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问题的经济学讨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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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73期（总第1295期）  2012年9月26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关于人口问题的经济学讨论（续）
     [导读：2012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刊登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的“新新人口论”一文，开始对中国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专题讨论。此后，财经作家叶檀、经济学家秋风、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人口学专家易富贤、社会学教授李建新等先后加入讨论。我们在此将相关的讨论做一整理，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梳理。本期内容上接第71期。]
     李建新：误读的中国人口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文章中就人口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做了阐述：
     1.为何有20世纪世界人口巨变？这源自于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转变是指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过程，而人口转变背后是工业化、现代化。因此，18、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率先发生了转变。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加持着“后发优势”，其人口转变有了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发明成果很快传到不发达地区，并使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比早期历经现代化的国家迅速的多。例如，“在毛里求斯，死亡率从27‰降到15‰也只花了7年的时间，而英格兰和威尔士却为此花了100年的时间。”（卡洛?奇波拉，1993）。由于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变化由占70-80%发展国家的人口转变所主宰，而相对于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其生育率的转变显得迟缓滞后，因此，20世纪人类人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人口增长高峰，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人口大爆炸，这是人类发展史上重大转折，这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发展的必然结果。
     2.新中国的人口变迁，不少人都有着严重误读，广为流传的看法是这样：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爆炸”是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结果，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以及学习苏联英雄母亲鼓励生育的结果，并由此带来了人口负担。其实，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人口也随之进入了转变时期。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全民人口健康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较之一般发展中国家，除三年困难期之外，其死亡率下降的更迅速、更稳定，中国人口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一样在其初期出现了“人口爆炸”，显然，这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水平迅速下降的结果，而不是鼓励生育的结果。
     当高死亡水平迅速下降时，如22‰下降至7‰，最受益的人群是婴幼儿。同期，中国婴儿死亡率由200‰迅速下降到了50‰以下，这是新中国社会发展最惠民的统计事实。与旧时代相比，生育水平并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新时代婴幼儿存活几率大大提高。庞大的50、60后受益于那个死亡水平速降的时代，而后30年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恰恰是由那个被视为“包袱”的“人口爆炸”带来的50后、60后、70后作为主力军所创造的。
     3.流动人口超生问题。李建新指出，人口学家利用全国数据分析已经证明，当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不再是如同20世纪80年代为超生而流动。以当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上海为例，2010年普查，上海常住人口2302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898万，占总人口近4成。调查显示这些外来人口中的80%是来追求城市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的。
     4.人口增长潜力有多大？今天的现实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人们的生育文化观念也相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的、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制度的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总体上大致都是一个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平下降。那些导致生育率水平反弹的不利影响因素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在不断减弱。维持一个高于更替水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生育文化基础已不复存在。2010年普查数据的公布再次证明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中国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以来，每两年更新数据的联合国人口预测就不断地调整中国未来人口峰值数据。如今中国人口增长是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惯性增长，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时代，继续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带来更大范围更长久的危害。
     对于人口自身变化来说，结构是本质，数量是表象，人口数量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通过结构问题的解决来实现。因此，今日主张放开计生既是从还权于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也是从追求人口内部结构长期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最终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5.布朗关于中国人口与粮食的实证研究。1994年，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在该所出版的杂志《世界观察》（9-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布朗认为，到下世纪（21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口将由现在的近13亿增加到16亿，届时中国粮食需求不仅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而猛增。2030年中国将出现20700万吨的粮食不足，这相当1994年全世界的粮食输出量，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发展后食物结构变化的因素，中国届时粮食不足将达到36900万吨。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迅速的工业化，中国也会像邻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耕地减少，加之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将使粮食总产量不断下降。其结果是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供求缺口很大，将超过世界粮食贸易总量，以至于所有粮食出口国都不可能满足中国粮食的需求，中国的粮食问题将导致世界粮食危机，届时世界经济和政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
