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经济学著作引发的大讨论（二）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4年第40期（总第1457期）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一部经济学著作引发的大讨论（二）
    [导读：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新近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正在成为热门畅销书，并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书中论证了贫富不均问题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产物，在21世纪，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他提出了通过征收富人税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皮凯蒂著作的发表，让经济学界为之兴奋，由此展开的与贫富不均、公平、效率与增长等问题相关的讨论方兴未艾。]
     平等、效率与增长
     促进平等不会抑制增长
     IMF研究部副主任乔纳森?奥斯特里最近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不平等加剧是不好的。但政策制定者一直不愿采取行动促进平等，担心此举将扭曲激励，阻碍繁荣和经济增长。
     人们常说，政治权力比经济权力的分配更加平等（特别是在民主国家），这为解决不平等带来了压力。有人表示，阻碍经济增长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再分配政策。对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而言，再分配政策声名不佳：它是一剂假药，可能比不平等之弊病本身还要糟糕。
     但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不一。有的强调，高税收和高转移支付会抑制工作和投资的动力。但其他人辩称，再分配不一定有害增长。如果通过累进税为公共基建或穷人医疗教育福利提供资金，其实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更平等地分享财富，事实上可能有助于增加财富总量。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理论之谈。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我近期与同事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和哈里斯?赞加里德斯（Haris  Tsangarides）进行了研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分析了近期收集的一组数据，它反映多个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税前和税后不平等状况。通过比较税前和税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研究出各国通过财政体系进行了多大程度的再分配。我们得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结果。
     首先，不平等的影响很大。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还因为它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水平。社会越不平等，经济增长越慢、越脆弱。因此，寄希望于用重增长来自然地消除不平等，是一种错误的想法。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较公平社会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较不公平的社会（不管前者是否实施了再分配力度较大的税制）。与一些人所说的不同，高度不平等社会存在的较低增长似乎并不是再分配的副作用。
     其次，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实施适度再分配的税制对增长有不利影响。确实，有迹象表明，再分配力度很高的税制——即我们研究样本中再分配力度最高的25%——可能抑制经济表现。但在我们研究的多种类型国家中，观察到的平均再分配水平对增长的直接影响可以忽略。
     综合上述两项观察，可以得到一项重要的政策结论。适度提高税制的再分配力度似乎对增长的直接影响不大，但长期来看，它将增加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反过来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考虑到再分配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降低不平等实现的间接影响，我们发现，中等的再分配水平与更高、更持续的增长相关。即使是较高的再分配水平——可能以促进平等为目标——似乎也没有给增长带来明显的代价。
     我们不是在给宏观经济政策下判断，也不是说希望提高政策再分配力度的国家，应当忽略防止税制产生负面激励的必要。在治理和行政能力不足时，这一点尤其重要。而且，如果进行我们这类的跨国实证分析，在得出政策结论时务必谨慎。必须通过其他角度加以证实。
     但我们确实发现了一条重要结论。如果按照长期以来的假设，再分配和增长之间存在很大的取舍关系，那么人们会期待在我们这样的研究中看到证据。但我们的结论是，政府为减少不平等而采取的典型措施似乎没有妨碍增长。
     一些地方以失败主义的态度对待不平等加剧。但对不平等现象无所作为，似乎并不是合格的政策方针。
     社会平等不会妨碍经济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对IMF的研究表示赞同，他撰文指出，不平等是当前的热门话题，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引起的反响，显示出人们愈发焦虑。但皮凯蒂对两个问题几乎没有关注：为什么不平等事关重大？减少不平等的代价是否会超过潜在的收益？这一空白有待填补。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员工却在2月份一篇题为《再分配、不平等和增长》（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的备忘录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文章得出的结论很清楚：一开始较不平等的社会，倾向于再分配更多的财富；净不平等程度降低（干预过后）可推动更快、更持久的增长；再分配对增长的影响一般是良性的，只有极端状况下才有负面作用。
