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日经济增长降速的根本原因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89期（总第1311期）      2012年11月28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美欧日经济增长降速的根本原因
     [导读：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速减缓的趋势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如何看待这几个发达经济体中的主要成员的经济增速减缓，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最近，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连续撰写了三篇“全球经济减速调整”系列评论，就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美国为何复苏乏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虽因空前力度救助措施较快摆脱“重症急救”险境，然而近年一直处于“复苏不易，景气难再”的疲软不振状态。卢峰就为什么美国经济呈现复苏乏力为中心进行了如下分析：
     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出台QE3，有关文告认定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美国经济主要问题。然而稍加思考不难理解，高失业率本身是经济缺乏竞争力导致增长乏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美国企业元气大伤拖累经济不振吗？答案也并非如此。美国企业目前总体盈利状态其实并不差，美国企业微观组织架构与基本制度并未受到致命损害，甚至在与欧盟和日本比较中显示出相对优势。无论是苹果公司奇迹般东山再起还是美国页岩气行业突破，都说明美国经济的微观体制与机制并未在危机中“武功全废”。
     简单认为美国“找不到感觉”是金融危机拖累所致观点也有待商榷。实际上由于美国政府大手救助，其金融系统整体资产负债表早已摆脱过高杠杆化和流动性紧缺困扰，并在总体上呈现流动性偏多状态。政府高负债确实会拖累复苏，然而二战后美国债务率更高，最终通过高增长与通胀得以化解。可见高负债与低增长有双向因果关系，仅用高负债解释美国增长乏力新常态也缺少足够说服力。
     理解美国经济现状仍需拓展分析思路。需要从当代全球化与新兴大国追赶时代特征角度解读美国目前面临困境。在产品内分工和企业自发实施各类外包和供应链调整为特征的当代全新全球化生产方式条件下，美国作为位于产业技术前沿国家如果很难找到大范围具有盈利预期的投资增长点，就必然会阶段性面临缺失方向感的困惑。
     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在于“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即特定产品的工序、环节、零部件等经济活动的区位国际分工空前发展，推动企业通过海外投资整合供应链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改组微观组织结构。与国际经济学“行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理论认为比较优势不能解释国际行业内分工不同，与国别要素禀赋相联系的比较成本差异仍是当代广泛产品内分工现象的最重要解释变量。美国60年代为摆脱自身经济相对竞争力下降困扰实行的“生产分享项目”政策对这个全新生产方式大范围推广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通过外包转移缺乏优势生产工序并瘦身与提升产业结构，成功化解了欧洲与日本战后经济追赶的挑战，使其在西方经济体系中霸主地位得以延续和巩固。
     东亚四小成功起飞相当程度得益于这个新生产方式提供的“平地起跳”进入全球制造生产系统的可能性。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当代快速转型，首先是各自国内制度改革调动潜能与释放后发优势结果，从外部环境条件看也得益于发达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基础上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跨国转移。这个充满内部张力的全球经济系统动态展开和持续运转，要求处于产业技术前沿的美国经济不断寻求与发现大范围新的领先产业和技术突破机遇，不断开辟能够接纳和吸收传统缺乏优势产业或工序转移所释放的不可贸易要素。