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投资机遇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87期（总第1309期）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投资机遇
     [导读：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学者们纷纷讨论经济改革将在哪些领域重点推进，如何推进，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今后的十年间，中国将产生那些重点投资机遇，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的路径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十八大明确GDP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发展的目标，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胡锦涛指出，中国将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同时强调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刘立刚认为，这意味着，城镇化仍然是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城乡一体化也被重点突出，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增加投资，也将通过城镇化来实现城乡结合，来推进城镇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增加人民收入，并实现消费的最终增长。
     而更有内涵的城镇化需要产业升值、服务业的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这样才能保持发展模式的竞争力。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金融市场化必须加速，打破国有体制对金融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垄断，扩大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的准入，投资与营运。
     在这一过程中，更需要加快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同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保障制度也将同时覆盖城市和农村居民。社保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一向是学界公认的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很多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会保障的投入可以产生成倍的最终支出，也有利于中国真正实现消费推动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收入的公平和有效率的分配，则是重要的配套举措。在这样的过程中，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完善，更加重要的是进一步推进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所有制改革，使政府税收更多的用在民生上，并真正确立纳税人制度。
     刘立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大致确定。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意味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样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仍将忽视消费，恰恰相反，保持投资增速，事实上是在一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转型的发生，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转型。
     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英国《金融时报》撰写文章，指出，“十八大”提出的几项改革措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是改革户口制度。如今中国有2.4亿流动人口，其中1.6亿人属于农村户口。2012年2月宣布的新的户籍政策提出，小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包括租房），可以申请落户。中等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一个城市连续工作和居住三年以上，同样可以落户。
     姚洋认为，如果这项政策得到实施，将极大地促进国内消费，原因有两点。首先，工人把大部分收入储蓄了起来，因为他们必须为将来回老家做准备，如果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户口，将稳定他们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消费。根据粗略估算，如果中国农民工消费水平提高至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增加4.2个百分点。其次，一旦入了城市户口，工人会把他们的孩子和父母接到城市，而城市人口增加将为服务业打开更大的市场。中国服务业严重发展不足，因此很有希望填补2015年-2020年期间制造业占比下降造成的缺口。
     姚洋指出，在宣布户籍改革8个月之后，中国仍未出台具体实施计划。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本地居民都反对此次改革。地方政府认为，接纳外来人口将极大地增加地方公共财政负担，而城市居民认为，外地人会危及自己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并挤压他们本已紧张的生活空间。与以前那些为社会带来明显益处、只增加个别人群负担的改革不同，户籍改革不会立即带来益处，却会明显、而且立刻威胁到大多数人口的利益。因此，新一届领导人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才能为“十八大”期间承诺的改革争取到适度的支持。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徐谨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于长治久安。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如果继续重复以往发展模式，往往步入经济停滞甚至社会矛盾爆发的高峰期，往往无法顺利进阶年收入一万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它往往具有增长停滞、贫富不均、腐败横行、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特征。
     GDP的上升并不能保证幸福感的提升，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或许是中国奇迹的悖论所在，也就是如何平衡“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中国奇迹的亮点之一在于经济繁荣，对于赶超经济体而言，后发优势之下即使可以模仿技术进步，却很难进一步复制制度与法治，甚至随着发展，往往难以避免后发劣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徐谨认为，中国版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目标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希望国富与民富并举，这听起来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理念也相去不远——当刚刚萌发的经济学还被视为政治经济学之时，他就为其设定“富国裕民”的两个目的：“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
     中国这一双重目标能否顺利实现？首先，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如果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翻番目标，那么GDP年均超过7%略多即可实现：比“十一五”期间超过10%的平均经济增速，这一数字显得保守，但是考虑中国未来增长潜力的下移，这一目标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
     其次，从居民收入考察，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在过去10年间慢于GDP增速，如何实现居民收入倍增，仍旧压力重重。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从2001年到2010年，名义GDP上升了2.62倍，而居民收入只上升了2.34倍，少增加收入接近2万亿元。
