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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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85期（总第1307期）  2012年11月14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新结构经济学
     [导读：上接第83期。]
    结构经济学要求强市场加强政府
     吉林大学学者孙兴杰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文章指出，从经济史的发展历程而言，林毅夫提出的发展经济学3.0版更贴近历史，市场并非自发产生的，而是与政府共生的。强政府与强市场才是经济增长的制度保障，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秘密所在。
     在当下的论辩语境中，国家、政府、利益集团、官僚机构等概念似乎已经混为一谈，之所以反对国家主导的投资，在于投资效率低下、贪腐严重、资源浪费等。官僚结构是现代国家的治理机构，等级性、非人格化的官僚机构也是重要的分利集团，官僚机构的行为未必与国家的目标一致。有经济学家认为，发改委、国资委这样的机构已经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障碍，应该予以撤销。任何机构一旦建立就有了自己的利益，便会自主维护小圈子的利益，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国家利益部门化，并不是政府能力过强，而是官僚机构、利益集团造成权力的涣散。“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在于整合权力、形成更为一致的利益取向。
     地方政府、央企在投资刺激的浪潮中获益最大，也成为投资的主体，银行体系与大型企业、地方政府的紧密关系造成了系统性的风险，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所在。主管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权部门的“一把手”接连下马，基建工程的质量频频出现丑闻，从而引起人们对投资的抵触心理。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变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不二法门，但是从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而言，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增长的关键所在。真正的投资是建立在储蓄的基础之上，通过市场主体的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实现财富的增殖。
     从政府投资出现的种种弊端来看，并非中国的政府太强，而是政府能力在弱化，导致寻租盛行。经济史学家爱泼斯坦在《自由与增长》一书中提出一个关键性的论点，欧洲经济的增长源于主权国家在14世纪之后的兴起，正是主权的兴起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并将领主或者地方性的寻租活动置换出来并透明化，从而推动了市场网络的确立。主权是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一个国家获得了法理主权（以获得联合国席位为标志）并不意味着具有了实质主权（自我治理的程度）。而实质主权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以法律与货币为支柱的制度体系的确立。
     无论法律还是货币，都实现了权力与财富的虚拟化与协调化。国家要实现有效统治必须建立一套超越血缘、地缘纽带的法律体系，而平等的法律体系必然剥夺了各个利益集团既有的司法垄断权力。西方国家的形成伴随着领主、城市行会的衰落，一视同仁的法律体系剥夺了它们的司法管辖权，从而为集权铺平了道路。在当下，法律不仅要“削藩”，而且还要政府自我节制、自我约束，公共预算体系是管住政府的不二法门。《预算法》所引起关注，意味着法治国家有了坚实的起跳板。
     货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更实现了财富的符号化，只有通过这种符号才能建立起超越时空的市场体系。以货币为纽带的交易网络不断扩大，为市场的扩张注入了持久的动力。既然同样是货币，就需要有平等的待遇，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各种”货币享有同样的待遇，利率市场化是重要的途径。
     法律和货币是实现良性市场经济的支柱，诚如吴敬琏先生所言“法治市场经济”才值得期待。现代经济学建立在诸多假设基础上，比如无摩擦交易、信息完备、产权体系等，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基本完备，这些假设也就不那么“假”了。但是在不发达国家，这些条件却是比较“假”。增长最主要的先决条件在于能否很容易地进入到制度化的、稳定的竞争性市场。如果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市场便可能深陷“囚徒困境”，各个市场主体为了一己之利而陷入激烈而无效的竞争之中。爱泼斯坦比较了意大利的三个地区，伦巴第地区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增长最快；托斯卡纳则陷入低水平的竞争之中，产业竞争力低下。
     市场自发秩序的生成需要一个完备的法治体系，因此，高效有序的市场秩序内嵌于法治体系之中。没有强政府，也难有强市场。强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其中，而是作为强有力的第三方出现，守护市场秩序。林毅夫先生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制度变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基本依赖市场主体内在动力而推动的；一种是强制性变迁，依靠政府的强制与法令推动的。由于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特征，搭便车也是难免的，因此市场主体自发性的制度安排总是低于实际的需求，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这就需要强制性变迁了。
     顺着这样的逻辑，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也自然会重视政府的角色，尤其是中国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更强化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难以起飞，根源在于缺少一个能够自我治理的政府，过犹不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源于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被打破了，市场失掉了主体地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定一条边界并捍卫之，法律与货币形成良性互动，唯有如此，增长的潜力才会变成现实。强政府与强市场在欧洲经过了三四百年的孕育才初具规模，将14世纪的技术潜力发挥出来，阻碍经济增长的不是技术落后，而是制度陷阱。
     林毅夫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便预言中国会长期高速增长，事实也是如此，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他依然乐观，不妨称林毅夫先生为“林增长”。无论“林增长”的药方是否对症，经济增长都值得人们关注与讨论。辩论与商榷本身就能够增加关于“增长”的有效知识生产。