美国经济只有不断创造在开放环境中具有自生能力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行业，才能在这个系统持续转变中保持就业状态比较合意的动态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革命时期，前沿产业创新带来大量盈利预期较好的投资机会，1991-2000年美国私人固定投资年度增长率累积简单加总值为69.6%，比新世纪最初十年资本私人固定投资增长率累计值9.5%高出6倍，也比上世纪80年代同一指标值30.6%高出一倍多。在产业革命与投资高涨驱动下，美国失业率下降与增长率提升。同时美国企业外包调整快速展开，对当时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后进经济增长提供客观有利机遇。然而问题在于大范围产业革命发生时点和持续时间都具有历史随机性与不可控性。随着互联网产业革命高潮过去甚至出现泡沫因素，美国试图凭借房地产和金融业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结果很快通过房地产泡沫以及次贷-次债危机落入危机深渊。
     由此观察美国经济现状特点可收洞若观火之效。美国政府通过空前力度救助措施（TARP）使金融系统摆脱全面崩盘危险，接着通过空前力度刺激政策（ARRA法案）躲过经济崩溃风险，然而超常干预手段不足以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缺乏大范围具有可盈利预期投资的约束，难以摆脱开放环境下“前有阻隔、后有追兵”的动态困境。虽然财政与货币超常刺激政策能使美国经济略微舒缓，振兴制造业与出口翻番之类产业政策也有局部和边际效果，然而在新兴国家后发追赶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以及美国技术产业前沿相对沉寂期尚未过去之前，美国经济难回景气繁荣与长期高增长状态。
     把本次复苏期若干宏观指标表现与战后十次复苏比较可以清楚看出本次复苏特征。例如，本次复苏后10个季度GDP增长率简单累加值为22.9%，此前十次复苏相应指标值为47%，这个简单指标显示，本次复苏力度不到战后十次均值一半。相反，本次复苏后10季度失业率简单平均值为9.3%，比前十次复苏可比指标值6.3%高出3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在全球技术产业前沿创新相对沉寂期面临困境突出表现为固定投资疲软乏力。数据显示，这次危机谷底及此前6个季度衰退期资本形成相对总需求比例值累积收缩15.3%，远高出战后10次衰退可比指标10.6%。另一方面，这次危机复苏后10个季度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累计贡献只有5.4个百分点，远低于战后十次复苏均值10.2个百分点。
     然而美国这次存货投资对总需求复苏贡献大大好过早先时期。数据显示，本次复苏10个季度存货投资对GDP增长累计贡献为8.3%，比前十次同一指标值5.6%高出近一半。这显示美国企业部门对经济长期前景信心不足，在经济形势得益于刺激措施有所好转时，更多通过利用现有产能加以应对，表现为库存投资较大幅度回升。
     因为缺乏大范围具有可盈利预期的投资机会，美国金融部门运行出现极为反常现象：一方面银行部门的储备和现金增长非常快，说明美国经济系统整体“不差钱”；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和租赁”这个反应间接融资整体规模指标恢复很慢，到2012年7月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用M2与基础货币比率衡量的美国货币乘数值，从1995年到危机前大体在9-10之间变动，危机后大幅下降到目前不到4的低位。可见，缺乏开放环境下可盈利投资机会而不是缺乏足够流动性，构成美国经济暂失方向感的关键根源。
     从“中心国-追赶国关系”视角观察美国经济困境根源，逻辑上看重未来产业-技术前沿可能发生变革的长期影响。美国经济在这方面近年一些动态值得关注。例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突破与推广带来产量井喷式增长，使美国能源外部依存度下降，并可能使美国将来成为能源净出口国。美国天然气协会2011年底一份研究报告预测，2015年页岩气行业将为美国贡献1180亿美元GDP并创造80万个新就业岗位。美国一些前卫企业尝试把“三维打印”、“叠层制造技术”运用到更为广泛实物制造领域。这类前沿产业探索目前仍不足以助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不过其未来演变前景及影响值得重点关注。
     因而不应低估美国经济调整能力。美国虽是最新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危机使人们对美国金融霸权迷思有所减少，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地位也面临质疑，然而美国经济制度及其在历史上曾显示的调整潜力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在危机后宏观经济增长整体乏力的大环境中，美国仍能主要凭借市场力量，取得Facebook和iPhone为标志的引领全球产品创新成果，在页岩气开采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另外就人口结构这个超长期关键变量看，美国在与主要经济体比较中也具有显著未来优势。美国不仅目前仍是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大国家，在可预见未来仍难有全面挑战者和替代者。
