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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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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早十月启动缩减QE

http://www.newdu.com 2018/3/15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3年第73期(总第1393期)2013年9月28日(星期六)
    [本期要点]: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公布    美最早十月启动缩减QE    世界银行下调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人口正趋向大城市化而非城镇化    野村证券警告中国地方债风险
                                   经济热点
    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公布  
     据报道,自今年7月中国批准设立号称“中国经济特区2.0版”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之后,这一28平方公里的区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期待。9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落款为9月18日。方案提出自贸区的总体目标是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对在自贸区内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开放,贸易发展方式转变,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等几个方面做出要求,并承诺“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方案还对服务业六个领域提出了18条放权措施。在金融服务领域,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适时在试验区内试点设立有限牌照银行。”并承诺在医疗服务领域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等。作为中国政府“以开放促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一步,上海自贸区于周末正式挂牌,有关法律规定中与试点相关的行政审批将于10月1日开始调整试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认为,自贸区设立的目的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她认为,对外开放是手段,对内改革才是目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改革将是自贸区最值得关注的要点,这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体制改革的意义将大于一时一地的资本追捧。
     棋子虽然是落在上海,用意却绝非限于一隅。从更大格局来审视,设立上海自贸区的用意无疑是服务于新一届政府“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策略。《方案》开宗明义:“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其中的关键词可以总结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国家战略需要。
     为什么需要用开放来倒逼改革?或者,要推行的是什么样的改革,需要用壮士断腕般的开放来推动?核心在于当前形势需要倒逼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本质是构建一个全新的地方竞争规则。对比《方案》,上海数个送审版以及国务院最终版本,最终版本显然更为强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宣称自贸区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回顾历史,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曾经是中国奇迹的动力之一,但是伴随着地方政府日益介入市场,地方政府本身也越来越像一个公司,中国的地方竞争模式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甚至有恶化为逐底竞争的趋势。
     旧模式已经暴露出难以容忍的问题,目前的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竞赛规则,而这样的新规则注定只能在核心区域之外的边缘地区诞生,自贸区提供了这样绕开旧体制钳制的可能。
     什么样的新规则呢?《方案》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国际化与法制化。笔者认为新规则要点有三。首先,放开约束。扩大投资领域的开发、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化金融开放创新等,都意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再由政府来规定什么事情企业能做或不能做,而是放开给市场来决定。降低了政府的干预权,对等地必然扩张市场的运作范围,“政府即公司”的种种弊端也有望得到釜底抽薪式的解决。第二,国际化。这意味着在国内法规、规定与国际通行做法相矛盾的地方,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按照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自贸区”的目标,要求上海自贸区探索实践国际准则的途径。为此,不仅暂停了三条涉外企业法律的效力,也认可对其他国内法律条款的豁免申请。以前,通过进出口行业的国际化,中国以最快的速度改进了自己的产业技术水平;同样的道理,通过经济发展与管理规则的国际化,中国也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改善自己的经济发展环境,冲淡后发劣势。第三,法制化。减小了政府干预范围、推行国际准则之后,政府需要做的是转换角色,做好监管、税收等服务性工作,而这些服务性工作必须以法制精神贯彻。
     由此可见,本次新规则的探索,其目标与逻辑与中国未来经济战略一致。如果成功,未来各地政府将在另一个面貌上展开竞争:比谁的市场更开放,比谁的规则更加国际化,比谁的服务效力更高,更加重要的是,比谁更加遵守“游戏规则”来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问题在于,可能性和可行性之间的距离,往往就是一个政策实行好坏的标准,也就是一个好的政策如何能够被地方政府有力推广的重点所在。地方政府也是经济人,仅仅依赖口号动员显然不能奏效,这需要兼容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组织本身的激励,使得他们有动力去推行符合政策初衷的举措。
     正因此,好政策不是原则正确的政策,而是原则正确且激励兼容的政策。如果地方政府仍能够从旧模式中获得想获得的东西,而新规则不能带给它们额外的收益,则不论中央政府如何三令五申,效果仍难保证。很可能,推进自贸区试验的过程也将是政府机制改革的过程,离开后者的成功,前者难以成功。
     自贸区不仅仅是上海的自贸区,也不仅仅是为上海而设立。不过,上海地方政府的努力以及改变,是自贸区蜕变以及成长的关键因素。几年之中,自贸区内涵或许可从名字更迭中略见一斑,从经济贸易实验区到自由贸易实验区,从自由贸易园区到中国(上海)自贸区,自贸区在讨论中出现各种声音,成为一个硕大无比的箩筐以及完备的整体框架,由一个上海的地方试点变为中国的全局要点,各种概念也随之加入,从最初的关税优惠到今天的体制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的另一篇报道认为,自贸区将被用作金融改革的一个试验场。据政府顾问介绍,利率放开、人民币可兑换,以及解除针对外企的投资限制,都在讨论中。“这对中国应该是一件大事。上海官员原来认为,这是该市的一个项目。现在它已成了国家的举措,”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刘利刚表示。“李克强总理已接手这个项目,希望将自贸区作为一场加快国内服务行业自由化和资本账户放开的试验。”随着中国政府推动经济转型,使其减轻对投资的依赖,转向更多创新型行业,这些步骤都是中国长期发展蓝图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固化的官僚体制的阻力很难克服,同时在全国范围推行改革的风险也较高。于是就有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集中做出改革努力的决定。李克强选择将上海自贸区作为改革试验场,是在沿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创的套路:当时政府在深圳市开拓市场化改革举措,然后将改革经验推广到全国。