    刘海影：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刘海影在《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和《追问增长根源：政府的罪与罚》两文中，对林毅夫结构经济学理论中的政府作用提出了商榷。他对发展如何取得、政府在发展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刘海影认为，一个完整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必须回答如下四个问题：发展是如何取得的？某些国家为什么取得经济发展？为什么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基于以上分析应提出怎样的政策建议？而在第一个问题上，也就是对发展的发生机制的解释上，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回答存在逻辑漏洞，相应地，后面三个问题的解答也都出现了偏差。
     林毅夫教授以要素禀赋概念开始其理论建构之旅，“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如此，微观方面企业将具有自生能力，宏观方面，“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
     林教授认为，第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及其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而代之而起的华盛顿共识则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失败，没有意识到在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发挥助推的作用。
     这一解释框架中的逻辑漏洞，除了对政府公正、利他假设的依赖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政府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结构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政策违背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因此失败，如果各国政府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就可以成功。
     但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临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通过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所有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哪些行业应该鼓励，哪些不应该。
     在每个行业中、在每个企业面前，哪些机会是应该去冒险尝试的、哪些不应该，所涉及到的选择有无限多方案与组合，所涉及到的决定成功与失败的碎片化知识只有当事人本人能够掌握。这方面，当事人本人拥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与技能优势——政府机关及其代理人只有在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不是寻租）方面拥有最大的信息与技巧集合。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升级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当私人、企业进行这种探索时，他们以其自身资源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如果对了，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吸附更多的资源，资源就按照事后证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调动与配置；如果错了，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认错出场，资源撤出这个方向的配置。换言之，一个个微渺的个体以其琐碎的、每时每刻的试错来探索，并在“败就亡”制约下迅速改正错误。如果不存在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生存下来的企业自然是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每个瞬间的经济也是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比较优势状态。
     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鼓励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
     这个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深恶痛绝的、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必然会发展起来。国外而言，巴西等拉丁美国国家对落后的、缺乏竞争能力的国营企业的保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内而言，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钢铁产业等行业的保护也正在我们的身边活生生上演。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政府或者个体对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性判断是否正确，而在于谁有信息优势以及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来负（决定成功概率），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损失大小（企业的个体判断错误代价更小），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纠错速度与机制。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配置调整是实时无限次发生的，判断对错并不要紧，但不能退出错误就会导致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而这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希望避免的。
     那么，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发展机制做出重新解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生产可能性边界来界定，后者是由特定时期这个经济体所运用的不同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等来决定的。发展就体现为这些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发生这种改进的机会称为发展机会。如此，将其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发展意味着对发展机会的识别、创造与利用，涉及到对旧生产方式的改进与对新方式的尝试，由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处发生的无数个微小的边际改进累积而成。这种改进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由每个行为主体在近乎随机的、本地化的碰撞中去探索可能有的对生产技术、流程、经济要素的重新设定，并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这种重新设定。这种重新设定有可能包括从具体而微的流程改进到重大的技术变革在内的无限多的类型。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如下三个步骤：行为人识别、引进或者创造发展机会；进行风险回报计算；重新配置社会资源以市场化或者组织化方式实现发展机会。
