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问题的经济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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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71期（总第1293期）  2012年9月19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关于人口问题的经济学讨论
     [导读：2012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刊登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的“新新人口论”一文，开始对中国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专题讨论。此后，财经作家叶檀、经济学家秋风、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人口学专家易富贤、社会学教授李建新等先后加入讨论。我们在此将相关的讨论做一整理，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梳理。]
    易富贤：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
     旅美学者，著有《大国空巢》一书的易富贤曾撰文指出，1996年制定的“九五规划”以及2001年制定的“十五规划”都提出“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控制在14亿以内。”2005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7亿。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但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认为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只有13.397亿，远远少于预期。
     而根据易富贤的计算，2010年中国实际人口应该在12.7亿到12.9亿之间。他认为，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被人为高估了5000万到7000万。
     易富贤认为，高估人口数据其实对中国不利，除了不利于调整人口政策外，也不利于中国的外交。而正确的人口数据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也非常重要。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维持在2.1。在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所以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只有1.3、1.4左右，根据普查数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
     易富贤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预测，在人口数量的低方案中，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亿顶峰后，于2018年开始负增长，将在2100年降低到5亿。他认为，联合国的低方案对中国来说还过于乐观，比如联合国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为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用2010年的人口结构和1.18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如果2010年后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3，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9年达到13.5亿顶峰后开始负增长。中国今后面临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坍塌。要让中国人口维持世代更替（以保持经济的繁荣），生育率需要达到2.3左右。
     孙涤：新新人口论
     2012年7月18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用“新新人口论”作为文章标题，呼吁各界关注中国人口的演进，希望引起对人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关注。他通过四篇文章阐述了相关问题。
     一、世界人口增长在迅速减缓
     孙涤指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这个变化，196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显现，1990年代在世界范围里“坐实”，在2002年的联合国人口报告得到“官方”的认定：全球的总和生育率从2.1下降到了1.85。人口规模不只是关系到经济的持续成长，而且是人类文明一切活动的“宿命”（destiny），社会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逻辑。
     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数。除了抵补父母的2，这多出的0.1是为了补偿孩子未到生育年龄夭亡的损失；在发展中地区，为了补偿较高的婴孩夭折率这个数大约在0.33；而在人类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直至二十世纪，这个数还在4以上。TFR不足2.0的水平，人口的规模就趋于缩小；一旦降到1.8以下，规模的萎缩就难以逆转了。虽然妇女把育龄往后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会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但女性的生育倾向--TFR的决定因素形成后，要改变是很艰难的事，先进国家的经验如此昭示我们。随之而来一系列的重大变更，构成政策的严峻挑战，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文章建立了一个时间通道里的“生命池”及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并通过列举的数字证明，世界，包括中国的人口增长在锐减当中，其间并没有世界范围的战乱、灾变、饥荒和瘟疫，而这个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许多伟大成果造就的。
     首先是科学技术的一系列突破，给人类的发展拓展出宽广的生存空间。而过去四十年来，人口的增长率从2.1%减到了1.1%。由此估算，2100年总人口应当在100亿附近。其关键的因素，首推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收入提升，其生育和成婚的意愿大打折扣。