     关于上海自贸区是否能向全国推广,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师梁兆基、卢明俐分析认为,消除贸易壁垒是上海自贸区的主要特色,该举措可以在自贸区成立后很快得到实施。
     自贸区很可能针对国际投资和贸易采取“负面表列”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某一种商品或行业并不出现在此表列中,便可允许该商品和服务进行区内对外贸易。目前,中国采取“正面表列”的方式。
     2012年,上海贸易总额占全市GDP的137%。自贸区挂牌后,贸易总额可能在前两年达到GDP的约150%左右,此后甚至可能超过200%。深圳经济特区的贸易于2012年占深圳GDP的227%。
     中国政府启动自贸区的决定表明,尽管贸易对GDP增长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中国依然没有放弃发展贸易。换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在尝试利用一个创新的方式来提振贸易领域的竞争力。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其他经济体都在积极促进贸易集团以及合作伙伴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其成员占全球产出的近40%,约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
     同时,上海自贸区还将是在岸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试点区。在相关软性基础设施设立后,自贸区应该将随之试点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政府将鼓励金融机构在区内设点提供人民币相关服务和贸易融资。利率市场化可能将率先推出,这是由于国家贷款利率已全面放宽,而政府也一直在筹划建立一个长期的存款保险制度。若区内试点成功,该举措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
     另一方面,货币可自由兑换可能紧随而来。其一,利率市场化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决条件。其二,由于货币可兑换不曾在岸执行,这将是个全新的尝试。即使区内货币可兑换试点成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工作却可能是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最严峻的挑战是如何为自贸区划定一个有效的金融边界。自贸区必须有效禁止向非自贸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人民币自由兑换。此外,当局也需要设立一个机制以防区内和区外间发生利率套利交易。
     在上海已有一个特区的成功案例——成立于1992年的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区内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有别于其他经济特区。举个例子: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区内设立金融机构和服务型企业。为此,在某种意义上,在上海自贸区的企业也将享有类似的营运自由,中外合资的企业或协办单位将与中资企业获得同等待遇。此外,上海自贸区还将效仿浦东新区,给予关税免除和各项税务优惠。
     鉴于两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可参照浦东新区的成功。浦东新区的GDP在1993年至2009年期间增长了63倍,并于2011年占上海GDP的约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中国全国GDP在同一时期仅增长了10倍。同样的,于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尽管过去只是个渔村,但在过去30年取得平均25.8%的爆炸性年增长。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到位,上海自贸区在挂牌之后相信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
     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好战略,其利远远大于弊。从贸易的角度来看,随着全球贸易动态从贸易保护转移到贸易协作,目前是推出自贸区的好时机。作为全球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可以从更自由的贸易往来中共享到更多的经济利益。此外,自贸区的成立也能让中国从西方国家近期的经济复苏中获利,享有更多的出口机会。
     自贸区的成立符合国家加强服务业的长远目标。发展贸易行业有助于提振物流、金融和法律咨询等服务业。从中期发展来看,自贸区将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孵化器,服务业目前占上海GDP的60%。发展自贸区反映了政府提振经济的整体战略。
     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建立上海自贸区是绝对有必要的。特别是在货币兑换的问题上,选择合适的地方进行可控性试点运行至关重要。若没有经过本地试点就在全国范围推广货币可兑换是不可行的。一旦发生重大变动,对货币价值的潜在影响将是完全无法预估的。自贸区内金融试点的成功对全国性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利率全面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等。
     最后,上海自贸区的启动不应被视为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如果说上海自贸区的启动是成功的话,那么其最终目标是向全国推广,以促进长期经济活力。有报道称,广东、天津和厦门也已加入自贸区申请行列。以最终目标为导向,方能了解上海自贸区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上海自贸区是一个既能让政府振兴经济,又不完全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好例子。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美最早十月启动缩减QE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联储(Fed)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经济数据好转,这家美国央行最早可能从10月份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他反击了一些批评美联储在其债券购买计划上沟通不佳的人士。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在央行动作频频引发震荡的一周结束之际发表讲话。不只是美联储没有推进缩减债券购买的计划令市场震惊,印度央行提高利率以抗击通胀,也令投资者困惑。
     布拉德为美联储的决定进行辩护,称如果美联储看到经济前景出现可衡量的起色,包括更为强劲的通胀和就业数据,10月下旬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举行下一次会议时,将“肯定”开始缩减资产购买。“有时候就业报告可能改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看待数据的整个轮廓,”布拉德在纽约对记者们表示。
     9月27日早些时候,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美联储坚持每月买入850亿美元资产的决定上投反对票的埃斯特?乔治(Esther  George)在纽约表示,未能执行缩减计划将危及这家央行的可信度。“最近这次会议上的行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市场在这件事上的预期,制造了混乱,制造了一种脱节,”乔治表示。
