“中国不是乍得，”解振华提到的乍得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美国、欧盟或日本。”他表示，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在人均GDP达到1万至1.5万美元（一些情况下甚至是3万美元）时达到顶峰，而中国的人均GDP还在6000美元左右。
     那么，中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今年9月各国首脑在联合国（UN）阐述各自的气候变化对策时，我们或许将看出一些眉目。按计划，此次联合国会议将重点关注国际气候谈判。此轮谈判定于在明年后期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应对碳排放的全球协议。
     中国表示，到2020年，其碳排放与GDP的比例将至少比2005年水平降低40%。比起欧盟、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提出的排放量绝对值削减，中国的目标相去甚远。
     但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最新报告的作者之一、荷兰环境评估局（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的德特勒夫?范维伦（Detlef  van  Vuuren）表示，中国的立场可以理解。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远远快于欧洲国家，“所以对我们来说，削减排放量绝对值要容易得多。”
     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排放量何时将见顶（自然或是受政策努力的影响）？
     荷兰环境评估局近期参与了一项大范围的研究，该项研究借助一系列气候-经济模型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大多数模型似乎显示，若没有更严厉的政策，排放增长将至少延续至2050年。这些模型表明，若要阻止全球气温升高到比工业化之前时期高出2摄氏度（一些科学家称，不应突破这一门槛）的水平，成本效益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的排放量在2020年后不久见顶。
     行动可以推迟到2030年以后，但代价将更为高昂，因为那将要求对排放量进行更大幅度的削减。中国能否在2020年就阻止排放量继续上升？北京一些具有影响力、为国家发改委（解振华担任副主任）等政府部门提供建议的智库和研究机构一直在评估排放量可能在何时见顶。
     到9月份联合国峰会时，研究结果可能已经出炉。但研究这一课题的分析人士表示，各方对于现实的见顶日期还存在不少分歧。“坦白地说，我们预测的结果区间很大，”中国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中心的邹骥表示，“解振华和苏伟（与解振华一同出席气候谈判的代表）三番五次问我们，哪一份数据更可靠、更合理？”他表示，困难在于要考虑许多严峻的问题。“人们说：‘哎，煤炭太脏了，把煤矿关掉吧。’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用电需求迅速增加，看上去也无法阻止这一势头。“此外，煤企雇佣着1000多万人。如果我们关闭一些煤矿，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十分薄弱，失业工人应当如何安排？”
     难怪在中国开展研究项目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气候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围绕碳排放何时见顶的辩论一直问题重重。“五年前的第一项研究称，中国的排放量峰值将在2035年到来。许多中国政府官员表示‘为什么这么说？太早了。’”
     中国清华大学的何建坤是气候变化问题上最为资深的顾问之一，最近他花费数月时间权衡大量未知变量，计算中国排放量可能见顶的日期。这些变量包括：中国增长中的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将以多大的幅度放缓；未来的能源结构将是什么样的；以及工业和交通的效率将提高多少。他估计，峰值将在2030年前后出现，依据是中国经济年增速将逐渐降至5%左右，中国更多能源产出将来自低碳来源，以及中国能够在未来16年将单位GDP产生的污染物每年降低3.5%。
     何建坤教授估算的任何一个数字都可能引发意见分歧。中国能否承受经济放缓至5%以下？光是讨论这个问题，就让中国的研究人员头疼。但概率加权显示，经济增速将从目前的7.4%逐渐减速。
     目前存在的一个风险是：如果增长放缓过于剧烈，中国将试图为经济注入又一轮宽松信贷。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估算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好摘的果子”摘完之后，中国还能继续年复一年地取得等量的能效和减排改善。
     不过，何建坤近期一篇论文中有一点值得关注：它深入研究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在走过中国正经历的快速工业化之后，它们的排放量是如何见顶的。这将触及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提议的核心。“中国无疑将比以往提出更为宏伟的减排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何建坤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但他补充称，这将取决于谈判的进展，包括“公平原则”。
     洛杉矶、伦敦这两个历史上污染严重的城市，各花了数十年才恢复了天空的清洁，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最高级别官员解振华认为，虽然北京的污染在某些方面更为严重，但该市的雾霾可以在短短5年时间内解决。
     他表示，“伦敦雾霾主要由燃煤和二氧化硫排放引起，洛杉矶的雾霾主要由汽车尾气排放引起，”他补充称，中国正同时遭遇上述两种问题，但如果汲取国外教训，它应当能更快地解决雾霾问题。“我们公布了10项措施来解决空气污染，”解振华表示，“如果认真落实这些措施，5到10年就能还北京一片晴空。”
     治霾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中国确实出台了不少计划来应对令人不安的环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似乎表现得越来越公开透明。4月，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出中国五分之一的农业用地受到污染。今年3月有官员透露，在中国最大的74座城市中，只有3座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最近，中国终于通过了各方期待已久的修订版《环境保护法》，堵住了污染成本低于安装清洁技术成本的漏洞，并且为加强公众监督敞开了大门。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告“向污染宣战”。但在中国大城市呼吸空气的每一个人都会证明，胜利还遥远得很。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4年第36期（总第1453期）2014年5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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