     这些结论引人注目。那么，为何它们可能是真的？
     对于第一条结论，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至少在普选民主制社会，市场产生的不平等越严重，要求再分配的政治压力就越大，因为选票的分配比金钱更平等。富人的对策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剥夺穷人的选举权。他们也可能强调社会和文化问题，试图吸引收入较低者的支持。此外，富人总是在施加政治影响力。再分配通常能最后胜出，这并不惊人，而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现在来考虑第二条结论。其实，不平等可能促进增长，因为它反映出对创新和创业精神的高度激励。不平等可能还意味着更高的储蓄和更高的投资，因为富人的储蓄率很有可能高于穷人。事实上，凯恩斯曾引用这一论据来为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不平等辩护。在穷国，不平等可能为部分人口提供创业或接受教育的资源。但另一方面，不平等可能剥夺穷人维持健康、习得技能或照顾、教育子女的能力。它可能造成不稳定，因为政治观点容易两极分化，一边是提倡低税收的保守主义，一边是提倡再分配的民粹主义。它还可能阻止两方就负面冲击的应对之策形成共识。
     至于第三条结论，不难看出再分配政策为何可能妨害增长。随着收入的升高，税收带来的经济成本不相称地增加，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一些再分配政策可能只会产生低成本乃至负成本：例如，消灭那些主观设置、照顾富人的税收漏洞；再例如，利用税收为公共投资、强化教育和全民医疗提供资金。这些措施可能促进平等和增长。
     那么理论上，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既可能带来好结果，也可能带来坏结果。我们需要在对证据的仔细分析中寻找答案，即便这些证据无疑还不尽完美。IMF研究得出了非常确切的结果。
     IMF研究提到，在过去半个世纪，市场造成的（即政府干预前的）不平等在高收入国家加剧，在发展中国家弱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与人们的预期相符。另外，在高收入经济体，市场造成的不平等和政府干预后的不平等之差异低于其他国家，因为前者政府实施再分配的力度要大得多——这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IMF的分析依靠关于增长、不平等和再分配的跨国数据。它分别考察了不平等和再分配对5年内人均实际收入和增长期长度的影响。以5年增长期为研究对象，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不平等削弱了增长。再分配的直接影响是可以忽略的负值。但它通过减少不平等间接促进了增长。另外，更高程度的不平等降低了增长期持续的可能性。最后，研究发现，如果进一步提高本已很高的再分配程度，将影响增长。但如果不走极端，提高再分配不会损害增长。
     这项研究的启示或许令人意外。不平等会损害增长；不仅如此，纠正不平等的措施总体上也是无害的。研究取材于涵盖大量不同性质国家的数据，结论展示的只是统计关系。然而，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不必太担心再分配和增长之间的取舍问题。
     研究结果也与我们平时的观察相符。欧洲人注意到，再分配程度较高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在经济表现上强于欧洲南部再分配程度较低的国家。此外，这些高税收国家也没有遭遇财政危机。同样，对发展稍作了解，便知道那些平等程度较高的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在二战后的表现远超拉丁美洲那些较不平等的国家。亚洲人的教育投资更为成功，并通过某种途径让人口参与到他们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中。
     当然，这项分析无法终结有关这些重大话题的政治辩论。相反，它扩大了辩论，将其推向较为乐观的方向。
     将开放、富于活力的市场经济，与有限程度不平等带来的共同使命感和成就感相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此外，减少不平等可以提高全民在更平等条件下的参与能力，因而有可能提升经济表现。这需要一个重要条件：政治不能过分受制于财富。
     达成市场活力与有效再分配的适当结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政治挑战之一。这需要各国采取有目的的行动，并且加强彼此合作，尤其是在税收方面。但既然连IMF的工作人员都在分析这个一度是禁忌的话题，那么解决问题的时刻确实到了。
     公平与效率可以两全
     保罗?克鲁格曼在一篇写给《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说，收入极端不平等是一件坏事吗？如果要追问这个问题，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表示同意，尽管不少保守派人士认为，收入分配话题应该整个从公共讨论中被禁止。（美国前参议员及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希望禁止使用“中产阶级”这个术语，称它是“充满阶级嫉妒的左派语言”。谁知道呢？）但是，对此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美国政治界，标准答案是“做不了太多”。差不多40年前，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阿瑟?奥肯（Arthur  Okun）出版了一本名为《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的经典书籍，声称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会削弱经济增长。这本书为随后的几乎所有辩论设定了前提：自由派认为再分配的效率成本比较低，保守派则认为它很大，但是大家都知道，为减少不平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多多少少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似乎并不正确。采取措施来减少21世纪美国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可能会促进而不是削弱经济增长。我们先来看看证据吧。