     作者以TFR来度量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55年在巴西是6.1，在中国是5.6；到了2010年分别下降到了1.8和1.7，而在这个期间巴西并没有推行过严格的计划生育。通常以为生育意愿低只是欧美妇女的问题，在东北亚地区目前这个矛盾更突出。例如，2010年韩国妇女的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台湾的TFR则下降到了惊人的0.9，在全世界196个国家地区里是最低的。大陆的不少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据上海市计生委主任谢丽玲报告，上海市的TFR在几年前就下降到0.9以下。东南亚各国（除菲律宾外）的TFR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间从6降为3。印度南部也是如此。伊朗的TFR在1984年还高达7，2006年惊人地降为1.9，在首都德黑兰地区更只有1.5了。
     文章指出，经济统计分析发现，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2000美元，TFR就开始下跌，在4000-10000美元的水平时接近维持简单规模的2.1，然后继续下行。目前世界上TFR低于2.1的国家接近80个（1970年仅24国），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英国作为“产业革命”  的发轫地，TFR从5减至2用了130年，而韩国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历程。
     二、老龄化的趋势
     孙涤指出，股价波动、通货膨胀、人工上扬、房价抑制等短期问题，以及经济成长、城市发展、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国际竞争、科技创新之类中期问题，都是在人口兴衰变化的制约和支配的框架下发生的。
     孙涤把时间通道里人口分成三个年龄段，A.>64岁的称为老龄人口，B.15-64岁的称为工作人口，C.<15岁的称为少龄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如何，非常重要。除了支持率（A/B）外，（劳动）参与率（B/（A+B+C））、抚养比（（A+C）/B）、幼长比（C/A）等等，能解开许多重大的症结问题。
     文章以日本为例，日本二十年来经济熄火的根本是因为人口停滞及老龄化造成的。日本的TFR低于1.2；老龄人口比例23.5%，为全球最高；支持率（support  ratio,15-64岁的工作人口除以老龄人口，即老龄抚养比的倒数）1970年以来从8.6减到了2010年的2.6，四十年后将一路下降到1.2。
     中国的状况其实不比日本更容乐观，支持率的下降得和欧盟整体水平同样剧烈，2010年还在8.33，2050年就会下降到2.5左右（低于美国的2.6）。同日本和欧盟相比，中国的基础却薄弱得多，存在“未富先老”的担忧。
     与美国对比：2010年，中国的TFR是1.56，美国的TFR是2.08；中位年龄（活着的人自幼及老排列的居中的年龄）中国为34.5岁，美国是30.0岁；20-24岁的青壮年人数，中国为1.2亿，美国则是0.22亿；老龄人口在中国占8.2%，在美国占13.9%。两国TFR之间（2.08-1.56）0.52的差别，今后四十年里将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到2026年就开始绝对下降，美国则看不到拐点。
     以目前的趋势测算，到2050年，人口规模，中国将缩减-3.4%，美国将增加+30%；中位年龄，中国将上升到48.7岁（超过欧洲），美国将上升至40.0岁；20-24岁的青壮年，中国将为0.63亿（锐减47.5%），美国则为0.25亿（增长13.6%）。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有悬殊的变化：少龄人口，中国  -5.5%，  美国  -1.3%；工作人口，中国  -11.4%，  美国则  -6.9%；老龄人口，将占中国的26%（+17.8%），将占美国的22%（+8.1%）。总之，长跑的结果明显地偏向于美国。美国的优势全部来自移民，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并没有不一样，也在减少中，其中白人和亚裔的TFR减弱尤其明显。美国人口的健康增长，举世独一无二，乃得益于移民，美国吸纳了全球移民的一半以上。同日本一样，中国几乎没有新血的移入。
     再与印度对比：印度人口目前的TFR是2.5，中位年龄在25岁左右。至迟2035年，它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期待坐收“人口红利”，像中国过去三十年所经历过的那样。相对照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迅速用尽，且有被“透支”的趋势：中国的少龄人口缩减很厉害，在2000年还占总人口的23%，2010年却只占了17%。也就是说，靠他们来养老的工作人群，将会异常的薄弱。
     文章指出，国际间的生产和资金的互动，到头来是顺着人力的聚集和技能的起伏来流转的，假如国家能把它的民众组织起来，有效投入到经济活动去的话。重要的是先把人口变成人手，做的超出吃的；理想的是能继续把人手提升成人脑，到了相当一群人脑在相互激励的境界，生产力就能源源创生出来。
     而人类社会的合作，在社群和国际之前，先是代际的合作。每个人都是由口到手（最好到脑），必再返回到口。老而无所依，因此很严峻。从上面的数据推算，中国在2050年，支持率将只剩下2.2，低于日本目前的水平（2.6），甚至比2050年的OECD国家的平均还低。
     老龄化社会，流出生命池的速度大为迟缓。二十世纪里人的平均寿命显著延长，从大约45岁升到世纪末的64岁。发达经济的国民的寿命平均延长40%，中国人则增加了一倍还多。老龄人口需要颐养的年份提高得更多，所有的养老健保体系在建立当初，都未能充分估算到这个进步。比如，美国在1960年代推出社会退休和医保计划时，平均1个退休人员有近19个工作者，到2035年将只剩下1.9人，而其间参与计划的人，平均寿命增加长了7岁。仅此一个变化，社会福利项目就入不敷出了。
     使老龄化问题并发而作的另一个趋势也是医药保健成就的结果。五十年来每千名婴孩的夭折率从191减低至78个的同时，世界的TFR也从4.97降为2.69。妇女少生娃娃是理性的选择。中国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强有力推展的一胎化措施，对这个进展规律及其影响力度的测算是不充分的，结果造成的急停刹车，负面后果正在显露出来。
     低生育导致目前劳动力供应渐趋紧张。少龄人口和老龄人口目前比例失调，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和人伦关系产生冲击。中国的少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C/A）1975年在6左右，到2035年要降为0.5，也就是一个孩子对两个退养者。在此条件下，贯彻“孝”的理念，挑战将前所未有的艰巨。而另一方面，任何有限的积蓄，都会被腾涨的人际服务费用吃掉。
     总和生育率（TFR）十多年来远低于2.1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拐点和整体人口规模的拐点将分别在2016年和2026年前后到来。加上社会的迅速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成就在弱化的趋向、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缺陷加剧了差别扩大等等，构成了经济继续续高速增长的严峻挑战，也是代际负担不平衡和社会发展困境的根源。
     三、阴阳失调制约人口增长
     孙涤指出，中国问题的棘手，还在于一胎化的家庭政策所带来的阴阳严重失衡，即使中国有心扭转人口规模的萎缩，比起别的国家，困难要更大。中国的人口政策模型，有个基本假设为前提，就是TFR下挫到1.5不可怕，还了欠债后再让它重新返回到2.1就行了。问题是，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性别结构相当畸形，女性短缺很多。
