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黄皮书：经济增速“适度到温和”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3年第67期（总第1387期）  2013年9月7日（星期六）
    [本期要点]：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美联储黄皮书：经济增速“适度到温和    日本央行：日经济全面复苏    中国暗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
                               经济热点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2003年9月2日，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逝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科斯的影响力，首先来自科斯经济学的内容。我们都知道，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方面的“创新”，却“引起经济学理论——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科斯（1994）：《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译本2010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3页）。是的，自从科斯在他27岁发表的论文里引进了“几乎可以归入不证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费用概念以来，已经没有一门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理会交易费用却还能够阐释经济行为的逻辑。
     毫无疑问，科斯的上述贡献有着普遍意义。在科学上，从完全无意识交易费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对此，我们不妨以其他科学为参照来加以理解。例如，没有人会否认在摩擦力为零的假设下，物理学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正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物理学家才可能进一步展开对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这里的关键是，要假设摩擦力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类似的，经济学倘若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概念，就不具备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向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分析。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奖典礼讲演的题目所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构成与运行，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被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只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就得以重新扩展，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以及一般地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如科斯本人所言，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无论市场里的公司，还是侵权判案的司法传统，对西方读者来说总是不难感知的。因此，只要突破既定经济学思维的束缚，换一个视角——科斯的视角——看世界，这个真实世界就在那里了。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中国的实际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也缺乏法治传统（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介绍到科斯的书，是享利?勒帕日写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尚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所以毫不奇怪，科斯开始是作为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个学派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国影响力，后来人们甚至可以说，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这又是为什么？
     周其仁认为，科斯经济学包含着的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重要内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兴趣。科斯在论述企业性质的那篇著名论文中问：在价格机制协调配置资源的市场里，为什么存在着靠权威下达的命令组织运行的企业？科斯的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1988）：《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2009年上海新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第40页）。
     科斯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这个问题有更一般的意义，如果哪一种经济废止了所有市场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其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呢？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
     很明显，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实际活动都受到成本约束的基础上。难道不是吗？市场受交易费用的约束，以企业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又受到自己组织成本的约束，限制了其所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正是通过对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不断权衡，科斯才确立了企业在市场里的理论边界。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需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确与“西方经济学”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理论两级共享的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对于这一点，我在提交给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的论文里，有过以下回顾：
     “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页）。据此，我在那篇发言里还大胆地推断，如果科斯教授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