     自美联储9月25日作出暂缓缩减的决定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也发出了这样的批评,但布拉德表示不能接受。“我们说了,这件事是要看数据的。我认为此举增强了我们的可信度,因为它显示出我们真的在关注数据,”他表示。
     美联储的决定本周提振了股票和债券。美国股市录得连续第三周上涨,尽管标普500(S&P  500)在9月27日回落0.7%,此前这一美国基准股指在周四(9月26日)创下1729.86点的盘中纪录。美银美林数据显示,全球股票基金在截至周四的五天期间录得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资金流入,投资者向追踪股票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投入260亿美元。本周美元汇率下跌逾1%。10年期美国国债在一周结束时的收益率为2.73%,低于2.90%的本周高点。金价略有下降,收于每盎司1326美元。
                                               (FT,2013.9.28)
    世界银行下调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期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银行9月25日下调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预期,该行称,俄罗斯面临的国内结构性挑战以及脆弱的全球需求等外部因素正在给该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威胁。世界银行称,预计俄罗斯经济今年将增长1.8%,此前预期增幅为2.3%。调整后的数据符合俄罗斯的官方预期,该国经济部于8月26日向下修正了今年的增长预期。世界银行还将俄罗斯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3.6%降至3.1%。世界银行的俄罗斯主管Michal  Rutkowski称,俄罗斯最近的经济趋势非常令人担忧,目前投资活动较少,并处于下降势头;此外,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之一的国内消费者需求也正在放缓。Rutkowski称,俄罗斯应当推动经济多样化并改善其商业环境。俄罗斯对油气出口的严重依赖是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及市场等结构性问题也给经济活动带来制约。
                                                 (WSJ,2013.9.25)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人口正趋向大城市化而非城镇化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为《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城镇化一词最早提出是在2001年,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希望和动力;而城市化(urbanization)则是一个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际通用词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前者发展的模式更加多样化,即既要发展大城市,又要建设好小城镇。如农村的城镇化,就是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设想总是完美的,但现实又是如何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对21世纪的全球经济,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中国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村庄在不断合并消失,农村的荒田数量在增加。2012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自然村过去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却在迅猛增加。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百万人口城市数量为122个,五年后的今天,据称已经超过160个。
     尽管不少人对大城市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堵车、生活成本高昂等诟病甚多,而且,大城市的政府部门也对人口流入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如户籍限制、购房限制、考高中、大学限制等,但依然阻止不了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入。比如,上海政府部门曾预测到202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2250万,如今却已经达到2400万了。
     为何人口迁移更倾向于大城市呢?首先,这是在全球都带有共性的趋势。因为大城市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即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小城市或小城镇由于规模不经济,按世界银行的估计,其劳动生产率通常要比大城市低20-30%。因此,人口集聚本质是一个经济现象,从世界各国最大城市的案例看,东京人口占日本城市人口的41%,GDP占日本的18%;首尔人口占韩国城市人口的25%,而GDP占24%;而上海人口只占中国城市人口的3%,GDP占全国的4.4%。即便日韩没有参照性,那么纽约人口占美国城市人口的8%、孟买人口占印度城市人口的6%,同样是大国,中国的集聚度还是明显不足。说明中国今后人口大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人均拥有的资源匮乏、公共服务的总体短缺和分配不公平,也是中国大城市化的特殊原因。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收入中用于民生服务的支出偏少,如教育、医疗、社保等占比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用于投资和政府开支的占比又偏高。而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镇,交通环境、教育医疗、就业薪酬及文化娱乐等条件都要好得多,自然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据说,一个北京户口的“市场价格”值50万,而中国迄今为止,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差距还非常大,全国竟然还有30%以上的人口喝不上清洁饮用水。这就是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动力所在。
     随着大城市中心地段的房租等生活开支不断增加,人口又会外迁至离核心城市较近的郊区或中小城市,从而形成了大都市圈。目前,中国的京津唐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中部城市集群、成渝地区等大都市圈都在不断集聚人口和扩大地盘。
     英文中没有城镇化的对应词汇,只有urbanization,这就引发一个思考:城镇化是经济学概念吗?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阶段,提得最多的口号是“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这就是所谓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那个年代提城镇化,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其产品比较低级,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专业分工不复杂,其背景是当初商品供不应求,处在短缺经济时代。
     如今,中国早已步入了过剩经济时代,大部分制造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的模式就难以适应社会化精细分工、配套协作的要求。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本身已经说明乡镇企业只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农村的工业化不可行,而离开了工业依托的城镇化,就有点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生命力有多强呢?