     1954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新生女婴和男婴的比例为100:104.5，属于正常，即使当时的农村人口占了近80%；1982年这个阴阳比例是100:109；到了1990年增高为100:111，然后是1995年的100:116。2000年的第五次普查发觉，阴阳失调已经高达100:118了。目前新生婴儿的女男性别结构甚至达到了100:123，严重偏离了100:105的天然阴阳比例。长期扭曲的后果很严重，计划生育限制人口的三十年来避免了约四亿左右人口的出生，不难计算，这段时期新生儿的100:120性别比例相对于天然的100:105，女孩比常态下的要少6.8%，而男孩则比常态多出了2661万  （3636万-976万）。阴阳这样严重的失衡，社会将很难安排得和谐妥切。不但在就业、教育等经济条件，就连结婚、组织家庭、培育后代等最基本要求，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以韩国为例，其目前的TFR已经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过去五十年韩国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收入，随着国家发展和经济崛起有了极大的提升，加上婴孩夭折率大幅降低，掌握了生育规律和避孕技术，韩国妇女的生育和成婚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常见，即使结了婚也不愿意多养孩子。韩国偏爱男孩的传统是相当根深蒂固的，新生儿的性别失衡近年来虽说已有所纠正，惯性却在延续。韩国家庭的第一胎，女男性别的比例是100:104；但第二胎就变成了100:113，第三胎更上升到100:185；第四胎就更离谱，达到了100:209，人为的干预非常明显。对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的扭曲，增加了韩国扭转人口萎缩趋势的艰巨性。
     科技的累累突破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更平坦的社会、更充分的城市化、更多的教育机会，妇女有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促使她们少生和晚生孩子；事实上，技术提供的手段，如妊娠早期就能验证性别、有效避孕和安全堕胎等，助长了偏重男孩的传统观念的实现。在印度，城乡都有大量的广告，“你愿意花五万卢比解决日后五百万的嫁妆负担吗？”（印度有付巨额陪嫁才能嫁得了女儿的陋习，和我国的传统相反）来诱劝家庭放弃女胎，政府虽屡禁而不止。我国的某些地区新生婴孩的男女比例扭曲甚至高达130:100，是传统上从来没有过，没有相应的技术显然是做不到的。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人口的恢复功能，几乎全由女性来肩负。而经济运行一旦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人口的成长就成为持续成长最重要的要素。阴阳失衡，在经济方面、家庭层面、社会治安等都会出现问题。
     四、人口问题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孙涤提出，人口变化的趋势作为国家长程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经济上，人先是“人口”，在合理的市场环境下能成为“人手”，要是制度和技术对头，才可能上升为“人脑”，即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从口到手到脑的创新。
     中国的禀赋要素具有优势的是人力，参与世界市场的主要贡献当然也在劳动力。怎样善待自己优秀的劳动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培训国民技能，诱发其创造力，和其他的经济体相比更为关键。显然，中国正确的发展战略是要充分动员和运用我们优秀的国民，从口到手到脑，介入全球的经济体系。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的教育体系。
     孙涤建议，除了积极调整一胎化等人口控制政策，中国还应该努力达成以下目标：首先，大规模展开对流动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提供相关的津贴，建立雇主和地方机构激励机制。其次，尽早取消“户籍”对学童的歧视。第三，大幅增加农村地区的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学习补助，并免费提供健康保证的餐宿等。第四，大规模开办职业学校，广泛开展对劳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以适应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就业状况。
     叶檀：优生优育必须实行
     2012年8月14日开始，财经专家叶檀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连载六期“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的长篇专栏。叶檀认为，在人口领域有一些反智的理论盛行。因此她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几大领域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辨析。
     叶檀指出，就人口的指数式增长而言，一旦增长率突破某个范畴，将是爆炸性增长。另外，超生问题不容忽视，而中国的超生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群类别中，一是高收入群体，二是流动的低收入群体。其中低收入群体的超生数量据估算，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的规模，超过澳大利亚等国小口，绝非小数字。
     叶檀指出，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
     薛涌：怎样看中国人口的现实和未来？
     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指出，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修正了传统的人口预测，揭示出世界人口有可能萎缩，人口老化成为新的挑战。同时，联合国的人口报告，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计划生育并非控制人口增长的唯一手段。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的加速、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养育孩子费用的飙涨、“社会安全”等福利对养老的制度保障，都会大幅度提高妇女生孩子所牺牲的机会成本，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这一规则，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港台、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地区，都不例外。
