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三难选择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3年第33期（总第1353期）2013年5月8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为何信贷激增而增长放缓
     [导读：今年一季度，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超过6万亿元，但经济增长数据则低于市场预期。对于这种信贷激增而增长放缓的现象，经济学家进行了分析。]
     亢奋金融与低迷经济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利刚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的实体经济和信贷数据之间，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一季度经济数据的表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但新增社会总量（社会融资规模）的规模却超过了6万亿元，这高于去年同期大约60%。与此同时，尽管经济表现似乎并不理想，但资本流入却十分强劲，今年1-2月份，中国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就增加了1万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这也带来了境内流动性的大幅增加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实体经济表现不振，从一些指标中早见端倪，比如说工业品出厂价格，其从去年年初开始，就一直在负数区域徘徊。同时，企业库存也一直处于高位。这些都印证着终端需求仍然较为萎靡。
     但金融指标却一直处于“亢奋”，并与实体经济指标出现显著的背离，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信贷和货币在过去几年中都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但整体经济的复苏力度却远远小于预期。背后的原因其实很明显，在结构性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的状况下，单纯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不会十分显著。
     中国同样面临着结构性的问题，这成为货币政策难以支撑实体经济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频繁的跨境套利，也成为货币政策的充气阀，这不仅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宽松，也造成了虚拟经济的膨胀。
     与资本流入相印证的，是今年以来出口增速的大幅度增长。在企业困难声一片的大背景下，出口的高速增长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出口增长的背后，对香港的出口大幅飙升成为主要的推手，并与香港从内地的进口数据出现了“打架”的现象。面对外界的一片质疑，中国海关总署解释为香港的统计中并未纳入在香港转口的货物。
     不管是否将转口贸易计算在内，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贸易顺差的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外汇占款的增加，并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现象也值得深思。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大量企业通过人民币跨境贸易平台进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而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一拍即合，也在这样的平台上衍生出大量跨境套利。比如说，企业可以选择在境内存入人民币，在境外贷出人民币，由于境内外存在利差，如果通过贸易平台将人民币转入境内，就可以成功套利。
     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融资总量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重复计算。比如说高评级企业可以通过发行低收益率债券获得资金，同时可以通过委托或者信托贷款的形式通过银行进行跨企业的信贷活动，并从中获得利差收入。而这样的一种类信贷金融活动的增加，也导致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扩张。
     对于央行来说，频繁的套利和重复计算对货币政策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整体来说，企业活动的“金融化”不仅意味着企业对于实体经济前景的相对看淡，也导致了金融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实体经济的先导作用。从负面角度来看，如果信贷增长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变得更不明确，那么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将失去方向。
     更加重要的是，资金流入导致了通胀预期的上升，这导致了央行倾向于收紧货币政策，从而推高了市场利率，反而加大了套利的空间。
     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操作变得更加复杂，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金融活动的脱媒。
     那么央行有着怎样的政策选项呢？笔者认为，选项之一是收紧监管政策，减少资本流入，这样的一种举措可以减少人民币走强的压力，但可能导致市场利率走高，造成套利交易的更加有利可图。
     根本上来看，中国则需要推进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达到利率与汇率的自动调节，避免央行被动根据各项指标来进行事后调整。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以利率市场化作为基础，一味允许人民币国际化的单兵突进，各种套利将对货币政策造成更加严重的腐蚀效应。
     结构性改革可能是信贷激增经济放缓的原因
     打开资金闸门，也就打开了促进增长的开关。而这种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还能走多远呢？克雷格?斯蒂芬（Craig  Stephen）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信贷激增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已经出现，而这可能是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放缓，值得鼓励。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将被推上一条新的道路，而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改革。
