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应如何面对可能长期存在的动荡？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46期（总第1268期）  2012年6月20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世界应如何面对可能长期存在的动荡？
     [导读：全球经济风险依旧，人们期盼能够改变危机重重的局面。那么如何去做，才能应对可能长期存在的动荡？本期我们精选了四篇参考文章和报告，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鲁比尼：全球风暴无法避免
     纽约大学教授，著名的悲观派经济学家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金融和经济都是阴云密布：欧元区、美国、中国概莫能外。事实上，到2013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极其困难的情况，没人能独善其身。
     首先，欧元区危机正在恶化，由于欧元维持强势，前瞻性财政紧缩将会深化多个成员国的衰退，而外围国信贷动荡和高油价又阻挠了复苏前景。随着跨国及银行间信用的收缩以及希腊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无序退出欧元区将导致资本外逃演变为外围国银行的完全挤兑，欧元区银行系统正在分崩离析。
     此外，随着西班牙和意大利利差回到再次达到不可持续的峰值水平，财政和主权债务紧张正在恶化。事实上，欧元区所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针对银行（目前是西班牙银行）的国际援助，而是在欧元区和国际防火墙不足以抵御西班牙和意大利事件的情况下进行完全的主权援助。
     在更远的西方，美国经济表现也在萎靡，一季度增长率只有区区1.9%，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此外，4月和5月就业增长不振，因此美国可能会在年底陷入停滞。更糟糕的是，明年发生二次探底的风险正在增加：即使看起来令人悚然的美国财政悬崖最终只是次要的拖累因素，税收的增加和转移支付的减少也将削弱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此外，不管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赢得11月总统大选，关于财政调整的政治僵局都可能会持续下去。因此，关于债务上限的新斗争、政府破产的风险以及信用评级降级将可能进一步抑制消费和商业信心，拖累开支并加快资金涌向安全资产（从而加速股市下跌）。
     在东方，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投资不振情况继续而提振消费的改革来的太晚、力度太轻，则可能将于2013年陷入衰退。中国必须加快结构性改革，降低国民储蓄，增加消费占GDP的比重。
     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的经济减速已经对其他新兴市场造成了重大影响，这是由它们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决定的（也就是说，“脱钩”并没有发生）。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缺位以及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演进正在妨碍它们的增长、削弱它们的韧性。
     最后，在中东，以色列和美国与伊朗关于核浓缩问题的紧张对峙可能在2013年爆发。当前的谈判可能会失败，即使收紧制裁可能也阻止不了伊朗制造核武器。由于美国和以色列不愿意用威慑的方式牵制有核的伊朗，因此2013年可能爆发军事冲突，这将导致油价的暴涨和全球衰退。
     这些风险已然对经济减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国股市都在下跌，导致了消费和资本支出的负财富效应。重债国的借贷成本在上升，信贷配额正在挤压中小企业，而商品价格的下跌正在拖累出口国的收入。风险厌恶度的上升正在导致经济行为人采取静观其变的立场，而这给经济减速带来了某些自我实现的效果。
     与2008—2009年相比——当时决策者拥有充足的行动空间——货币和财政当局的手段快要用尽了。货币政策已经撞上了零利率和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的南墙。事实上，经济和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流动性，而是信用和偿债能力危机。与此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不可持续的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严重掣肘了进一步财政刺激的空间。
     在私人和公共去杠杆化侵蚀着经常项目赤字国内需而结构性问题给盈余国带来相同影响的当口，用汇率来提振净出口是一个零和博弈。毕竟，一国货币贬值和贸易平衡的改善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货币升值和贸易平衡的恶化。
     与此同时，阻挡、隔离和援助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也因政治和濒于破产国无力吸收银行系统更多的债务而被束缚住了。结果，主权风险正在演变为银行风险。事实上，不少国家（特别是欧元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公共债务转移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为避免欧元区出现无序结果，当下的财政紧缩应该大大放缓，新的欧盟财政契约应该辅之以增长契约，财政联盟应该辅之以债务共同化（欧元债券）。此外，即使希腊脱离欧元区，也应该成立完整的银行联盟（以泛欧元区存款保险为第一步），并考虑进一步的政治一体化。
     不幸的是，德国阻挠着所有这些关键性政策措施，因为进一步的经济、财政和银行一体化会让其纳税人暴露于信用风险中。结果，欧元区灾难的发生可能性变大了。
     鲁比尼最后说，尽管欧元区顶上的阴云最为可怖，但这并不是唯一威胁全球经济的因素。我们还是未雨绸缪为妙。
     世界新秩序将会怎样
     西蒙?尼克松（Simon  Nixo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说，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Los  Cabos）召开的G20峰会不太可能给肆虐全球经济的危机带来任何改变。
     文章说，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于2009年。当年G20峰会上，世界各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相信他们通过大规模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措施和全面的金融体系改革计划“拯救了世界”（时任英国首相布朗的话）。当时G20的应对措施被称赞为新世界秩序的开始，而实际上这可能却是旧世界秩序的回光返照。