     另外，韩国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03人，荷兰为496，日本337，英国256，德国229，中国141。即使中国的人口达到20亿，也还达不到英国、德国的密度。而印度，人口密度比中国高一倍还多，达到每平方公里382人，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马上要超越中国而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固然问题很多，但大部分研究印度的经济学家把这样的人口增长当作印度未来几十年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日本的人口密度也比中国高出一倍多，但大量国土仍然被人迹罕至的森林所覆盖。不久前还有报道说，北海道因为找不到人住，政府居然对迁去的居民免费赠送土地。事实上，人口过剩在明治时期就成为日本的心病，乃至许多人觉得不扩张就没有出路，虽然那时人口不过三千多万。但如今日本以接近1.3亿人口居然能维持这样的生态。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能够达到日本的水平，那么以现有国土维持20亿人口，生态环境和生活水平恐怕仍然会高于现在。
     叶檀：人口的成本
     叶檀在辩论文章中指出，如果把常住人口纳入城镇户籍人口，以最保守的估计，需要40万亿到50万亿元的成本。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形成了消费两极化的同时，也形成了生育率的两极群体，而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而计生与优生优育则是倡导人们更加理智、优雅地生活。
     叶檀还指出，中国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受到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束缚。其中，目前尚难以找到替代品的水资源，是制约人口的一大瓶颈，人类的脖子上套着水源之索。以有限的不可更替的水资源，面对日益增长的消耗，乃至人均消耗量的不确定速度，地球面对一场极限之战。
     而中国水资源状况极其恶劣，以占全球6%左右的淡水养活了20%左右的人口。中国属严重缺水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109位。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四分之一。在缺水严重的同时，污染也日趋严重。
     此外，城市化进程中的居民用水与农业用水增长将是刚性的。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进展，城市与农村的水资源之争也日益突出。水资源危机将带来农业危机，中国北部的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直接反映在粮食产量在九十年代后期达到巅峰后的下降：小麦产量从1997年的1.23亿吨降到了2004年的九千万吨，超过玉米和大米的下降幅度，原因就在于小麦大都分布在北方一带。更大的问题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民众节水意识薄弱。
     叶檀认为，我们已经在处于一场水源危机之中。目前的水资源养活当下的人口已经勉为其难，如果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用水量将大规模上升，中国大部分区域将陷入严重缺水状况。
     叶檀：人口与经济发展究竟是否正相关？
     叶檀指出，人口增加如何影响经济，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较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经济并未因人口增加而衰退，相反，进入了快速脱贫的时期，经济发展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好。2011年David  Lam发表的长篇论文《How  the  World  Survived  the  Population  Bomb:  Lessons  from  50Years  of  Extraordinary  Demographic  History》，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包括大宗商品与脱贫两个方面。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不少。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发表《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报告得出结论，虽然有一部分较为乐观，但仍然指出人口增长会给环境、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如环境危害资源品质下降。环境资源属于公有财产，当全人类共同承担空气与海洋污染成本、没有人愿意为雨林出资时，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加以平衡，便造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剧”。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造成营养失衡、教育质量下降。
     从大宗资源上看，资源价格多数时候较为平稳，而在特定时间大幅上升，而任何资源价格的上升，都是货币与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70年代油价上升，恰与日韩、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崛起大致同步，而2008年之前大宗商品迅速上升，恰与金砖四国尤其是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时间相当，当时几乎所有的投行研究报告都在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中存在的新兴市场溢价。人口众多的经济体起飞阶段，必然造成大宗资源价格的井喷行情，经历一轮痛苦的调整后，重要恢复均衡。
     在最近这50年中，全球脱贫现象进步明显，其中对脱贫贡献最明显的是东亚，尤其是中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人口增加，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并不多，而人口的多少不是脱贫唯一或者最重要的原因。
     比如，虽然同是人口众多的区域，东亚与非洲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循环，非洲经济增长，但人口增长更快；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相对平缓，未来人口增长的压力比非洲小得多。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经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大规模超越人口增长，将会有怎样的前景。
     在二战之后，美国婴儿潮与经济发展同步，有美国国内报告认为，正是三十年代及二次大战带来的较低出生率，间接帮助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黄金时代，被大量消化的过剩产能，使经济进入黄金时代。日本上世纪50年代后同样如此。因此，叶檀认为无法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但从全球的两大人口大区非洲与亚洲来看，可以得到不同的循环。但人口增长一旦突破临界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为负。（待续）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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