     汇丰分析指出，在出口增速放缓之后，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投资接过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同时经济增速却在放缓。2012年出口总量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接近40%下滑至25%。这种转变提高了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本密集程度，意味着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
     除基础设施外，投资资金可能也在涌入房地产开发领域。虽然上一季度GDP增速放缓，但房价却有再次抬头之势。广州公布了两年来最快的房价增速，尽管政府近期出台多种措施抑制房价。文章说，看来天量信贷推高了物价而非经济增速。
     文章还说，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这应该受到鼓励。事实上，这可能预示着结构性改革已经开始。外界有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水平的担忧不断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难以说明此类支出的合理性。事实上，《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还否认了此前外界的传闻，即所谓政府三公支出高达人民币9000亿元（约合1450亿美元）。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现在愿意进行更大范围的改变。穆迪信息咨询公司（Moody's  Analytics）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放缓速度比预期的要快，这促使新一届政府朝着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美银美林的分析师说，最近国有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后，在这个问题上开始达成共识。
     美林说，一项重要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是通过降低严格许可证制度控制下的行业的门槛，进而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过去，受保护的行业包括银行业、电信服务业、油气输送和独立发电企业等行业。其他重要的举措将是取消对国有企业债务的隐性担保，扩大私营部门的资金渠道。如今，依靠政府许可证制度保护的国有企业似乎是风险最大的。新的竞争所带来的威胁将取决于改革的规模。比如，外国投资者是否获准更多地参与电信、银行和保险等受保护行业？
     随着更多中国企业放眼在海外扩张业务，在放宽国内监管方面，北京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问题的另一面涉及到其他一些中资企业，这类公司已经在竞争激烈、利润主导的市场开展业务，它们对改革的顾虑更少。美林说，这类行业包括零售、医疗、汽车、房地产、航运、钢铁和水泥。此外，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资企业，有包括联想、中兴（ZTE）等公司，但这类公司只是凤毛麟角。美林说，从更长远来看，改革应该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
     近期对中国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最新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上：中国经济在今年的头三个月“仅仅”增长7.7%。的确，经济学家们原本普遍预计增长率能达到8%，但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速度起码高于中国政府自身对2013年全年经济增长7.5%的预测。与此同时，去年最令人担忧的通胀看来有所缓和。3月份通胀率显著下降，消费价格同比仅上升2.1%。
     木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菲利普?埃尔曼指出，所有这些数据表明，比起12个月前经济处于放缓轨道的局面，目前中国经济环境更加有利。企业是经济回稳的主要受益者。多家在中国的公司高管对自家企业的前景更为乐观，库存正回归正常水平，而客户也更加通情达理，愿意及时支付货物和服务款项。目前的预测共识是，2013年中国企业盈利将增长12%至14%。
     不过，有人对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表达了合理的担忧。影子银行是指不出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各种信贷，包括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地下钱庄”等等。新一届政府明确表示将继续施加监管压力，防止西方国家在2007-08年经历的金融危机在中国上演。
     影子银行的发展也表明，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和发展，以确保企业能够从恰当的来源融资。随着新政府度过适应期，改革应会提速。预料中国政府会采取措施推动公司债券和市政债券的良性发展，并拿出与利率自由化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的举措。
     越发明显的是，中国当局仍然非常警惕经济中所有可能正在发酵的危险因素。房地产市场是另一个典型例子。针对住房市场一些令人担忧的泡沫迹象，当局出台了政策限制贷款购买第三套房等行为。
     中国还对经营状况不佳的国有企业采取同样的积极应对策略。外界普遍预期将推行改革，让能源、交通和金融领域的国有企业面临更多来自私营部门的竞争。
     投资者应始终牢记，中国仍是实行“五年规划”的计划经济国家。新主席习近平和新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十二五规划”（截至2015年）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这种极有条理的经济增长管理方法应被视为投资者的可靠“安全网”。
     中国经济的三难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一份稿件说，经济减速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基本得到了合理运用，因为发展阶段的原因，经济自发地减速。另一种是资源利用效率下降，更多的资源被闲置，经济增长落入陷阱。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二者兼有，后者为主，此一难。
     政府采取刺激政策调动闲置资源，提高经济增速，短期内前面一难缓解。但是政府之手的效率不可能高，而且一定会提高金融杠杆率，引发未来金融市场动荡。此二难。
     没有政府之手，资源闲置和经济减速，不可取。太多的政府之手，未来金融市场动荡，也不可取。突破以上两难困境，只能靠依靠政府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动闲置资源。政府改革，少了不管用，多了短期内政治和经济秩序紊乱。此三难。