     不管是哪门学派的经济学,其前提都是“资源是有限的”,假如资源可以无限攫取,则经济学就没有存在必要。故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的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面积及水资源等都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而言,就更应该选择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模式,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即便在美国,尽管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富裕,但其人口迁移也是趋向于集中的。美国的一半以上人口只集中在五个州,80%的美国人口居住密度区的面积从1900年的占国土面积25%,降至如今的17%。由于市场选择了集聚经济模式,导致大城市成为多个制造业中心,而且由于人口、资本、技术等密度的增加,服务业也得以空前发展,其增加值反超制造业。而小城市则发展成为某一领域专业化较强的城市。
     或许,有人会说,德国发展中小城市的案例很成功,并没有出现大城市集聚的现象。但前提是要发展中小城市,必须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这就要求政府财政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管,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民生支出,同时,也必须有这个财政实力。而对中国而言,当今的政府财政只是一个吃饭财政,社会保障的缺口巨大,存在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合理的双重问题。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即人口从大城市向周边小城镇迁移。但前提在于这些小城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其他福利都与大城市差异不大,这才构成“逆城市化”的理由。人作为经济动物,其迁移地的选择,肯定是做了各种利弊得失的周全考虑。故“逆城市化”(或称为城镇化)一般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城市化率已较高、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发生的。
     对中国而言,由于城市化过程还远未完成,期望全国各地都通过本乡本土的发展来实现城镇化,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去10多年来,中国投资的流向与人口流向恰好相反,表明了生产要素的错配。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是大城市化之后的逆城市化过程。
     过去10多年,中国前后提出过很多个关于区域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除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取得超预期的成功外,其他诸多发展战略的实际执行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比如与解决三农问题相关的战略、与缩小地区贫富差距相关的战略等,都不尽如人意。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在2003年提出,而目前农村留不住中青年已是不争的事实;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也提了多年,但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的投入产出比在过去10多年中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地方债务水平却大幅上升。
     单纯从这些发展战略的字面去理解和解释,都是合理且必须去这么做的,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容易对此达成共识,但大家可能忽视了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两大原理,一是资源是稀缺的,二是存在机会成本。正是由于资源有限,西部投资多了,东部就会减少;假定西部的投入产出比是1:1.5,而东部是1:2.5,显然投资西部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事实也恰恰如此,目前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接近80%,即投入产出比已经下降至1:1.2,如此低效的投资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是令人吃惊的。而占国土面积15%的东部,所创造的GDP占全国52%左右。
     即便是低效率的投资,总能够实现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或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吧?但事实上,过去10多年来,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及社会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说明看似缩小差距的战略,却出现了背道而驰的结果。可见一定要敬畏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最近很多中西部地区都在大力招商引资,但效果却非常不理想。原因何在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假如有两个同心圆,第一个圆A的半径是100公里,A内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第二个大圆B的半径是300公里,B-A地区的制造业比较落后。尽管A与B的半径只差两倍,但A与B两个圆的面积却相差八倍。若B-A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都想招商引资,即便A区域内把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出去,也只能满足B-A区域内的1/8的工业化需求,好比一只绣球抛出,有八双手在抢。故中西部地区要对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样会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更何况当今中国大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窘态,中西部地区化巨额投资所建造的大量基础设施,会有不少将被闲置浪费。