     其实，惟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接近于真实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每日每时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计划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因此而获得增长。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科斯从来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也不允许他那样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个讲演中引用了弗兰克?奈特的话：“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他本来是用这段话赞扬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教授的。但是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他的助手王宁告诉我们，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老人还是会认真阅读不知道比他年轻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就科斯而言，我们相信奈特说得对，科学的基本规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
     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真实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科斯的坚持其实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坚持，因为不从观察现象出发，对规律的猜测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科斯的方法论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从求学的青年时代开始，就踏实观察市场里的企业，认真思考可观察现象中那些不能被现成理论（当时是价格机制理论）很好解释的部分，勇敢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想。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那么多欧美经济学家连认真观察欧美经济现象的时间都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爷正在把观察中国现象、提出中国问题并作出科学猜想的难得机会，更多地留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
     最后，科斯的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验研究“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带给我们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于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着过于多样的组合，并无一不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复杂的转型环境里，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与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密切相关，问题是我们对后者所知甚少。
     也许值得注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断言举国体制才是中国经济辉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这种体制继续扩展到无远弗届之处。有人肯定彼此竞争的地方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配置资源，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面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变化，因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席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人类正进入一个也许可以由中国领头的、需要扩张政府调控和管制的新时代。我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些真理的成分。不过，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而在科斯百年之后，科斯的成就和影响被再次提起。北京大学教授许成刚教授认为，中国决策者更应读懂科斯。许成钢说，如果一定要具体讨论科斯对中国的影响，那么科斯定理和产权理论一定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知道的人最多的。但是，从更深层次看，对于关心科斯思想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更需要关注经济学是什么，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研究，这是科斯一直强调的他与主流经济学有分歧的地方。因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分析工具的学科，或定义为关于资源配置的学科。科斯生前的最后两年，尽其主要精力于推动创办一个新的杂志，希望能借此推动改变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使之不再局限于“分析工具”和“资源配置”，而着重于现实的经济、社会、企业和商业背后的规律。科斯生前一直特别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接受他对经济学的态度，不要生搬硬套，而是认真脚踏实地的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直接观察中国的经济现象。
     但许成钢也说道：“虽然科斯思想中关于产权和市场的核心作用，以及产权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而且这种观念已经在多数经济学家中形成了共识，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30多年，实践中真正地回归市场和产权还有很大的距离。”对于这一点，许成钢表示，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改革受科斯的影响很大，但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在诸多方面严重受阻，其中根源在于体制。遵循科斯的学风，中国经济学人需要的是面对体制的问题，研究清楚，由此得知改革政策。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够真正地读懂科斯，那么对中国的改革将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科斯教授作为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许成钢认为对科斯的认识并不能局限于此。许成钢教授本人在科斯教授的母校伦敦经济学院（LSE）执教18年的深刻感受是，科斯无处不在。许多主流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总是在辩论中追问对方、追问自己，如果科斯面对这个问题会怎样想。他说，他对科斯思想的认识是在这个环境中深化的。在同科斯的交谈中，他如此向科斯报告过，他对此十分欣慰。科斯的影响深深渗透在主流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例如“不完备合同理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其方法论虽然和科斯不同，科斯本人也并不一定欣赏其中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但这个重要研究方向的发展完全是科斯思想的继续，如同今天的分子生物学是19世纪孟德尔遗传学的继续一样。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美联储黄皮书：经济增速“适度到温和”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9月4日公布的辖区经济状况调查显示，最近几个月美国经济以适度到温和的速度扩张，主要受汽车和住房消费支出推动。