     总结过去改革的成功经验，推进关键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
     经济为何减速？张斌提出了两种假说，并对中国当前情况进行解释。
     假说一：“富人的烦恼”。穷的时候有了钱，买衣服、买电器、买汽车，这些都是工业品，提高生产效率很快，经济增长也快。富了以后，花更多的钱给孩子上学、家人健康和吃喝玩乐，这些都是服务业，提高生产效率很慢，经济增长跟着慢下来。看那些成功赶超经济体的经验，经济发展到了富人临界点以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经济增速回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假说二：“缺陷的市场”。以前的经济运行处于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各种资源基本得到充分利用。突然间，经济活动被迫转移到一个有更多垄断的市场环境。垄断，不仅意味着自身部门不充分使用资源，不提高产出；还提高了其他非垄断部门的投入成本，减少其它部门的投入和产出。这种市场环境的转移也会使得经济增速会放慢。看那些没有成功赶超经济体的经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资源和禀赋条件突然恶化，而是资源持续得不到充分合理运用，失业率高企，经济一蹶不振。
     张斌认为，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减速的问题，有几个关键的现象：一，从支出方看，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净出口下降是从需求方拉动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从生产方看，中国的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前向工业部门集中，在此之后的多年时间向服务业和建筑业转移。三，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增速的分水岭，危机前五年是两位数时代，危机后趋势性下降，现在到了七上八下时代。
     “富人的烦恼”假说对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即便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也很有限。其一，“富人的烦恼”与金融危机和出口增速突然大幅下滑没有显著联系；其二，“富人的烦恼”能够解释经济活动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以金融危机为界发生这种转移；其三，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人均5000美元的发展水平距离富人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中国大部分还是穷人，工业品部门生产效率继续提高的余地还很大。
     “缺陷的市场”假说与上面几个现象保持一致。中国的工业部门以制造业为主体，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部门。而中国的服务业里有一半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比如餐饮、旅游、零售等等；也有一半是受到严格管制的部门，比如医疗、教育、通讯、金融等等。服务业总体而言是个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部门，接近于教科书中的垄断竞争市场。金融危机爆发和外需下降，主要打击的是工业部门，迫使经济资源离开高度市场化的工业部门，转向市场化程度低的服务业部门。这种转移更大程度地暴露了“缺陷的市场”，内生的经济增速下降。
     除了这两个假说，对中国经济减速还有其它一些解释，比如“人口红利消失”、“外需下降”。前者有些像“富人的烦恼”，发挥作用但未必关键，与关键证据难以对接；后者在逻辑上不完整，可以作为“缺陷的市场”假说中的一个环节。
     那么，金融杠杆率为何提高？张斌认为，如果是“富人的烦恼”带来的经济下滑，政府没必要出手，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了，增长放慢是没办法的事情。“缺陷的市场”则不然，资源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政府有政策空间改变这种局面。
     多数情况下，政府会采取刺激政策，扩大需求，调动更多的资源参与经济活动，降低福利损失。刺激政策能在短期内减少就业和产出损失，代价是必须依赖更大程度的债务扩张。可以用反证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能够依托比市场机制更低的债务扩张带动收入增长，市场机制本身就会发现并做到，无需政府出面。
     换个角度看，在一个市场化程度更低的环境下实现资源的充分使用，必要条件是相对于较高市场化程度环境下更高的需求水平。更大的债务扩张才能带来更高的需求水平，但是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需求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有限，债务/收入比提高在所难免。
     刺激政策工具的选择影响着债务/收入比上升的幅度。如果刺激政策有较大的正面溢出效应，刺激政策虽然提高了公共部门的债务收入比，但是会降低其他部门的债务/收入比，全社会的债务/收入比上升有限。如果刺激政策不具备较大的正面溢出效应，甚至还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刺激政策措施主要不仅带来局部的债务/收入比显著上升，也会带来全社会的债务/收入比显著上升。
     中国的情况不乐观。中国服务业部门的管制普遍而且严重，这种环境下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非得更大程度的债务和需求扩张才能奏效。政府主导的债务扩张行政色彩太浓，正面的溢出效应难以保障。
     在缺乏市场环境实质性改善的前提下，只要政府不愿意闲置资源，刺激政策和债务扩张就难以避免。2009和2010年是银行信贷和地方融资平台扩张，监管部门担心风险不让做了。2012年影子银行扩张，监管部门又开始了新的担心。接下来，不是重新回到银行信贷扩张，就是开辟新的领域，比如地方债。这样干时间长了，债务/收入比不断放大，未来爆发金融市场动荡的概率大幅增加。
     在资源闲置和金融市场动荡两难之间，如果非要选，后者未必更差。
     改革为何难？
     通过政府职能改革，在更低的债务扩张下实现资源充分利用，摆脱增长陷阱与金融动荡的两难选择。但是改革也是一难，因为改革会带来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概率增加。能改革成功的国家不多，少数幸运的国家也是经历了金融市场动荡以后，才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成功实现了改革。
     改革的结果是一系列条件概率放在一起的结果。政治家的信念、决心、共识和能力是前提条件，方式方法也决定成败。诸多因素放在一起，至少短期来看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改革成果就未必那么大了。