     西蒙?尼克松在文章中指出，旧世界秩序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它是对大萧条及之后一系列灾难的应对。其主要设计者之一是凯恩斯，他的想法对当前的危机应对行动起了很大指导作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核心挑战在于怎样在金本位缺失的情况下管理经济。金本位有很多缺点，但固定汇率、约束信贷供应所带来的主要好处是，能防止政治家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外界压力，通过贬值货币来应对危机，从而给公民的生计和生活标准造成长期危害。以往的纸币试验都以灾难造终，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1720年的法国。当前这场危机考验的是现代民主体制有多大的能力遵守约束。要让人对自己的货币保持信心，自己就必须遵守约束。
     战后经济史讲述的就是寻找新途径约束政治家的历程。为防止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式保护主义重演，各国政府将很大一部分贸易政策制定权让渡给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为应对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通货膨胀冲击，各国政府将利率制定权让渡给中央银行。近年来，政治家不得不接受“债务刹车”等限制其借债的工具，很多政府已开始接受来自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一类独立机构的外部监督，或欧盟委员会依据欧元区《财政协定》（Fiscal  Pact）实施的监督。
     但这并没有阻止政治家们继续寻找便捷的解决方案。尽管数万亿美元的刺激支出没有带来预料中的经济复苏，顽固的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坚持认为办法在于加大剂量。但刺激本身只能是政府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疲软问题时的一种过渡性办法。经济疲弱的根源通常是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
     低效企业免于承受市场压力、工资过高、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实在太多。就业法规和工会压力挫败了企业改变用工行为或削减成本的努力。千创百孔的银行体系无法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或为可行项目融资。质量低劣的教育体系和僵化的移民法规阻碍了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官僚机构的浪费和腐败对投资起着抑制作用。
     过往的刺激政策虽然赢得了一些时间，但G20集团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利用赢得的时间在供应方面实施了旨在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改革。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如此，美国、英国尤其是日本也不例外。的确，从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来讲G20峰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金融领域的改革必不可少，但是G20的做法未免过了头：为了追求完美，决策者引发了深层次的顺周期冲击，导致了紧缩性信贷挤压。
     西蒙?尼克松指出，就这一点来说，现实正在令决策者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全球监管行动的最高指挥、英国央行行长金（Mervyn  King）最近呼吁重新考虑《巴塞尔协议III》中导致银行以超低收益率的央行储备和政府债券的形式囤积现金的流动性规定。让有关流动性的规定的回归合理可让数千亿美元被用于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当中，让银行能够创造资本，并最终增加放贷。
     但是G20的领导人需要做的还远不止这些。政治家们非但不能抱怨缺乏经济手段，而且要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供应方面权力的重要性，也即政治家们的真正职责在于微观而不是宏观上的决策。只有他们能决定如何在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基础设施投资、监管和适当的税收当中实现适当平衡。他们的责任是保证国家经济具有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不因过度负债、赤字或国际收支危机而轻易受到金融冲击的影响。
     然而，政治家们认为这难以接受。在后金本位制度的世界，选民们习惯了相信永远存在无痛的解决方案。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显然认为，说服德国用欧元区债券支持其破产的经济模式比说服选民接受改革更容易。
     英国的政治家私下里琢磨，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否会提供一个推动他们现在没有勇气实施的改革的机会。所有的政治家都知道，一旦他们推动不受欢迎的改革，像希腊激进的左翼领导人齐普拉斯这样对金融一窍不通的民粹主义者就会伺机而动，誓言挑战经济和政治现实。
     文章最后指出，世界仍然处在十字路口。旧的秩序已经与2009年伦敦和匹兹堡的20国峰会一同成为过去。以往的刺激政策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全球领导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新的世界秩序将会是怎样的。他们是否将致力于实施让经济更具竞争力的改革？或者，他们是否将挣脱过去70年来束缚自己的枷锁，并试图规划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而后者毫无疑问将会带来混乱。
     世行：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管理应对全球动荡
     2012年6月12日，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  Managing  growth  in  a  volatile  world），这份报告以“在动荡的世界中管理增长”为题，对全球经济进行分析和展望。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做好准备面对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波动，再次强调中期发展战略，同时准备迎接更艰难的时期。
     报告认为，欧洲高收入国家重现紧张局势，使得今年头四个月取得的成果受到侵蚀，本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均已出现回弹，投资者中的风险规避情绪也有所缓和。但从5月1日以来，市场恐慌情绪上升并已蔓延。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股市下跌7%左右，损失了此前四个月收益的三分之二；大部分工业原材料价格下跌，原油和铜的价格分别下跌19%和14%；同时，由于国际资本逃向美、德政府债券等避风港资产，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纷纷贬值。