     美国应对危机综合举措折射其战略思维层面三种预案。一是积极跳出来，即通过诱致和启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在与新兴经济体竞争中用“以快比快”方法保持甚至增强其领先地位。这当然是美国战略家最为梦寐以求前景。近年美国在前沿产业领域的一些创新表现，提示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然而受产业技术革命发生时间难以操控性或历史随机性规律决定，美国能否实现这一预案不仅需要“人为”努力也有赖“天时”眷顾。
     二是被动熬过去，即通过目前长期与短期、宏观与产业、常规与超常综合政策措施应对目前困难，同时利用领先国经验优势增加竞争对手“出错招”的几率。就新兴国经济追赶压力而言，随着后起国人均收入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和利用后发优势追赶速度下降，追赶派生的冲击和压力在长期会渐趋平缓，美国如果仍能维持其相对优势和全球主导地位，就意味着在这段格局大调整历史中终于能够“熬过去”。
     三是苦苦撑下去。中国等主要新兴国家如果能成功解决自身发展困难持续追赶，并能在与中心国博弈中避免重大战略行动“出错牌”，美国有可能一定程度顺应历史潮流并接受国际格局调整。美国战略家具有相对霸权零和游戏思维模式，然而在上述假设情形下，受政治现实主义方针影响，美国也可能不得不接受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并在分享全球事务治理上做出有限让步，同时仍千方百计最大程度保留和延续其现有支配性影响力。
    欧洲困境的深层根源
     卢锋在分析欧洲目前所处困境时指出，欧洲经济面临主权债务等多重危机困扰，但其深层根源与超主权货币内在机制局限有关。危机国外部债务相对规模过高是导致欧债危机的特征条件，由于积累过高外债需要一段时期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失衡，因而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产物。欧元体制现存形式的内在局限，一方面在一段时期为部分欧元成员国不可持续外部失衡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另一方面使欧元区整体失去治理失衡旧机制后又未能获得新手段。
     基本事实表明，把部分欧元国拖入危机泥潭的不仅是通常债务负担过重，更为关键的是在债务结构方面外债比例过高以及“国际投资净头寸（NIIP）”负值过大。观察多国债务率数据可以看到，欧元区总体和欧元危机国债务率确实很高，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并非高得离谱。但是欧元区危机国通常外债较高。以2009公共部门外债占GDP比例为观察指标，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都在70%以上，较低者意大利与西班牙也分别在50%和30%上下。另外除意大利之外，2010年其他四个危机国国际投资净头寸负值表示的即国际净债务GDP占比高达90%-108%。
     依据开放宏观经济学常识，一国特定时点过高外部债务存量，必由早先时期过高国际收支逆差流量累积转化而来，也必以本国实际汇率持续高估作为必要条件。因而要解释欧债危机真实根源，需要提出一个符合欧元区基本情况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实际汇率错配假说。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这个失衡发生机制。第一，欧元成员国“竞争力差离倾向”，通过经常账户持续赤字派生外部举借债需求。第二，单一货币体制下资本市场“收益率扭曲效应”，在一段时期为成员国低成本外部举债提供现实条件。两重效应配合作用下，持续外部失衡伴随持续外债累积，通过内外部环境演变，终于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下历史性达致“完美风暴”条件，并通过希腊这个南欧国家特殊而夸张的政治运作方式引爆欧债危机。
     先看欧元制度下成员国“竞争力差离倾向”导致实际汇率与国际收支失衡情况。单一货币体制设计暗含一个前提假设：成员国劳动市场和其他实体经济参数会快速收敛，从而保证汇率与货币政策工具不复存在时，各成员国宏观经济仍能大致平顺有序运行。然而欧元区经济实际运行情况与上述理论假设大相径庭。引入欧元后其成员国之间工资变动差异显著。以2000-2008年德国工资变动为基准，同期希腊工资相对上升16.5%，爱尔兰上升12%，葡萄牙、西班牙分别上升7%和8%，意大利升幅3%。考虑各国德国劳动生产率变动差异，同期五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德国上升幅度在25%到47%之间。