     发展机会来自何方？对于处于世界生产可能性边界最外端的国家而言（如美国），发展机会主要来自于自身经济体中的自主创新，而对于如中国、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体而言，生产可能性边界距离全球领先水平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落差可以称为后发优势，它事实上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最为丰沛的来源，毕竟，模仿性创新比自主创新要容易得多。
     有两个概念应予区分：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前者指全社会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革新，而后者则是指一切能为行为人代来利润的可能性。对追求利润者而言，采用新技术挣取利润与取得行政保护获取利润并无区别。发展机会和经济主体的利益通过那种方式联系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机会的识别与实现。发展机会往往体现为利润机会，但利润机会并不一定都是发展机会；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的重叠程度，决定了有多少资源浪费于不代来发展却代来利润的“寻租”活动之中。
     第二步，对发展机会的识别涉及到主观因素，因此，稳定而收敛的要素价格是重要制约力量。一个不能提供稳定、收敛要素价格的经济体，将使相关行为人无法判断发展机会的利润与风险大小，从而阻碍它的实现。就此而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例如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法治健全、产权得到保护等制度与环境十分重要。
     第三步，对发展机会的实现涉及到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涉及到以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来固化所尝试的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因此，不是投资决定发展，而是发展决定投资，或者说，实现发展机会的多寡决定投资规模：即只有当经济体识别并尝试足够多的发展机会之时，才会产生对投资的充分需求；如果这些尝试是成功的，投资就是有效的，整个经济体就能够积累更大的专业化优势并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
     以中美两国的比较而言，美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外端，发展机会创造速度缓慢，对有效投资的需求不大，美国经济产出中仅有不足15%配置于新资本形成。反观中国，后发优势之下具备充沛的发展机会，客观上要求大量的有效投资来固化这些发展机会，近年来经济产出中配置于资本形成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
     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往往要求金融业的参与。发展机会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为内源式发展，二为外源式发展。前者指行为人逐步积累自己的经济资源，并在资源的约束范围内进行投资，以利用被识别到的发展机会。例如，一个农村家庭通过积累，不断增加养羊的数量。而外源式发展则是指，当发展机会所要求的投入超出自己的内部资源能力时，依靠借贷，借得额外的资源（以动员社会资源的权力——货币为典型体现），从而实现发展机会。两种方式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而后者涉及的因素要复杂得多。
     一旦金融被涉及到，现代经济的动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发展的两种形态——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都会呈现出来，前者主要手段是借由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扩大而引致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后者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及其相联系的资本积累对技术水平进步的固化。投资对发展机会的固化往往会导致生产迂回程度的深化，并造成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的广尺度关联性、不断深化的经济结构变迁等现象。
     现实中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怎样的？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大约只有美国工人的1/30，美国经济体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在极大的程度上领先于中国，换言之，如果可以持续地向领先经济体学习，中国等欠发达国家的确可以引进极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林毅夫教授强调后发优势的原因。然而，现实中，欠发达经济体取得的成功却很少。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从1952年到2008年，只有13个非西方、非石油输出国国家实现了与美国相对收入水平距离的收窄。
     是什么阻碍了欠发达国家取得似乎手到擒来的成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第二，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
     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可能阻碍了社会成员识别、引进、创造及利用发展机会。
     首先，内向型经济政策及其配套的汇率高估，通过打击劳动密集型行业、农业与出口行业，鼓励了比较劣势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欠发达经济体从国外先进经济体中引入发展机会的规模与速率。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上述13个成功赶超案例中总结的五个经验中，第一个就是实施外向型政策，这并不令人意外。
     第二，政府管制剥夺了民间经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政府权力对发展机会寻租导致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有利可图的、隐喻发展机会的各个行业与领域。许多欠发达国家实施名目繁多的许可证制度，开发商业机会难上难是；管制的理由千奇百怪，但最终效果都是高效的生产技术无法被实施，许多本可实现的发展机会被浪费。
     第三，国营企业或者政府支持的私人企业对资源的汲取与浪费造成许多发展机会难以得到资源动员能力的支持，导致这些受到保护的行业采取高效技术的速度极为缓慢。垄断性的国企与受到保护的私人企业扭曲了价格体系，一些本来有利可图的机会被征收了垄断性租值之后变得不再可行。
     第四，金融抑制导致民间经济体难以得到合理的金融信贷服务。在许多欠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被管制，存款利率过低，压低储蓄意愿，而被征集的资金以过低的价格配置给受到保护的企业（往往是国企），鼓励了后者失败率畸高的冒险，而民间经济即使拥有更好、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因为得不到外源融资的支持而被浪费。
     第五，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也打击了私人尝试的积极性，司法不公、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任意剥夺、税收与监管规则的随意变化等都会大幅降低可预测性，这种环境中许多发展机会难以被识别与利用。
     如果没有这些扭曲，发展机会所隐喻的高效率自然会淘汰旧的生产方式，推动经济进步；而在这些扭曲的保护之下，旧生产方式得以残存，降低了本可取得的经济成长业绩。