     坚持不下去的改革还不如不改，结果可能会比出发点更糟糕。全面铺开的改革风险很大，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秩序大面积的真空期。也许过了真空期就是一片光明，但真空期就可能断送一切。次序颠倒的改革很危险。金融开放先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葬送了不少国家的前途。抓不住重点的改革是瞎折腾，耗费了政治家的热情和精力以后，改革中断收场。
     三难选择只是短期利益的权衡，长期来看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给定政治环境，找到恰当合理的改革方式才能谋取更大的改革收益和更小的过渡期损失。过去的成功经验是抓住一个能做大蛋糕的行业，推进其市场化进程。这个过程政治压力没那么大，收益很显著。这些经验在今天依然适用。看看健康行业，千万量级的潜在就业潜力，难以估量的投资潜力，所缺的就是机制。一届政府搞好一个关键部门的改革，就业压力能极大缓解，债务扩张没有太大必要，经济增速就算下滑也相对有限而且没有严重的资源闲置损失，三难困境大大缓解。
     中国宏调应把焦点从需求转向供给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从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看，经济总需求管理的总体效果不甚理想，所谓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基本上都看不到希望。长期看，总需求管理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无效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放弃总需求管理，尽快转向供给管理，用“新供给主义经济政策”启动改革。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政府的总需求之手频繁出击，但非但没有熨平周期，反而放大了中国经济的颠簸；不但没有拉长周期，反而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每一轮“油门”踩下后，都遗留下大量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脚“刹车”踩下去，都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股市暴跌。进一步讲，每当经济政策着眼于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
     从一些具体经济领域的政策后果看，过去十多年，中国对房地产、物价的需求管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在人口城市化、居民收入稳步上涨、土地供给结构性稀缺、房地产金融化、居民资产配置等五大要素支持下，中国房价多年持续上涨，政策调控效果不达预期，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着力打压需求而非扩大房地产供给。事实证明，无论是所谓刚性消费需求，还是对房地产的投资或投机需求，长期都是无法遏制的。即便自发的购房需求阶段性被强行压制，也难免下阶段反弹更高。而只有从供给侧着手，通过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对物价的调控也是一样。中国从1996年以后就告别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在总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十多年来的每一轮通胀抬头，几乎都是由原材料涨价、工资上涨、食品供给冲击等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而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紧缩需求来实施干预，结果误伤中国经济。
     滕泰认为，当下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无希望。就如同美国人从罗斯福新政直到70年代都相信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采用一轮又一轮的财政和货币刺激，终于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泥潭一样，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为扩大内需或外需，能够使用的政策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了。
     在连续多年的超额货币发行之后，在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亟待消化的背景下，中国再度扩张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是不可行的。
     多次大大小小的“四万亿”经济刺激后，地方政府债务亟待消化。在此背景下，再扩张财政政策，后遗症势必也会越来越多。
     在多年汇率保护、出口补贴等刺激下，大量不挣钱的低端出口企业持续多年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消耗财政补贴、制造民工荒，换来的只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待贬值外汇储备。因此，扩大外需更不是理想之选。
     对于扩大外需没有希望，政府已经有认识。但对于扩大内需的难度，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还在争论中国经济是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拉动的问题。
     在中国，真正有希望扩张的是民间投资，但在二元金融体制、高利贷泛滥的现代中国，民间投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除非从制度上解除金融抑制、资本抑制——而这些正是“新供给主义”的主张。
     在中国，真正有潜力扩张的是民间消费，但在居民收入不出现爆发式增长、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如何扩张？除非进一步减税。而这也是新供给主义的主张。
     当然，还有一种可供选择的刺激消费办法，那就是靠资本市场提高投资者收入。可惜中国决策层至今沿袭着计划经济教科书里的概念，把资本市场叫做“虚拟经济”，深受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影响的执政者，对股市有天生的偏见甚至恐惧。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扩大投资，还是刺激消费，在当下的中国都只能是空口号，无法落到实处。
     滕泰还指出，长期看，总需求管理是无效的。总需求理论本来就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这套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长期？长期我们都死了。”
     为什么很多学者在谈到十年以上的经济前景时容易悲观呢？因为这些悲观者几乎都犯了用短期总需求框架去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错误。如前文所述，如果仅从需求角度去分析，就会对中国经济得长期增长潜力产生怀疑、丧失信心。