     虽然单一货币定义性排除货币区内名义汇率变动，但是特定成员国单位劳动成本大幅增长，必然该国内部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和外部失衡。数据显示，2000-2008年间，爱尔兰相对德国实际汇率升值约50%，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别升值27%，31%、34%和24%。与此相适应，2000年引入欧元后五国经常账户无一例外都是逆差：希腊和葡萄牙年均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例高达9%-10%，西班牙在6%以上。并且这些国家逆差在2005年到危机爆发前呈现扩大态势。
     再看欧元体制下“收益率扭曲效应”如何为持续外部失衡提供融资便利。经常账户逆差需要私人资本账户盈余或（和）政府外债融资保证平衡。通常情况下，一国长期经常项失衡难以在国际资本市场持续得到低成本融资，因而融资困难对外部失衡和过度负债构成有效约束。欧元体制不对称改变成员国发债融资成本与能力：对德国这样竞争力较强国家影响较小，然而大大提升希腊等竞争力弱国举债能力。例如1993年希腊十年期国债相对德国利差高达十几个百分点，葡、西、意等国利差也在3-5个百分点上下，反应资本市场对国别经济基本面与风险差异的评估预期。引入欧元至危机前，各国利差普遍降至0.5个百分点以下极低水平，为这些国家过度债务融资大开方便之门。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中心国也一度分享到自己的那份利益。希腊等国负债增长给德国等国顺差增长提供需求条件，德国净出口占GDP比例从2000年不到1%增长到危机前6%-7%。类似于区域性排他性自由贸易区具有“贸易转移效应”，欧元体制对区域内金融市场投资引入“欧元偏向效应”，加之欧元在区域外作为国际货币影响力加大，欧元中心国金融机构得以快速扩张。
     由于欧元体制客观上给部分成员国家同时提供了外部债务融资的必要性和便利性，因而实施超主权单一货币后欧元区整体新发债券规模快速膨胀。数据显示，欧元区新发债总额趋势值在上世纪90年代十年间增长不到一倍，但是2000年欧元问世到危机前不足十年间增长4-5倍。如果说华尔街投行金融家用次贷-次债这类负债金融衍生工具为美国经济挖掘陷阱，欧盟精英则以欧元体制宏大设计把欧洲经济引入过高杠杆化的危险境地。
     欧元体制一段时期为成员国带来皆大欢喜的扩张盛宴，深层隐忧是各国财政独立基础上货币联盟成员国具有吃大锅饭和搭便车冲动，由此可能造成赤字和债务过高的危机风险。欧元战略家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通过引入事先与事后规则加以防范。然而事实表明这些规则都不能达到设计效果。
     按照事先规则要求，申请加入欧元国家必须在赤字和通胀等宏观指标上达到一定标准才会被批准成为成员国。认为加入欧元有利可图国家总能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达标，使得事先限制条件难以真正把潜在“问题成员国”挡在单一货币外。例如据后来报道，希腊当年加入欧元，就多亏某个国际大投行指点，采用涉嫌造假手段方获成功。事后规制包括1997年通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财政赤字和债务阈值。财政赤字超标需在一年内纠正，连续三年超标则需按程序上缴不超过相当于本国半个百分点GDP的罚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02-2004年德法两国率先触犯红线，却以自身特殊影响力绕过规制免受责罚。昭告世人规制形同虚设，“稳定公约不稳定”。
     欧元体制在内部埋下可能引爆危机地雷的同时，还取消了采用常规手段应对炸雷事故的可能性。拥有主权货币国家万一因为宏观管理不善或其他冲击出现双赤字困难，至少还可以通过汇率、利率和财政等多方面手段加以应对。超主权货币一劳永逸地取消了成员国通过汇率利率等相对价格工具调节失衡与应对危机的可能。
     特定共同体应对债务危机另一逻辑可能性，是成员国减记甚至取消债务存量。就欧债危机而言，高债务国主要是对其它欧元“兄弟”成员国欠债，欧元区整体外部负债不多。如果德国等主要欧元区内债权国真的愿意施以援手，欧元区应能自行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甚至欧债危机本身就不会发生。但在现行欧元模式下，这条路也崎岖难行。欧元货币一体化孤军深入造成一个跛足体制：货币同盟这条腿已大步迈出，财政集中这条腿却未能跟进。欧盟目前预算盘子仅相当于区内GDP百分之一。几年前“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荷兰“公投闯关”失利，意味着在税收财政和转移支付方面进行实质性改革将遥遥无期。通过财政手段调整存量应对危机，也因缺乏相应制度安排和政治意愿难以实施。