     除了制度与政策造成的扭曲之外，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宏观管理的失败。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的另外一条经验就是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方面，政府的无能也能够实质性地损害一个国家实现发展潜力的能力。非洲许多国家政府无力建设稳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甚至战乱不断，自然谈不上发展；拉丁美洲诸国没有能力管理其债务、货币与银行体系，以至于周期性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扭曲了价格体系、降低了可预测性、压低了储蓄意愿，同样导致发展机会的浪费。必须说明的是，宏观管理的失败往往与制度与政策扭曲密不可分，甚至往往就是前者的直接后果。
     总之，即使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巨大的后发优势有具有高速发展的潜力，但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阻碍了这些发展机会的引进、识别与实现，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经济管理失败则造成宏观环境的大幅波动，同样也会造成发展机会的浪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权力对其心仪项目、企业、行业、潮流的介入与监管，往往不能加快发展，反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政府滥权与无能之罪，社会却承担贫困匮乏之罚，思之令人长太息。
    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常态”
     据福布斯中文网刊登的信息，林毅夫在FT中文网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全球经济大衰退：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常态”》的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判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国内经济改革推行不下去，出现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高企的状况，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政府债务会急剧增加。为了降低这些政府还债的利息成本和举新债的成本，这些主要国家都会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保持在零的水平，这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国际宏观环境。
     在这么一个低息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必然会鼓励很多短期的投机和套利。这些短期的投资基金不仅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会有不少基金流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这些资金也会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表面上比较好的新兴工业体、新兴经济体。大量的资金流入会推高这些国家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泡沫，会推动这些国家汇率的升值。当这些国家汇率升值以后，出口竞争力降低了，实体经济面就会变坏。等到实体经济面变坏以后，这些国际炒家马上会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大量的资金可能又会流出，这些国家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可能就会破灭，就会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这可能就是未来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里国际经济的新常态，也就是投资的回报率不高、风险非常巨大、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失业率非常高的新常态。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之下，中国经济从2011年年初到现在出现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非常疲软，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下滑。第二，2008年开始的投资项目已经或基本建成，加之房地产等方面的宏观调控，投资的增长速度下滑。第三，消费在中国一直都是非常旺盛的，但是三架马车当中有两架减速，就有一架还是按照过去的速度增长，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会减速。
     但是，林毅夫认为中国不会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都是相当大的。就以短期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是非常多的，投资项目很多。同样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环境的改造、社会工程的改造，这些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报。
     不仅有好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还是非常好，政府的负债加上过去这四年地方投资平台十万亿元的贷款，加起来也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0%多一点，所以就给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仅是政府有钱，民间储蓄也非常高，再加上还有3万亿美元的储备，在投资的时候，不管是机器、设备、原材料，中国都有足够的资金。在未来几年，中国靠这些有利的条件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更重要的，中国还有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
     林毅夫继而阐述他的依据道，长期经济增长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靠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成型。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是创新，但创新的含义不只是发明。对发达国家来讲是发明，因为它们有全世界最边缘的技术、最边缘的产业前沿。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要在下一次生产当中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新，就是创新，而这个技术可能是别人用过的成熟的技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对中国未来发展会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和判断，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这样的“后发优势”怎么来衡量。
     衡量一个国家的后发优势，最好的指标是这个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代表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劳动生产率代表这个国家平均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和各种制度效益的水平。