     李建新认为，事实上，布朗作为粮食专家一直都十分关注世界的粮食、环境、人口等问题。客观地说，布朗对中国粮食前景的预测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却过于简单化了。事实证明，布朗的预言言过其实了。布朗关于中国粮食悲观预测之后的近20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其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布朗采用的预测那么快；其二、中国耕地面积一直保持稳定；其三、农业技术在进步；其四、农业政策制度不断改进等。因此，正如专家学者反驳，与其说粮食问题是个人口和消费问题，不如说是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我们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布朗有根有据“危言耸听”式的预言确实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警世性，确实促进了我们全面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粮食问题。
     水资源问题其实和粮食问题同等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类问题，因此，中国粮食问题解决的经验应该可以对中国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梁建章：从资源和环境角度看人口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认为，所谓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
     梁建章指出，在欧洲国家里，富裕的北欧、西欧国家的生育率就高于相对贫穷的东欧和南欧。在中国，农村人比城市人更愿意生孩子，但是不一定穷的城市人比富的城市人更愿意生小孩。与十年前不同，今天大多数农村的年轻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们未来面临和城市人一样的抚养小孩的高昂成本。他们的生育率可能比更富有的城市户籍人口更低。在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几十年前，他们也经历了大批农民潜迁入城市的过程，结果是这些人到了城市以后，生育率就被城市人趋同了，如今，他们的生育率很低，不过他们比中国早20年意识到这个少子化的问题，不遗余力地鼓励生育。
     而中国能源使用效率低，正好说明了中国的能源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人口的问题。中国只要实现了发达国家一样的能源效率，就可在不增加现有的能源消耗量情况下，使中国的人均收入再增加3-5倍，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开发新能源，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都需要政府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如果中国将来的人口结构严重老化引发财政危机，反而会拖累新能源的开发速度。
     在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等问题上，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和很多欧洲国家差不多，且远高于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在中国，63%的水用于农业灌溉。中国农业灌溉的利用系数只有0.4，而发达国家的利用系数高达0.8。以色列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低得多，却能以其世界领先的滴管技术出口水果，还能出口滴灌技术。如果中国能够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利用率，就能节省一半的农业用水，彻底解决缺水问题。另外，在城市里节约用水的空间也很大。
     梁建章认为，环境问题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会经历一个先坏后好的过程。在工业化后期，人们就有财力和意愿去解决环境问题。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会逐步得到改善。和开发新能源一样，需要大规模的投入，这就需要雄厚的财力和年轻的人口结构。
     “资源环境约束”的观点很典型，但是经不起推敲。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却忽视了人口多有分工更细、创新更多、产业集聚等好处；而且“资源约束”这一观点也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世界上既有人均资源丰富的富国，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也有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的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事实上，工业化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资源的硬约束而发展不起来的，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国家都发展得非常好，反而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却发展滞后。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增加，只是中国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像亚洲四小龙、日本一样，人口和经济同时快速增长。
     可见贫富和人均资源无关，人口数量少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利，但是人口结构的扭曲必定对长远的经济发展有确定的负面影响。最新经济研究还表明，工作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以后，年轻人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幅降低，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减弱。近二十年日本经济的变化，也证明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他们的科技创新力明显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之剧烈，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将在一代人时间成为世界上变成人口结构倒金字塔型最严重的国家，各方面的风险难以预测。计划生育的支持者们，我们真的还要不顾巨大的社会成本，来增加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风险吗？
     秋风：唯理主义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经济学家秋风认为，“人口制造贫困论”的论据之一是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而实际上，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治理失败之典型案例，是治理失败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该地区财富生产效率较低，无法满足民众需求。这说明了制度至关重要。
     秋风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一些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生态学家反复提及的命题、论点、论据，已经被全世界过去六十年的事实证明是不成立的，那些命题在理论上也是不成立的，它们都立基于错误的预设：物质主义。秋风继而做了以下阐述：
     亚当?斯密是通过对重商主义的反叛，而开创现代经济学的。而重商主义正是物质主义的：它只是关注物质的产出、交换、消费，人被忽略了。或者说，人被物化，被当成纯粹的生产要素，以及消耗财富的机器。
     斯密则把人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斯密说，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实现增长。因此，人口越多，且越自由，则分工越细密，效率将越高。当然，在斯密那里，人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人本身不是经济政策可以调整的对象，经济政策唯一的目标是满足已经出生以及即将出生的人之需求。为此，社会、政府可以在制度上下功夫，通过增进和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提高生产效率。自由是斯密经济学的关键词，它是人的自由。