     黄皮书（又称褐皮书）总结了美联储所辖12个区域7月初到8月下旬的经济状况。报告的看法大体是积极的。其中八个辖区报告经济温和增长，三个出现适度增长，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表示，其所辖地区经济活动有所改善。
     返校购物提振了整体消费开支，尤其是在波士顿、堪萨斯城和达拉斯地区。纽约地区消费支出情况喜忧参半，其余辖区的消费支出只呈现适度增长。大多数辖区的旅游业出现扩张。报告说，需求上升的部分原因是汽车销量和住房相关商品销量上升。尽管如此，部分辖区表示，消费者仍持谨慎态度，并“对价格高度敏感”。
     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经济复苏足够强劲，那么美联储将开始逐步退出非常规经济刺激操作。
     黄皮书指出，多个辖区的商务、休闲旅游活动均出现切实增长。例如里士满和明尼阿波利斯辖区的露营许可证发放及游客数量“大幅增加”，而纽约百老汇剧院业务也大幅攀升。波士顿辖区部分博物馆参观率下降。报告称，纽约辖区和堪萨斯城辖区酒店入住率下降可能归因于政府公务旅行的减少。
     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则是另一个亮点，大多数辖区成屋销量温和上升。纽约市的独立产权公寓（condo）和产权共有公寓（co-operative  apartment）的销量“异常强劲”。报告称，房价和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可能是促使近期楼市回升的两大因素。同时许多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投资者受此刺激入市。尽管如此，多个地区指出辖区内独户住房的建造工作受到影响。比如在旧金山辖区是因为建筑工人的短缺，而在堪萨斯城辖区则是因为建筑材料的短缺。
     多数行业和工种的招工情况企稳，建筑业招工数量温和增加。对信息技术员工需求增加的现象“普遍存在”。波士顿和里士满地区报告说，越来越多的临时工被聘用为正式员工。企业面临的总体薪资压力依旧温和，纽约地区部分企业与员工协商薪酬的意愿增强。不过报告指出，工资标准并未出现显著上升。医疗保险成本上升继续令企业总体薪酬成本面临上行压力。
     报告称，借贷活动有所疲软，数个辖区的借贷状况不及前一报告期。多个地区称商业贷款规模与此前“基本持平”。芝加哥地区称，近期利率上升可能抑制商业投资。7至8月制造业活动适度扩张。与汽车、住房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材料需求“强劲”。芝加哥地区则尤其强调汽车行业是支撑该地区整体制造业的支柱之一，并预计重型和中型卡车需求在今年会进一步小幅上升。克利夫兰是唯一一个报告出现汽车产量下滑的地区，不过这可能是正常的季节性变动所致。
                                                     （WSJ，2013.9.5）
    日本央行：日经济全面复苏
     日本央行9月5日正式宣布，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已重新回到复苏轨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对是否从明年春季开始推进消费税上调计划作出决定，而日本央行此举无疑将使天平朝支持上调的一派倾斜。
     日本央行上调经济评估可能会让更多人预计，央行会推迟任何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计划，至少在明年4月消费税开始上调前央行将按兵不动。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的九位委员在今日早些时候决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日本央行在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称，日本经济正在“温和复苏”。
     这是该行2008年3月以来使用的最强措辞，当时该行对日本经济的形容是“温和扩张”。这也标志着日本央行上调了上月的经济评估。在上月的评估报告中，日本央行称经济“开始温和复苏”，央行称这一用词表明经济离全面复苏还差一步。
     日本央行宣布日本进入全面复苏阶段正值日本国内激烈讨论政府是否应该从明年4月起把消费税率从当前的5%上调到8%之际。安倍晋三预计将在10月初就此作出决定。
     在全方位货币宽松措施推出五个月之后，日本央行对其政策大幅转变已见成效的信心似乎在逐步增强。7月份日本CPI较上年同期上升0.7%，为四年多来最高升幅，超过了该行货币政策委员对于截至明年3月份当前财年CPI升幅的平均预期。第二季度商业投资也摆脱了下降局面，意味着经济开始全面复苏。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致决定，将每年主要通过购买国债向经济注资这一关键政策的规模维持在60万亿至70万亿日圆不变。这一决定与接受道琼斯通讯社调查的全部10位经济学家的预期完全一致。目前的关注点是，在今日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将就当前一些热议话题作何表述，例如消费税计划、新兴市场的金融困境，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等。日本央行政策委员木内登英连续第五个月提议央行增强抗通胀职能的灵活性，从而表明他希望确保长期利率稳定。在4月份的政策调整之后，日本的长期利率波动加大。木内登英敦促其他政策委员将2%的通胀率目标定性为中长期目标，还建议央行把当前的宽松政策表述为实施期大约为两年的临时性措施。他的提议以8-1的投票结果被否决。
                                                   （WSJ，2013.9.5）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暗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9月5日在中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从宏观经济稳定性、银行体系稳健性以及人民币汇率逐渐趋于均衡等方面评判，中国正处于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的有利时机。央行暗示放松资本管制的动作正值市场担忧投机性资本迅速撤离新兴市场之际。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暗示将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之际，现有的资本管制措施帮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其他新兴市场近期出现的震荡。不过央行数据显示，中国仍在6月份和7月份遭遇了资本流出。盛松成写道，美联储退出定量宽松政策箭在弦上，这可能引起全球资金流向的再次变化，但中国不应该因此改变自己的计划。