     其实,这个简单的算术题之所以一直被算错,还是由行政体制决定,因为地方政府部门都忙着去实现GDP目标,而实现可操控的手段,无非就是投资、借债借贷、卖地等手段。
                                                     (WSJ,2013.9.27)
    野村证券警告中国地方债风险
     野村证券9月26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最近几年扩大了39%,情况令人担忧。地方债是令人对中国经济深感忧虑的一个焦点问题。野村证券的报告估计,截至去年年底,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资金的融资平台已经带来至少19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构成了“对经济的重大威胁”。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报告作者之一张智威说,“流动性风险正在上升。”他还表示,该银行的研究基于对869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即地方政府设立的实体,任务是以不同方式替政府借款——的调查,研究显示,如果不是得到了地方政府支持,去年有超过一半的地方债务存在违约风险。
     野村证券报告中的数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刘煜辉最近做出的估计大致相符。据中国商业杂志《新世纪周刊》报道,刘煜辉九月中旬在北京参加研讨会时表示,“个人感觉,地方债务规模已经突破20万亿元以上,可以说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失控风险。”
     最近几年,银行贷款与地方政府债务数额飙升,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回升的主要驱动力。由于传统的集资方式即土地销售已经放缓,地方政府日益依靠银行贷款、债券或股票市场发行来获得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这些项目一直在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由于此类活动大量增加,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北京的新领导层也已明确表示,希望能控制这种危险。为了控制这种局面,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明显的信号就是于7月下令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审计。
     张智威等分析师说,中国急于对抗金融风险、提高资本效率以及对资本进行有序分配,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年间增长将会放缓,还可能出现孤立的贷款违约。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这些做法也是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倘若地方政府债务仍以当前的速度增长,宏观经济条件就会恶化,”张智威说,“随着越来越多的集资被用来偿还已经欠下的债务,而不是进行新的投资,这种由债务推动的投资策略的效果将会减弱。”他还说,中国政府不仅手握充足的财政火力,足以支持处境堪虞的借款人、遏制未来几年内的系统性危机,而且似乎做好了准备,可以忍受因减少借贷而来的增长放缓。
     “我们认为,2014年将会出现个别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简称LGFV)违约现象,但是,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出现LGFV系统性违约,因为续借贷款所需要的财务成本仍然较低,”他在提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时写道。“换句话说,政府仍然拥有将LGFV贷款拉回持续发展道路的能力,但是,如果政府选择延期解决问题,将来的风险——以及财务成本——可能会非常高。”
                                                   (NYtimes,2013.9.27)
    ×××××××××××××××××××数据速报××××××××××××××××××
    全球主要股市2013年9月27日收盘点(括号内上证综指为9月18日、香港恒生为19日、台湾加权为18日,其余为9月20日收盘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15258.24(15451.09)↓;纳斯达克:3781.59(3774.73)↑;标普五百:1691.75(1709.91)↓;英国FTSE100:6512.66(6596.43)↓;法国CAC40:4186.77(4203.66)↓;德国DAX:8661.51(8675.73)↓;日经225:14760.07(14742.42)↑;上证综合2160.03(2294.40)↓;香港恒生:23207.04(23502.51)↓;台湾加权:8230.68(8209.18)↑;新加坡海指:3210.18(3237.53)↓;越南指数:486.61(477.19)↑;印度BSE30指数:19727.27(20263.71)↓;巴西BVSP:53738.92(54110.03)↑;南非金融时报40指数:39774.18(39542.40)↑
    全球汇价及主要商品期货价2013年9月27日收盘价(括号内为9月20日收盘价):
    欧元/美元:1.3522(1.3524)↓;英镑/美元:1.6139(1.6006)↑;美元/日圆:98.2400(99.3600)↓;美元/人民币:6.1186(6.1205)↓;CRB指数:286.98(287.44)↓;纽约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2013年10月):1339.20(1332.50)美元/盎司↑;WTI轻原油(2013年10月):102.87(104.75)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3月期):7275(7329.00)美元/吨↓;CBOT小麦期货(2013年12月)6.8300(6.4625)美元/蒲式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2046.00(1904.00)↑
    (注:绿色下箭头表示收盘价低于上周五收盘价,红色上箭头表示收盘价高于上周五收盘价)
    (编译、整理:李彦松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3年第73期(总第1393期)  2013年9月27日(星期六)
    地  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  编:100836
    电  话:(010)68034160  传  真:(010)6803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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