     奥地利学派更清晰地揭示了斯密经济学的人本自由主义内涵，这体现在其主观主义方法论上：必须从人的主观维度理解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人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秉此精神的人构造、提升合作性关系之能力。因此，市场以自由秩序为其框架，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对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则悲惨地走上返祖之路：它返回了重商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迷信。它讨论物质性生产要素，人也只是一种要素而已。人被低估了，事实上，在这些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眼里，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必要性甚至不如机器、石油。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支持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制度和政策。当然，他们也普遍支持政府对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计划、管制、控制。
     叶檀关于人口问题的系列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经济学为基础的。有趣的是，作者给反对控制人口的论者冠以“反智”的帽子。但由这个词，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智力迷信，或者哈耶克所说的唯理主义。唯理主义者迷信人的智力，因此主张计划人口，也即控制人口增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计算机测算出一个适当的人口规模，然后政府就可以用权力追求这个目标。至于政府采取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因为这是拯救中国人和人类的伟大事业，怎么做都是合理的。
     这种唯理主义与上面所说的物质主义相互支持：只有物才是可测量、可计算的，因而是可计划的。计划经济、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计划生育政策，源于极端的物质主义。最有趣的是，这些计划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物。可以说，计划体制隐含着一个政治上的主奴结构：计划者是人，被计划者则是物。庸众是没有人的意识之动物，只知道愚蠢地生育，必须由那些有能力操纵模型的“智者”高高在上地来安排物的生育。
     秋风最后说，只有人，完整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才有尊严和优雅可言。计划生育政策把人当成物对待，生活在此制度下的人何来尊严和优雅？
     借鉴：美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贝最近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分析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他在文章中写道：
     25年前，美国的劳动力队伍曾是一个奇迹。当时，如果美国人在某一经济领域失业，他们很快就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工作。但在过去十年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美国领导人明白这件事的重要之处，他们围绕税收和支出展开的争论恐怕会呈现出与现在不同的特征。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表明，2000年，美国的失业率是七国集团（G7）中最低的。由于工作不难找到，因此美国人在找工作这件事上信心很足：它的劳动力参与率是G7中最高的。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美国15岁至64岁人口当中，就业人口占比达到74%，远高于多数竞争对手。在G7内，只有英国的就业率（72%）与美国较为接近。
     到2012年。美国的失业率已从G7内的最后一位升至第三。由于劳动力信心不足，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从G7内的第一位滑落至中游位置。其结果是，美国的就业人口占比下降了整整7个百分点，降幅几乎是英国的3倍。与此同时，在另外五个G7成员国中，就业人口占比竟然还有所上升。
     实际上，今天的美国已与里根时期或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有很大不同。它那曾经令人羡慕的劳动力市场，已让数百万美国人陷入物质和精神都很贫困的境地。呈现爆炸性增长的也不仅仅是失业人数：2000年，美国失业人口中只有6%失业时间大于等于12个月；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31%。
     美国为何丧失了这方面的优势？罪魁祸首并不是本次金融危机。美国的就业率在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下降，从2000年的74%降至2006年的72%；此外，英国发生了类似的金融危机，就业率却没有出现同等幅度的下降。正确的答案是，在一代人时间内卓然有效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安排，已不再能满足形势需要。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安排传统上由“大棒和胡萝卜”组成。原先美国人最多只能领取26周的失业保险金，这逼迫他们尽快接受工作机会，即便要为此搬家或同意减薪。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以诱人的负所得税来激励低收入劳动者，负所得税让再就业者可以领到更高的税后工资。
     有限福利加上低税收，最大限度降低了美国的“参与税率”。以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美国劳动者为例：2009年，他在经历短暂失业后找到了一份工资水平是平均工资一半的工作；按照经合组织的说法，其实他的收入只要达到他新工资水平的62%，就有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这位劳动者是在长期失业后找到工作的，再就业得到的回报就更高。这些明智的激励手段与其他国家荒谬的激励手段形成鲜明对比。在日本和爱尔兰，部分失业者面对的是逾100%的参与税率。再就业反而会让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
     美国的低就业税楔子目前仍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仅凭这一点已经不够了。科技进步减少了低技能工人的机会，而差劲的学校系统却未能教给他们相应的知识来应对这种挑战。到2005年，在美国没有高中文凭的劳动年龄人口当中，有25%处于失业状态。金融危机造成低技能的建筑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致使这一比例跃升至35%。面对这一很难安置工作的人群，美国政府被迫认识到，过去对失业保险施加的限制不仅苛刻而且无益。2009年以来，失业保险金领取期的限制被放宽；部分劳动者可领取长达99周的失业保险金。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美国领取残疾补贴的人数从500万飙升至接近900万。此类补贴没有领取时间限制。
     如果说劳动力市场的“大棒”已经断裂，那么“胡萝卜”也正在腐烂。关键挑战在于低技能工人，其中许多人没有结婚。但美国的负所得税主要是面向已婚家庭的。美国花了一代人的时间通过削减最高边际税率来加强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激励，却对工资税在低收入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听之任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在最近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出了一些美国政客或许应该听取的观点。美国应当削减工资税，尤其是针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税。应该监督残疾人的登记工作，以免针对他们的补贴政策遭到滥用，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当鼓励残疾人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此外，失业保险可由个人账户支付，从而增强劳动者迅速再就业的动力。在废除领取有效期限制后，失业保险金应与劳动者参与促就业培训项目的情况挂钩。
     迄今为止，上述种种观点均未得到美国领导人的认真关注。政客们在就税收展开辩论时，只是针对最高边际税率进行对骂，而不是睿智地反思工资税楔子。他们在就支出展开讨论时，也只是争论可自由支配支出是应大幅削减还是应完全取消。这些思路狭窄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的就业培训项目为何近期居然出现萎缩，以及为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模式相比显得苍白无力。至于美国教育改革这一关键挑战，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似乎都不感兴趣。美国的劳动力奇迹可能会因此悄然消亡。它理应有更好的命运。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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