     在不同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差别很大，这一点众所周知。具体而言，美国和英国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远甚于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种差异主要是政府政策造成的结果。卢森堡收入研究所（Luxembourg  Income  Study，今夏我将开始为那里做一些工作）收集的数据显示，主要收入——工资、薪酬、资产，等等——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分配得非常不平等。但税收和转移支付（现金或实物援助）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根本上的不平等：美国也减少了一些，但不多，很多其他国家相对来说大大减少了这种不平等。
     那么，通过再分配来减少不平等的举措削弱经济增长了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进行的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显示没有。IMF可算不上是左翼组织。第一项研究调查了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历史关系，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不是偶尔“暴涨”。上个月发布的第二项研究对收入再分配的效果进行了直接调查，发现“就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再分配似乎是良性的”。
     总之，奥肯的“重大抉择”似乎根本就称不上一种得失权衡的抉择。没有人说我们应该照搬古巴的做法，但是调整美国的政策，使其部分向欧洲的范例靠拢，可能会提高而不是降低经济效率。
     现在肯定有人会说，“但是，欧洲的危机难道没有证明福利国家导致了破坏性影响吗？”没有。欧洲在没有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建立货币联盟，确实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欧元区内，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和再分配措施较少的国家相比，那些大举进行再分配的国家更加安然地渡过了那次危机。
     但是，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怎么可能是良性的呢？慷慨地援助穷人，难道不是削弱了他们工作的动力吗？针对富人收税，难道不是削弱他们努力变得更加富有的动力吗？说得都没错——但动力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资源也很重要——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很多人都缺少资源。
     尤其是想一想这个大受欢迎的口号：我们应该追求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如果你不知道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的生活境况，可能还会觉得这个口号听起来很棒，但是对于那些了解现实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几乎40%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或者接近贫困的状态中。你真的认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机会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吗？
     事实上，跟富裕家庭的同龄人相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这个差距还在迅速拉大。这不仅对那些不走运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很糟糕，而且还对人类潜能形成了巨大的、不断增加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可能是无形的，但肯定是强力的。
     我不会声称减少收入不平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那些最富有的人从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中获得的好处，是不及税率提高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的。但是，有一点相当清楚：对不平等现象采取措施是一件好事，不仅对穷人是这样，对中产阶级也是如此。
     总之，对1%的人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不利。如果我们不希望继续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我们是可以做出改变的。
     重税能否解决资本主义的痼疾？
     皮凯蒂：用富人税拯救资本主义
     皮凯蒂3月2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说，收入及财富的分配是当今最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各个方向上都会起到作用，有的促进社会平等，有的削弱社会平等。哪一股力量占上风，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政策。
     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该国被视为旧欧洲世袭制社会的对立面。在19世纪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看来，美国充足的土地可满足所有人购置房产的需求，以公民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可以在这里欣欣向荣。直到一战前，美国财富集中在富人囊中的程度还远不及欧洲。但在20世纪，这种情况却发生逆转。
     1914至1945年期间，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现象因为战争、通胀、国有化和税收而减弱。之后欧洲各国建立起来的制度虽然缺陷颇多，但结构上比美国的制度更平等、更包容。