     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一样，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史事件。观察欧债危机后三年来若干“欧猪国家（PIIGS）”国债利差演变情况，可见欧债危机在波动起伏中总体呈现深化趋势，也说明在现行欧元体制架构没有大刀阔斧改革前提下“救助换紧缩”应对方针难以奏效。欧债危机根植于欧元目前机制局限，人们寄希望于再造欧元以根治危机，但又知易行难并阻碍重重。即便在一组不坏假设条件下，欧洲经济未来一段时期可能难以摆脱低速增长和濒临衰退状态。如果发生个别欧元区国家退出甚至更为剧烈的欧元重组情形，则难免剧烈震动和严重衰退。
    日本能维持“低增长稳态”吗？
     对于日本，卢峰认为，战后日本在战败国废墟上重启经济追赶并获意外成功。然而在人均收入等基本发展指标完成收敛后，受人口老化与文化封闭等超长期结构因素制约，日本经济进入一种渐趋消停的“低增长稳态”。流行观点言必称日本“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似乎相信日本仍有可能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然而这个潜在认识前提有待商榷。如果说日本经济过去20年表现令人失望，这一状态本质上应是日本长期经济社会结构性条件使然，其政策得失仅发生相对次要影响。日本经济未来有望继续维持“低增长稳态”，构成目前全球经济减速的特殊局部。
     “失去的N年”之类流行表述，大体指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等指标相对早先高增长时期增速降低甚至失速现象。不过要知道，日本经济增长失速发生在人均收入等基本经济指标完成对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参照国成功收敛之后。用汇率折算，用美元衡量的日本人均GDP从1960年469美元增长到1995年3.69万美元。日本相对美国人均GDP比率1960年为16.6%，1987年第一次超过美国，并在日元汇率超调等因素作用下1995年曾达到美国一倍半。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失速，美国则先有互联网革命快速增长，后有世纪初房地产-金融业泡沫化增长，加上日本汇率升值趋势不复存在，用美元衡量的日本人均收入相对美国下降，最低到2007年只有73.8%。近年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和日元汇率变化，日本相对人均收入有所上升，2011年回升到94.5%。
     日本人均收入等指标达到最发达国家水平，标志日本经济总体置身或逼近全球产业与技术前沿位置，于是早先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实现高增长的驱动力渐趋式微。日本问题症结在于，进入全球技术产业前沿后，由于自身内在难以改变的深层结构特点，缺乏在高收入阶段持续较快增长潜力，派生长期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近乎停滞格局。从日本经济与社会基本面条件不利于前沿创新要求角度看，与其把日本经济过去二十年增长低迷看作是光阴“丢失”，还不如说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呈现的一种“低增长稳态”合规律现象。
     处于后进追赶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与已完成转型或追赶的发达经济体比较，其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以及增长实现机制，都存在实质性差异。后进国家能够借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外部性信息，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较快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快速成长提供可靠驱动力。已达到人均高收入发达国家谋求较快增长，则需更大程度依靠产业技术前沿发明创新提供支持。由于前沿技术进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制约，最终能够对产业结构提升发挥实际作用的技术进步速率较低并且成本较高，因而前沿国潜在供给长期增速较低。
     发达国家要保持较快增长，更需要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提供原生性（original）研发成果，更需要能在全世界广纳优秀人才的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条件，更需要允许和鼓励个人潜能发挥与个性张扬“冒尖”的价值观与文化氛围，更需要能有效激励企业家创造能力的制度环境，更需要把思想、创意和发现转化为大规模产业的高效资本市场与金融系统，也更需要在经济系统“创造性毁灭”嬗变中具有较强调整能力的企业制度。
     日本文化具有重团队、轻个人，重内聚、轻开放，流程管理强、理论思维弱，模仿创新强、前沿创造弱等方面特点。这些“文化基因”层面特点便于日本发挥后发优势并利用当年冷战环境快速追赶，成就战后大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然而同样文化禀赋条件不利于日本在技术产业前沿开拓与创造，因而在跻身主要发达经济体后呈现“低增长稳态”现象并不奇怪。