     中国国内媒体此前报道，作为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一项举措，中国将在上海设立的一个新自由贸易区将对人民币跨境流动执行更宽松的规则。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的一位官员称，该市的金融监管机构还不知道相关细节。资本账户开放以及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将标志着一个重大改变。在中国改革开放阶段的经济发展中，对人民币汇率的严格管制一直是一项重要特征。人民币汇率管制被视为是中国保持出口竞争力、抵御外汇投机冲击的一种方式。
     经济学家们表示，放松上述管制措施将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加快中国经济从出口依赖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而这些都有助于阻止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由于资本大规模外流可能破坏过度扩张的中国金融业的稳定性，放松管制也可能带来风险。
     今年7月份获得中国国务院批准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有望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并可能让自贸区内交易涉及的利率和人民币汇率实现市场定价。花旗银行（Citibank）中国经济学家沈明高在8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上海自贸区可能对中国经济起到重新启动的作用。他将上海自贸区比作当年的深圳特区。中国领导人在1980年建立深圳特区，目的是对经济改革进行试点，并在试点后将这些改革措施推广到全国。
     对中国政府而言，经济增长放缓是加快改革步伐的一个强大推动力。通过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可以打破中国金融业对国内储蓄的依赖，从而刺激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升级。许多经济学家也将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视为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和上海在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关键步骤。
    不过，一些人士表示，现在完全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可能还为时过早。过去五年中，中国信贷规模的大幅增长已使中资银行处于过度扩张的状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截至2012年末，中国企业和家庭债务规模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从2008年的117%升至170%。中国社科院高级经济学家张明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在国内金融市场脆弱性不断积累的情况下，中国过快开放资本项目可能引发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7月份表示，中国对跨境资本投资的快速开放可能导致中国出现资本净流出，流出规模最高可达到中国GDP的15%，约1.35万亿美元。而目前中国金融系统正面临贷款规模大幅增长局面和不良贷款迅速上升的风险。不过盛松成表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出与GDP之比一般不会超过2%。
     在一个地区对改革进行先行先试，之后再进行推广，这种做法符合中国政府逐步推进改革的谨慎态度。理论上而言，这使改革得以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尝试，而不会出现中国领导人担心的全国性改革失控的情况。不过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分析师们怀疑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金融业的改革，因为金融业的资金流动很难控制。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立坚就表示，自由贸易区内外的利率和汇率差异将催生套利空间。
     另据报道，人民币在港使用规模首超港元。国际清算银行9月5日公布了这一转变，这离中国政府放宽人民币在香港交易的规定仅三年时间。中国政府将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中国政府正在逐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同时也在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得到更自由的交易和使用。自此之后，人民币成交额日渐增加，因企业和投资公司越来越愿意将人民币用于进出口贸易结算和外汇风险对冲。点心债也随之快速成长，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纷纷进入点心债市场融资。
     数十年来，作为香港的法定货币，港元一直是香港的主要结算货币和融资货币。但外汇交易员发现人民币交易比港元交易更加有利可图。虽然在岸市场人民币的波动依然受限，而且离岸市场波动范围也只是略微大些，但与盯住美元并只能在非常窄的区间内波动的港元相比，人民币依然更加具有吸引力。
                                                       （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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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主要股市2013年9月6日收盘点（括号内为8月30日收盘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14922.50（14810.31）↑；纳斯达克：3660.01（3589.87）↑；标普五百：1655.17（1632.97）↑；英国FTSE100：6547.33（6412.93）↑；法国CAC40：4049.19（3933.93）↑；德国DAX：8275.67（8103.15）↑；日经225：13860.81（13388.86）↓；上证综合：2139.99（2098.38）↑；香港恒生：22621.22（21731.37）↑；台湾加权：8164.20（8021.91）↑；新加坡海指：3048.35（3028.94）↑；越南指数：480.03（472.70）↑；印度BSE30指数：19270.06（18619.7）↑；巴西BVSP：53749.42（50008.38）↑；南非金融时报40指数：38422.11（37863.93）↑
    全球汇价及主要商品期货价2013年9月6日收盘价（括号内为8月30日收盘价）：
    欧元/美元：1.3178（1.3222）↓；英镑/美元：1.5633（1.5504）↑；美元/日圆：99.1100（98.1700）↑；美元/人民币：6.1195（6.1203）↓；CRB指数：293.34（291.16）↑；纽约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2013年10月）：1386.00（1396.10）美元/盎司↓；WTI轻原油（2013年10月）：108.37（108.80）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3月期）：7198.00（7122.00）美元/吨↑；CBOT小麦期货（2013年10月）6.4775（6.5400）美元/蒲式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1352.00（1132.00）↑
    （注：绿色下箭头表示收盘价低于上周五收盘价，红色上箭头表示收盘价高于上周五收盘价）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3年第67期（总第1387期）  2013年9月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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