     讽刺的是，欧洲许多制度的灵感恰恰源自美国。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英国用高税率打击那些高得离谱的收入，使收入分配保持均衡合理。但这种带有没收性的所得税是美国的发明——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率先设计出了这种税制，以避免像阶级分化的欧洲那样出现严重的不平等。美国的高税率试验没有损害增长，其当时的增速高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水平。这个理念理应恢复，尤其应当在它的首创国恢复。
     美国也是率先普及大众教育的国家，19世纪初识字率便达到接近百分之百的水平——至少在白人男性中如此，而欧洲又花了近100年才实现这一成就。但还是那句话，如今更包容的是欧洲。美国确实拥有许多世界顶尖的大学，但欧洲更擅长打造优质的中等排名大学。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名显示，世界最佳的100所大学有53所位于美国，31所位于欧洲。再看看最佳的500所大学，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有202所大学上榜，美国只有150所。
     人们常大谈本国英才教育体制的优点，但不论是在法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这种说法基本不符合事实。人们这么说，往往是为了找理由说明现有的不平等现象是合理的。美国曾经是在大学录取方面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如今的录取却严重不平等。建设兼具效率和机会平等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所有国家均面临的重大挑战。
     大众教育很重要，但它无法保障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美国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顶层群体的巨额收入。为什么？管理者的技能进步是否比其他群体更大？在大企业中，很难确定每个人的工作会贡献多少价值。但另一个假设——即高层管理人员通常有权自定薪水——更能得到证据的支持。
     即便薪资不平等得到控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另一大邪恶力量的存在往往将普通的财富不平等放大到极端水平。一个常见的情况是，资本所有者积累回报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速，不断扩大资本家的利益份额，牺牲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19世纪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速，而相同的情况有可能在21世纪重演。《福布斯》（Forbes）全球亿万富豪排名显示，在1987至2013年期间，最富人群的财富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三倍还多。
     美国不平等状况如此严重，而政治进程又牢牢地掌握在最高收入群体的手中，必要的改革也就无法发生——这颇像一战前的欧洲。但这不应当压抑我们的改良热情。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按照个人财富净值征收一种全球性的累进税。事业刚起步的人只需交很少的税，而财产亿万的人要缴纳重税。这将遏制不平等，让成功变得更为容易。这会将全球的财富动态置于公众审视之下。缺乏财务透明和可靠的财富统计数据，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挑战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选择。中国和俄罗斯也必须拿富裕的寡头开刀，而他们有自己的手段——实施资本管制，用监狱高墙控制住那些最有野心的寡头。对于更青睐法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全球财富税是更好的措施。或许中国会比我们更快接受这种想法。
     通胀是另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过去，它有助于减轻公共债务的负担，但也侵蚀了较不富裕人群的储蓄。相比之下，对巨富征税似乎更可取。
     征收全球财富税需要国际合作。国际合作虽然困难，但是可行。美国和欧盟（EU）各占全球产出的四分之一，如果它们能够步调一致，建立全球金融资产登记机制也就指日可待。对于拒绝合作的避税港，可对其予以制裁。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许多人或许将转而反对全球化。假如有朝一日他们有了共同的声音，那将是已被遗忘的提倡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的声音。
     富人适用高税率符合美国传统
     保罗?克鲁格曼3月28日在《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在美国是否对富人适用高税率的问题。文章说，随着贫富不均问题成为美国话语中的一个日益突出的议题，右翼人士一直在疯狂抵制。一些保守人士辩称，集中精力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并不明智，对高收入征税会阻碍经济增长。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不公平，他们认为，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劳动所得。还有人认为，这违背了美国精神——我们一直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如果认为某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太多了，那就有悖于我国的传统。
     他们说的没错。没有哪个真正的美国人会说，“如果各州和国家对不公正的财富获得方式缺乏有效的限制措施，就会催生一个由超级富豪和经济力量强大的人士组成的少数阶层，这群人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然后呼吁，“对富人征收累进遗产税……随着遗产规模的上升，税额会大幅上升”。