     观察两个可量化指标有助于加深对日本“低收入稳态”形成机理认识。一是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从根本上制约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二是日本资本形成早已呈现负增长趋势，导致日本资本存量进入停滞甚至下降通道，构成解释日本长期经济增长失速的关键宏观原因。
     经济发展理论高度重视固定资本形成对长期经济增长支撑作用。虽然在观察当代经济增长，可见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推动作用更为彰显，但是固定投资长期走势对经济增长仍具有不可替代解释作用。例如，当代信息革命是重大技术进步，劳动者具有全新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手段代表了人力资本提升，这些对当代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然而“知识性经济”增长效应实际发挥，不能脱离IT硬件条件以及全社会范围在电脑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领域大规模投资。由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通常不会以纯粹形态独立存在，而是不同程度与固定资本以相互协同与补充方式发挥功能，因而固定投资与资本存量等可量化指标仍是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解释变量。
     日本上世纪90年代后投资增长乏力并经常出现负增长，构成“低增长常态”的重要背景条件。数据显示，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资本形成增长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后多数年份资本形成出现负增长的萎缩态势。用1990年不变价衡量，日本资本形成1996年达到15.3兆亿日元峰值，此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11年只有11.6兆亿日元，比15年前峰值下降24.8%。
     过去20年前后投资增长率与绝对规模双双下降，导致上世纪末以来日本资本存量长期增势明显趋缓，近年甚至出现绝对规模下降动向。初步估测日本实际资本存量，2001-2008年间实际资本存量增长不到5%，2010年实际资本存量反而比2008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一国资本存量是社会生产函数的基本结构变量，在资本存量成长停滞甚至趋于萎缩背景下，要想国民经济长期高增长不啻缘木求鱼。
     人口结构与资本存量从潜在供给角度提示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根源，另外投资疲软不振还直接从总需求角度解释“低增长稳态”。观察支出法GDP构成可以看到，资本形成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高增长进入最后一波高潮时达到年均约2.5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以后投资趋势性下降，导致资本形成对GDP贡献长期为负值：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资本形成对GDP增长年均贡献值分别为-0.18%和-0.12%，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半期和后半期贡献值分别为-0.28%和-0.47%。
     进入“低增长稳态”后,日本经济增长需求面驱动因素主要依赖消费与净出口。数据显示，1990-2010两个十年间，除2000-2005五年外，其他时期消费与净出口助推总需求增长效果都不同程度大于同期GDP实际增长幅度，说明同期日本经济增长完全依赖国内消费与国外需求。以2005-2010年为例，消费与净出口加总增长效果相当于GDP增长率1%，比同期GDP实际0.38%增长率高出一倍多。
     日本进入“低增长稳态”后，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收入项增长构成国民总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数据显示，日本经常账户收入项金额从1996年58060亿日元增长到2007年高峰时的163720亿日元，2010年降到125017亿日元。经常账户收入项盈余相对日本GDP比例从1996年1.13%增长到2008年3.23%，这块外部收入增长相当于同期GDP增长的大约两成。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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