     更进一步，伴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格局日渐恶化。近期一份中国发展基金会的报告显示，中国收入分配已经步入转折期，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0.3，2001年为0.45左右，2007年上升到0.48。
     除了基尼系数，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占有量也是一个衡量社会公正的指标。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以及其团队的调查数据，中国最高收入10%的家庭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为57%，最高收入5%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44%——这一水平明显偏高，不仅高于美国49%、巴西45%的水平，即使国内一直诟病的拉丁美洲国家，平均也仅为40%左右。
     一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必然是以人均收入的增长为主要标杆，这意味着人民能够得以分享增长的成果。伴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国之后，人均收入却远远落后发达国家。
     斯密说，“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徐谨就此认为，从大历史之中来看，斯密的直觉判断无疑颇具洞察力，国民财富的增进，不仅是劳动报酬优厚的起因，也是其结果；正如中国消费的萎靡，并非源自居民消费意愿不足，而源于收入分配畸形之下低收入阶层无力消费而高收入阶层消费比例过低，也源于中产收入家庭担忧各类风险以及不确定性，造成储蓄过多消费能力不足的自然结果。
     她认为，首先不应该对于政府主导的收入分配方案效果寄望过高，即使日本版的“收入倍增计划”，评价也褒贬不一，也存在通胀以及不公等批判；其次，对比诸多学者呼吁加大二次分配力度，调整一次分配的扭曲显然更为紧要。
     关照现实，相对没有受到充分法律约束的权力，私人产权的被保护程度远远不够，中国也始终缺乏强大的民间社会。中国民间富豪的聚财之路往往依距离权力中心的半径而度量容易程度，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大部分并非源于天赋与努力程度的区别。
     收入分配存在的诸多弊端，只是我们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后果之一。一方面，在核心资源、关键要素未能充分市场化的情况下，资本流动以及工资增长必然向体制内企业与个体倾斜，而体制外个体以及公司，必然因此体会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双轨制”之苦；另一方面，竞争成败往往并不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政府掌握的庞大资源与由此派生的合法伤害权往往成为号令武林的黑木崖令牌。
     也正因此，收入分配扭曲的根源在于发展模式的扭曲，那必然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扭转失衡。解决收入分配，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藏富于民，第二，政府承担其基本的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怀。
     就第一点而言，最有效的方式无疑在于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进一步释放民间力量的经济活力。就第二点而言，政府需要回归服务型政府，矫正过分强烈的投资角色，在中央与地方财力的安排上充分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此，不仅经济增长可以获得更高的潜在增长率，收入分配的问题也会自然因此缓解。一言以蔽之，还是回到斯密，他曾论述国家有天然的三重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致力于政治经济转型研究的意大利墨西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布鲁诺?塞尔吉（Bruno  S.  Sergi）最近接受美利坚大学金融MBA，现为媒体财经撰稿人李蔚菁采访时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了分析。
     塞尔吉表示，我不认为中国的增长已经到了尽头，或者面临经济内爆的灾难，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双重经济体。一个是发达的、沿海的、高科技的、高工资的，另一个是内陆的。经济发展从东向西递进，沿海地区向高技术进发，劳动力成本高的产业向内部地区转移。
     当经济逐渐向消费增长转型，通过投资得到的增长必将下滑，但是投资还将是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方面的投资转向信息产业、绿色生产力和内陆省份，会提升一大批劳动力的生产力。中国今后的发展，是一个生产力得到不断提升的过程，除了必须在技术上的进步，人力资源开发上面有更大的投入，生产力的提升也是一个制度革新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完成双轨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金融体系没有起到帮助私营企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政府也没有建立起保障中产消费社会的福利基础。为了平衡投资与消费，政府必须在社会服务功能方面增加投入，一般中国人因为对生老病死，生命中的不确定没有安全感，被迫储蓄，这方面的支出大大抵消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欲望。
     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福利制度，从长远来讲，那些福利对建设中产社会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出现发生在欧洲或日本，政府财政被福利拖垮的现象？要建设能够促进中产社会成长的社会福利安全网，全国性的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养老保险制度，都是必要的，边际福利或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各自的承受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发展，或许可以避免发生类似欧洲或日本福利过度的现象。
     西方和中国都面临相似的结构性挑战：社会贫富分化，向上流动性减弱，阶级固化等问题。西方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青人缺乏工作机会，而在中国，百万大学毕业新人在考公务员希望以此得到比较稳定的工作。中国的改革，已经没有石头可以再摸着过河，也没有外在模式可以提供多少借鉴。
     对于中国在全球经济结构性转型中的面对的挑战，塞尔吉指出，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并非独一无二。西方也面对同样的问题，现在的中国和西方都面对社会流动性下降，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问题；在西方，受过最好教育的一代年青人缺乏工作和晋升机会。这是全球面对的结构性挑战，不仅仅发在中国发生。但是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显著，个人机会不平等，体制性腐败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这会让一般民众更加不能容忍贫富差距。
     在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既是横向，也是纵向的。从横向来讲，全球化的大环境里，工作的输出，将不仅仅是从西方到中国，还会是从中国到东南亚，或其他国家，劳动力相互之间的竞争从来没有这么激烈。纵向来讲，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正在深刻地改变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大批被自动化取代，在技术和资本制造相互叠加的作用，即使生产力的到提升，受益者却只是社会少数。西方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压力，即使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达到西方的标准，也不能解决问题，对现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挑战。
     对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前景，塞尔吉认为，现有“华盛顿共识”的前景有限，新自由主义模式过分强调小政府，放宽规则管制和低税率。“华盛顿共识”的精神不完全是错误，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犯了脱离经济现实，过于教条主义，在空中建筑楼阁。“华盛顿共识”可以多一点务实精神，少一点学院派的僵硬。现在西方学术界也有了许多改进“华盛顿共识”的声音。