     这个左翼人士是谁？西奥多?罗斯福。这些话来自他1910年著名的新国家主义演讲。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对财富极端集中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呼吁利用税收政策限制巨额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例子：1919年，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  Irving  Fisher）——顺便说一句，他的“债务紧缩”理论是我们理解当前经济困境的关键——就任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的演说中，很大一部份内容是在警告“非民主的财富分配”的效应。他在演讲中支持了通过对遗产课以重税来限制财富继承的多个提案。
     限制财富集中，尤其是针对继承的财富，并没有停留在口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皮凯蒂指出，美国引领了累进税制的崛起，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美国1913年引入了收入税，1916年引入了继承税。皮凯蒂甚至说，“对过高收入征收没收性赋税”——即旨在减少收入和贫富差距、而不是筹集资金的赋税——是“美国的发明”。
     这种发明可以追溯到杰斐逊对人人平等的小农社会的愿景。当罗斯福发表演讲时，许多有见地的美国人意识到，极端的贫富不均不仅让这种愿景成为空谈，美国还面临着沦为由继承财富主宰的社会的危险——也就是说，新世界可能变成旧欧洲。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公共政策应该寻求限制贫富不均，这既是因为经济原因，也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说，巨额财富是对民主的威胁。
     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怎么被排挤到主流之外，甚至被认为不合理的？
     想想在2012年的大选中人们是如何对待贫富不均和向高收入者征税的问题吧。共和党称奥巴马对富人有敌意。米特?罗姆尼说，“如果你最大的愿望是惩罚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人，那么投票给民主党吧。”民主党人激烈地（而且真诚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然而实际上，罗姆尼是因为奥巴马的想法和泰迪?罗斯福如出一辙而对其加以指责。这怎么就成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政治罪过了？
     你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观点：财富集中不再是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当今的经济中，成功者靠的是自己的奋斗，他们的上层地位都源于自己赚来的收入，不是继承来的。但这个观点二三十年前就过时了。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最新研究发现，最顶层人士——人口中最富有的0.1%——所拥有的财富自上世纪80年代已经增加了一倍，现在已经达到泰迪?罗斯福和欧文?费雪发出警告时的水平。
     我们不知道这些财富中有多少是继承得来的。但是，你可以看看《福布斯》（Forbes）杂志的美国富豪排行榜。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在前50名富豪中，大约三分之一曾继承大笔财富。还有三分之一的富豪已经65岁或以上，他们很可能会把大量财富留给他们的继承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一个世袭的财富贵族群体，但是如果不作出改变，再过几十年，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社会。
     简言之，任何把谈论财富集中危险性的人妖魔化的做法，都源于对过去和现在的误读。这样的言论没有违背美国精神；其实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传统一致。它根本没有与现代世界脱节。那么，谁会成为这一代的泰迪?罗斯福？
     向富人征税解决不了贫富差距
     对于如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财富》中文网刊载的一篇文章中，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资产建设项目的高级政策分析师蕾切尔?布莱克（Rachel  Black）认为，皮凯蒂提议在全球征收财产税，抑制贫富差距的措施，并不能帮助穷人积累财富。政府要做的是取消加剧贫富差距的政策，代之以能促进新财富生成的体系，帮助广大家庭增加积蓄。
     很多人关注收入差距问题，但正如皮凯蒂强调的，就财富而言，贫富鸿沟要宽得多。尽管他拓展了人们对于贫富差距的争论，但书中的讨论往往忽视了一点：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至少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提高收入是出路。各路媒体几乎每天都有报道称，某市长或华盛顿的立法者正在努力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然而，这或许能够让收入差距减小，却无助于帮助美国人积累财富。
     皮凯蒂建议在全球征收财富税，不过向富人征税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帮助普通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是那些能够协助人们增加储蓄从而积累财富的政策。这是新美国基金会的威廉?埃利奥特（William  Eliot）提出的方法。他在报告《利用财产打造经济流动系统》（Harnessing  Assets  to  Build  an  Economic  Mobility  System）中认为，最富有的美国人已经通过他们的储蓄享受了大量政府补贴。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估计，2014年美国1400亿美元的退休补贴中，有三分之二将由收入最多的那20%的人获得。
     收入较低的美国人则无法得到这种资助。实际上，如果去看看联邦食品和收入援助项目的规定，你就会发现，穷人实际上并不被鼓励存钱。银行存款不到1000美元的家庭都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项目。结果，收入更高的家庭从长期计划和投资中获得了好处，而低收入家庭这样做则有弊无利。问题的关键在于，钱生钱需要本钱，要如何保证每个人都能有些钱来走上致富之路呢？