     截至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并未恶化到2011年四季度的程度。除欧洲中亚和中东北非地区外，作为市场情绪关键指标的发展中国家信用违约掉期（CDS）仍远低于2011年秋达到的最大值。
     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汉斯?蒂莫说：“全球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情绪在中期仍有可能波动不定，给制定经济政策带来难度。在这种环境中，发展中国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生产率上，加强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忙于对每天的国际环境变化做出反应。”
     不确定性增加将会加剧此前业已存在的来自预算削减、银行业去杠杆化和发展中国家能力局限的逆风。因此，世界银行预测，发展中国家2012年的增长率将会放缓至相对乏力的5.3%，之后逐渐走强，在2013年回升至5.9%，2014年达到6.0%。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也趋向疲弱，2012年、2013年和2014年预计为1.4%、1.9%和2.3%，而欧元区的GDP在2012年预计下降0.3%。从总体看，全球GDP同期增长率预计2.5%、3.0%和3.3%（采用购买力平价加权，2012、2013和2014年全球增长率预计分别为3.3%、3.9%和4.2%。）。
     此种基准情景预测仍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不过，假如欧洲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一个发展中地区能够幸免。欧洲中亚发展中国家与欧洲高收入国家在贸易和金融上联系密切，因此尤其容易受其影响，但世界最贫困国家也会受到波及，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汇款、旅游业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和短期债务水平偏高的国家。
     全球宏观经济主管、报告主要作者安德鲁?伯恩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需要行动起来减少脆弱性，通过降低短期债务水平、削减预算赤字、回归中性的货币政策态势等方式。这样做可以使他们有更多的余地，一旦全球形势急转直下，可以采取宽松的政策。”
     报告中对各地区增长前景的预测主要内容如下：
     东亚太平洋地区：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增长率呈现温和放缓的趋势，2011年GDP增长从2010年的9.7%降为8.3%。最近全球金融状况出现恶化，预计将会加剧此前已存在的逆风，包括高收入国家需求相对疲弱以及中国步入增长放慢阶段，进而导致  2012年地区增长率温和放缓至7.6%，之后更大范围的全球复苏会提振出口，推动2013年地区增长率达到8.1%，  2014年降至7.9%。中国的GDP增长预计将从2012年的8.2%到2014年加快至8.4%。
     欧洲中亚地区：虽然2011年四季度欧元区出现经济下滑，但欧洲中亚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仍实现了强劲增长（5.6%），推动因素是旺盛的内需和俄罗斯、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的粮食丰收。然而，2012年初的恶劣天气状况、部分国家的能力局限、欧洲银行去杠杆化以及欧洲高收入国家再现动荡，预计都会影响今年该地区的GDP增长，令其放慢至3.3%，之后开始温和复苏，  2013和2014年预计增长率可分别回升至4.1%和4.4%。
     拉美加勒比地区：在拉美加勒比地区，由于较大型经济体增长明显放慢，该地区的增长率从2010年的6.1%降至2011年的4.3%。在巴西，随着投资增长和私人消费下降，GDP增长率在2011年大幅下落至2.7%（2010年为7.5%）。外部环境疲弱和部分国家的能力局限给该地区的短期前景蒙上了阴影。地区GDP增长预计在2012年会放缓至3.5%，2013年和2014年分别回升至4.1%和4%。同时，巴西2012年预计增长2.9%，仍低于其潜力，  2013年和2014年逐渐加快至4.2%和3.9%。
     中东北非地区：中东北非地区的状况仍以不确定性、波动和政局变化为特征。2011年GDP总量增长1%，从2010年的3.8%下落。2012年地区增长继续乏力，预计为0.6%，主要反映出制裁对伊朗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叙利亚和也门的GDP持续下降。随着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减退，该地区的增长率应会逐渐回升，  2013年和2014年预计可达2.2%和3.4%。埃及经济预计会走出负值区域，  增长率在2012年可达1.4%，  2014年升至4.6%。约旦和黎巴嫩的增长率预计也会出现强劲回升，而油价预计在2012年平均接近每桶107美元，将有益于该地区的石油出口国。
     南亚地区：欧元区危机刮来的逆风造成出口大幅减速和证券投资流向出现逆转，导致2011年南亚地区的增长率从2010年的8.6%下降到7.1%。由于货币政策、改革停滞不前以及电力短缺加上对财政和通胀的担忧影响了投资活动，印度的增长尤其乏力。政策的不确定性、财政赤字、持续通胀和基础设施缺口将会继续对投资活动产生负面影响，预计会限制地区增长，  2012年增长率预计为较温和的6.6%，2013年预计增长6.5%，2014年预计增长6.7%。印度的增长率预计会在2012-13、2013-14和2014-15财年（以要素成本计算）分别升至6.9%、7.2%和7.4%。
     撒哈拉以南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在2011年继续保持强劲，达4.7%。在不包括南非的情况下，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可达6%，使其成为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之一。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性出现改善，带来该地区私人投资流入增加，中期前景看好。随着全球需求趋强和内需保持旺盛，地区增长率有望走强，  2012年预计可达5%，2013年预计可达5.3%，2014年预计可达5.2%。
     林毅夫：升级到“发展3.0”
     林毅夫最近撰文指出，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人均收入相当。但是从那以后，随着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迅速统治世界，各国财富急速分化。近些年，即使是在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直到2000年，七大工业国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今天，中国和一些大型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人。