     即便总需求管理提出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也注定是短期的。因为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低利率等货币政策或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吹大的泡泡，会在下一时期瘪下去；反之，这一时期被人为压抑的总需求，也会在下一时期爆发出来。无论总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资和消费提前还是延后，最终都不改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
     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从供给面去管理中国经济。这么多的学者走到同一个方向反映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而对于如何淡化总需求管理，以及如何从供给侧推动改革，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供给抑制”。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从结构性角度来看，改革必须从供给约束或供给抑制最严重的领域——房地产、医疗、教育、户籍制度、人口政策、金融体制等入手。
     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整个经济的潜在生产率才能够得以不断提升，并达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状态。
        中国金融改革或多管齐下推进一揽子方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其中包括，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同时将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制定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政策。
     分析人士普遍相信，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显示了决策层落实改革措施的决心和政策力度。
     “国务院本次常务会议标志经济体制改革再次提速，改革大方向是进一步强化市场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有实质性进展。”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说。
     谢衡、李文科、药朝清在路透发表的分析报道说，国务院有关利率汇率改革，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操作方案的最新表态，让分析人士不禁推测，中国的金融改革真的要加速了。金融改革时至今日已经步入深水区，零打碎敲的小步尝试，或者小范围内的试点，恐已无法解决问题。高层的表态既显示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原则和决心，或亦预示着将实质性全面推出一揽子方案，以推进攻坚战。当然，越是关键领域的改革，越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说，“可能最快在未来五年内，也就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利率汇率市场化，以及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基本可兑换就可以完成。”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认为，操作方案就意味着要有时间表，必须是切实可行的方案了。这显示资本项目改革的进程到了攻坚阶段，可见改革决心是非常大的。
     但亦有分析人士不太乐观，兴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就表示，越是需要多部门协调推出的一揽子方案，就越难推出，更说明一时半会出不来具体的时间表。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日前撰文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如果未来10年国际国内不发生类似本轮金融危机的异常情况，中国政府将从实体经济发展、深化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出发，完成这两项重大金融改革。
     去年6月，存款利率浮动区间扩至1.1倍，被视为央行利率市场化的重大突破。近一年之后，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提利率市场化，自然亦引发央行将有进一步动作的推测。彭文生表示，“不排除央行将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至1.2倍；若果如此，则央行可能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
     鲁政委认为，若要丰富各家银行管理利率风险的工具，国债期货亦有可能加快推出。他还认为，“存款保险制度是非常有可能推出的。这一条是写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也写在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这个意义就不太寻常了。”  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也认为，存款保险制度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最有意义的制度。
     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必然是配套进行，相辅相成。国务院提出将出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并开启个人等对外投资的制度建设，可谓是汇率改革的攻坚战迈出真正的一步。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汇改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则其他金融改革的推进亦没有多大的空间和余地，且汇率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符合市场预期。
     市场人士认为，和前两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期相比，目前国际和国内环境都是往稳定的方向发展，推出时机相对较好，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弱复苏以及其他货币竞相贬值等现实因素，监管层仍会选择谨慎改革，比如此次国务院会议特别提到了个人和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将设立配套保护政策等。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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