     最新数据是2008年的数字。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平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相当于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台湾地区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71年，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台湾利用“后发优势”从1975年到1995年维持了20年每年8.3%的增长，而韩国从1977到1997年，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来取得超过7%的增长持续超过25年的国家和地区。（据林毅夫统计这样的国家有13个。）
     林毅夫相信中国从潜力来讲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然要进行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必须把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消除掉，要改善收入结构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也要解决贪污腐败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一国的快速发展是不够的。要走出这场危机，必须帮助这些发达国家走出目前结构改革的困难，然后让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的增长。过去当危机只发生在一国的时候，尤其这个国家自己有货币的时候，它可以靠货币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如果它要进行结构改革，也必须有空间，也就是说能有一个外在需求的增加，以对冲国内因为结构改革导致的需求减少，然后维持一个可以坚守的就业增长率。
     林毅夫对此给出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因为，对发达国家在当前失业率很高的状况之下，政府不能无作用，因为政府至少必须给失业人救济金，不然社会肯定不稳定。
     既然政府一定要花钱，与其花钱来做失业救济，不如花钱来搞投资。尤其这个投资不是传统意义上、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挖一个洞、补一个洞，而是消除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瓶颈环境项目。这些投资在短期会创造就业，会创造需求，会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这样的投资从长期来看会提高增长力、竞争力，政府的财务税收会增加，政府的财务税收增加以后，可以偿还过去的债务。
     通常情况下，政府花钱搞投资，创造就业，创造收入，人们可能预期将来要还债的时候政府要增加税收，所以他现在就开始节俭，也就是说政府增加支出，老百姓增加节俭，总需求并没有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但是，“李嘉图等价”的前提是政府的开支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但如果政府开支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话，那么这个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将来由政府收入的增加来偿还政府的开支，因为对老百姓税赋不用增加，因此老百姓会有就业增加消费，这是中国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一轮宏观调控所创造出来的经验。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4700公里。在那一年积极财政刺激之下，中国高速公路从4700公里增加到的2002年的25100公里。在那样的投资过程当中，当然政府的债务是会增加的，中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7年的25%增加到2002－2003年的35%、36%。但是那一轮的投资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空间。从1979到2002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6%，而且在2008年中国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在那一轮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瓶颈被消除了，所以从2002年以后，中国连续七八年两位数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加快了，税收增加了，再加上底数放大了，中国政府的负债在2008也只降到只剩下23%左右。
     这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带来的结果。这是当前的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空间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发达国家固然基础设施相对是比较好的，但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50－100年前建的。根据美国工程协会的估计，美国在未来五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美国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2.2万亿美元，当中一半没有列入预算。而根据欧盟的研究，从2011年到2020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入达到2.1万亿美元-2.8万亿美元。
     林毅夫认为，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这些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项目，就可以给结构改革创造空间。当然，这场投资还不只限于发达国家，也可以到发展中国家来投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更大，投资回报率会更高。以印度为例，从2011到2015这五年间，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大约需要1万亿美元，但是它自己国内的资金只有5000亿，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这种情形。
     所以现在对于发达国家和全球经济来说，都面临抉择。一个选择是，大家都可以根据国内经济过去的经验来做，这样很可能出现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非常高、政府债务不断积累、靠宽松的货币给不断增高的政府债务埋单的“新常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其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让他们恢复到经济的正常增长。
     如果以这些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话，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这种状态我称之为“新新常态”。全球经济大衰退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在五年、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新常态”，只要我们思路对头，可以使得这种“新常态”变成“新新常态”。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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