     然而，尽管是在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1950年到2008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能够以十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与此同时，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是世界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结构主义模式是主流的发展模式，目标是为了改变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其与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通常，结构主义者会建议政府采取进口替代策略，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称此为“发展经济学1.0”。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获得了初始投资导向型的成功，紧随其后的是不断的危机和萧条。
     从“发展思想”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这些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去理想化的市场体系，这些体系在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此为“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结果充其量也就只引起了一点争议，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迷失的年代”。
     鉴于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双边捐助者和全球发展社区越来越关注该地区的教育和卫生项目，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又是为了带来经济增长。但是服务提供系统却不尽人意，所以焦点转移到促进该项目的绩效，埃斯特?迪弗洛等麻省理工学院贫穷行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率先对此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
     林毅夫将其称为“发展经济学2.5”。在北非的旧体制下，人们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但是却没能促进经济发展，也没能给受过教育的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从北非的经历来看，这种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实现了动态增长和工业化的东亚及其他经济体，没有采取进口替代策略。相反，他们追求出口导向型增长。同样地，毛里求斯、中国和越南没有施行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快速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他们遵循一种双轨渐进的方法（但是各种管理指标却一直表现很差）。在教育，卫生，缓解贫困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方面，两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都没有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来设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项目。
     如今，需要一个“发展经济学3.0”。林毅夫认为，从认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到促使其改变，这种转化如同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记住，亚当?斯密将其巨著称为《对国民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同样，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之上，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研究。
     迄今为止，“发展思想”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发达国家表现较好的方面（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或者是在人道主义立场看来很重要但并未直接导致结构变化的方面（卫生和教育）。
     林毅夫说，他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以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他们的禀赋）为基础，将焦点转向他们好的方面（他们的相对优势）。动态结构变化从那里开始，成功将孕育成功。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最佳产业结构，即所有的产业都符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这种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激励国内企业的投资选择与该国的竞争优势相一致。
     如果整个国家的企业能这样做，那么该国的经济将会具有竞争力，资本将会迅速积累，禀赋结构将会改变，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将会转化，经济也会需要升级其产业结构到一个相对较高的资本密集度。所以，成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需要首位行动者，而且需要技能、物流、交通、融资渠道的提升，以及其他各种变化，许多都超出了首位行动者的能力。政府需要提供足够的鼓励措施，来激励首位行动者，而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必要的改进措施或协调私人公司在那些领域的投资。
     很明显，结构改变具有创新性。发展中国家，通过复制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因此受益于自己的后发优势。基于成功国家的经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里有可能继续保持8%的年增长率（或更高），在一代或两代里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政策框架，促进私营企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受益于后发优势。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2年第46期（总第1268期）            2012年6月2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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