     两个共识的共同基础是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北京共识”是在务实中摸索的，曾经符合中国复杂的现实国情，所以还没有画上句号，是在更新变化之中。新一届中国政府必须有勇气面对和解决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问题。中国前进方向应该创造更加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商业环境，继续壮大中产阶级。
     中国的领导人现在面对巨大的转型风险，但也是历史给予的机会。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正因为这些成就，中国已经被改变。年青一代对人生，和中国的期望不同于父辈。中国的领导人和城市化中上升的年青中产阶级力量存在很大的代沟，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可能都不一样。现在，中产阶级发出要求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这并不奇怪，西欧和许多亚洲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不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推进，民主化可能从地方先开始，让地方民众对关切到他们本身利益的决定有更多参与权，民众会少一些因挫折感而产生的不满。
    下一个十年，中国将出现哪些机遇？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设立了新的经济增长目标——在2020年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收入翻番。杰克?博科夫斯基（Jack  Perkowski）在福布斯中文网上撰文指出，这是“人均收入”首次被纳入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之中。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仅仅强调GDP增长而不涉及人均收入。
     根据2011年7.3万亿美元的GDP和13亿多的人口来计算，2011年底，中国的人均GDP为5414美元。尽管与世纪之交时的1000美元比起来，增速令人叹为观止，但仍然远低于其他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0，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而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在4.4万美元以上。中国的人均GDP甚至不及俄罗斯和大部分前苏联国家的一半。
     从收入差距上看。中国人口大约由5亿农民、2.5亿农民工和5.5亿城镇居民组成，后两者在工业和非农部门工作。2011年，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10%，即每个农民约1460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在100美元上下，即每年1200美元。两者合计，中国的7.5亿农民和农民工的人均收入约为1400美元，而5.5亿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则是这一数字的八倍，达到1.14万美元。
     计算收入差距的另一种方法是按省份查看人均GDP。2011年贵州的人均GDP为2,540美元，是全国最贫穷的省份；而在人均GDP最高的天津，这一数字达到13048美元，是贵州的5.1倍。无论是八倍还是五倍，其中的差距都是巨大的。相比较而言，在美国，人均GDP最高的特拉华州的数字仅是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两倍多一点。
     假设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面取得成功，那么未来十年内最好的机遇将出现在哪里呢？尽管中国的持续增长将为很多行业带来机遇，但消费类产品和服务、科技（尤其是环保技术）、农业、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是五个必将从新一轮发展中受益的行业。
     消费产品和服务：仅凭其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中国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与其他多种消费产品（包括大多数奢侈品）市场。中国的GDP和人均GDP的再一次翻番将创造出一个世界前所谓未见的消费品市场。除了当下高收入者日益增长的消费，另外还有7.5亿人将伺机进一步推动国内消费增长。
     随着未来几年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约2.6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各类型服务的需求将显著增长。政府将鼓励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它使用的资本和自然资源较少，污染较轻，却可以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
     科技：中国必须继续工业化进程。但是，随着收入、工资和制造成本的上涨，以及环境问题的日趋加重，中国的工业化将在未来十年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将下降，中国将日益重视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中国的制造商们开始希望摆脱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附加值产品。
     为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将拥抱各种形式的能源，从化石燃料到核能、风能、太阳能和水能。有助于中国治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并以合理价位提供清洁能源的环保技术都将迎来大量需求。
     农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农业从业人数将开始下滑。为满足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中国农业部门的生产力将不得不提高，而中国已经在这方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作物和牲畜管理方法的进步，都是中国实现目标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
     医疗保健：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人购买最佳医疗保健服务的能力也水涨船高。对最佳药品、先进的治疗方法、医生和医院护理的需求已经开始上升，而政府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向外国投资和技术开放本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另外，使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到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是为7.5亿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保障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医疗保健领域的各个部门——药物、药品、医疗器械、医院管理、高级护理和专科诊所等不一而足——未来都将迎来机遇的曙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医疗保健部门眼下仍然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在该领域闯荡需要大量的耐心。
     金融服务：建立一个高效的体系，将中国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进行有效分配——分配给可以将资本进行最佳利用的公司和个人——这是中国未来展现出来的最大机遇之一。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小型企业都是最大的就业机会创造者。中国已开始开放中国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的进程，这一进程也必将继续下去。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是未来十年中国最重要的趋势之一。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2年第87期（总第1309期）  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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