     解决方式有许多：俄勒冈州的参议院罗恩?怀登最近表示，支持“立志法案”（ASPIRE  Act，The  America  Saving  for  Personal  Investment,  Retirement,  and  Education  Act）中提到的给全体儿童设立储蓄账户的提议。立志法案将为每位在美国出生的儿童提供500美元的储蓄账户，其中的资金可供上大学、买房或退休使用。人们每年可以向其中存入最多2000美元而不用缴纳税款。低收入家庭也可以按照联邦标准，每年向其中最多存入500美元。纽约州的代表乔?克劳利也支持类似的方式。
     当然，还需要采用一些其他方法来保证这种方式能够获得成功，比如取消资产限制，让低收入家庭将储蓄看作可靠的手段，同时帮助家庭以灵活的储蓄方式建立金融储备，比如新美国基金会推出的金融安全信用制度（Financial  Security  Credit）。
     皮凯蒂的观点很对，财富不断地滚雪球会带来深远的问题。无论是从宏观上看，还是从家庭精打细算过日子、努力往前奔，都是这样。取消我们那些加剧贫富差距、具有缺陷的公共政策，代之以能够促使新的财富生成的新体系，这将会让更多美国人分享到经济成功带来的巨大驱动力。
     世界如何解决不平等难题？
     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不平等已成为一个大问题。二三十年前，说整体经济增长率是中产阶层收入增长和消除贫困运动取得进展的主要驱动力，还算得上是个合理的论断。但这个说法如今已不再可信。
     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获收入占所有人群总收入的比例已大幅上升。越来越大比例的产出转化为了利润。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家庭收入增速不及生产率增速。这些趋势的累积效应导致，美国很可能正在迈向“唐顿庄园式经济体”（Downton  Abbey  economy）。这些问题很可能在周期性状况正常化、预算赤字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之后，仍长期困扰我们。
     奥巴马总统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那些谴责奥巴马“弄垮富人”、推行非美式民粹主义的人——说得客气点——缺乏历史眼光。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哈里?杜鲁门，多位美国总统都曾抨击金融界和商界少数特权人士的出格之举。有些还曾将这种抨击付诸行动。面对钢价的不断攀升，约翰?肯尼迪曾派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人员突击检查企业的办公室，人们还普遍认为，他曾命令相关部门审计企业高管的个人报税表。理查德?尼克松在1973年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宣布要对“提价幅度相对1月最高限价超过1.5%的企业的账簿”进行税务调查。这些总统都曾以各自的方式应对不平等现象。关于这种现象，比尔?克林顿的描述是最到位的：“尽管美国的富人变得更富……美国并没有变得更富……股市上涨了两倍，但工资却下跌了。”
     人们普遍对收入的停滞感到沮丧，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收入最低的人群改善境况的机会渺茫，有鉴于此，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有其道理。难点在于，该怎么做？
     如果能够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收入再分配，那么我们就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去减少顶层人群的收入、并将其转移支付给中下层人群。可惜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设计一种政策，通过加大创业和企业家实现盈利的难度，来削弱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之类富人的赚钱能力，这倒挺容易。但要说明白这种政策如何能够提升其他人群的收入，就困难得多了。此类政策肯定会对其他人群造成伤害，因为此类政策剥夺了他们作为消费者分享技术进步果实的权利。
     的确，过去二三十年间，金融界高收入人群的数量剧增。近期一些研究显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家所管理资产价值的增加。（金融家收取的管理费用占所管理资产的比例基本上保持了稳定。）或许我们可以设计出某种政策，把管理费降下来，但这样做只会为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带来好处，而金融资产的所有者主要是一群顶级富豪。
     光是找出能够减轻不平等状况的政策是不够的。要真正具有效果，这些政策还必须能够提高中产阶层和穷人的收入。税改在其中可发挥关键作用。现行税制设计得如此糟糕，甚至很有可能起到了拉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现行税制下，富人还可以实现远高于穷人的收入避税比例。比如，去年股市市值的增长意味着新增了约6万亿美元的财富，其中大部分都流进了顶级富豪的腰包。
     政府对这部分财富的征税比例可能还不到10%。这是因为，有一系列偏袒富人的政策，比如资本利得免税，未实现资本利得递延缴税，遗赠资产的利得根本无需纳税。类似的，公司税制度也未能严密“过滤”价值。企业税征收额占美国企业市值的比例已接近历史低位。房地产遗产税很大程度上可通过复杂的税务设计规避掉。
     填补只有富人能钻的漏洞，能够为其他领域的减税提供空间。“劳动所得税扣抵制”（EITC）等举措对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提振作用，超过财政部为实施这些举措支付的成本，因为这些举措能够激励人们去工作和储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称最热烈拥护市场力量的那些人，对限制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最不热心。不平等问题迟早必须得到解决。如果能通过自由市场运转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努力改善其结果，那么效果会好得多。那些希望阻挠市场发挥作用的政策很少会奏效，并且通常会成为“意外后果法则”（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牺牲品。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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