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缓慢复苏中的变化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42期（总第1264期）                2012年6月6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美国：缓慢复苏中的变化
     与欧洲的“水深火热”不同，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基本处于一种缓慢复苏的过程之中，但这种复苏又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对美国来说，缓慢的增长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两大令人担忧的问题。而因金融危机所揭起的一些问题如不平等性问题等不断地被人们指责和诟病。而且，人们正在审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影响力和作用所发生的变化。
    一、美国经济的低增长与高失业率
     经济低增长和失业率居高不下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分析美国经济形势说，此时此刻，美国经济在低增长和高失业的围追堵截下步履蹒跚。2011年产出增长率只有1.5%，真实人均GDP甚至比2007年底经济收缩开始时还要低。尽管2011年4季度GDP增长年率达到了3%，但其中一半是存货积累贡献的。面向家庭、企业和外国消费者的最终消费增长年率只有1.1%，甚至还不如2011年上半年。而且之前对2012年GDP1季度增长年率的预测只有可怜的2.2%，仅增长了1.6%。
     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也令人失望。3月失业率为8.2%，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的合适且可持续的长期水平高出将近3个百分点。尽管这个数字叫一年前的9%有所降低，但有一半要归因于不少失业者已停止寻找工作的努力，而不是  工作岗位数量和就业率的增加。
     事实上，官方失业率数字低估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据估计，6%的雇员的每周工作时间少于期望时间，大约2%的潜在雇员被计为失业，因为他们在过去数周内想找但没能找到工作。将这些个人加到被官方失业统计口径中，则有15%的潜在劳动参与者不能如愿工作。
     今年年初注册就业率的稳步增加提振了总体信心。但3月份注册就业率增长率只有前两个月的一半，此外，最近申请失业救济工人数量上升到了四个月来新高。
     即使是有工作者，也在面临收入下跌的窘境。在最近几周中，真实平均周薪出现了下降，跌至18个月前的水平之下。跟广义的真实人均税后个人收入指标也在下降，跌到了1年前的水平。
     尽管收入下降了，但2012年初家庭还是大幅增加了支出，这是通过将储蓄率削减至3.7%实现的。如果储蓄率不能在如此之低的水平上继续下降，那么消费支出就不可能稳健增长。最新报告显示，消费者信心在下降，这增加了支出将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下降的可能性。
     此外，房地产市场疲软依旧。最可靠的可比房价指数一月低过一月，真实价格较一年前下跌了7%，这意味着家庭财富蒸发了1万亿美元。大约25%的屋主背负着超过住房价值的按揭，因此房价的下跌意味着违约和收房率的高企。下跌的价格和收紧的贷款标准一起，将潜在购房者驱赶到了租房市场中，导致最近新屋和旧屋销量双双下降。
     美国经济的疲软之势并不局限于家庭部门。工业产量在过去两个月里停滞不前，工业产能利用率也出现了下降。供给管理委员会（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的月度采购调查数字显示，服务企业现在也陷入了颓势。
     放眼未来，阻力重重意味着要在今年余下时间内取得上佳表现非常苦难。能源价格的上涨正在挤出家庭在非能源商品和服务上的真实支出；欧洲和亚洲的疲软将拖累美国的出口；州和地方政府正在削减支出；而对2013年增税的担忧将同时影响商业投资和高端消费者的支出。
     费尔德斯坦因此认为，经济问题将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美国的高失业：周期性还是结构性？
     布鲁金斯学会的加里?伯特莱斯（Gary  Burtless）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High  Unemployment:  Cyclical  or  Structural”中说，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结构性失业人口激增造成的长期失业人口增长，使美国失业率持续飙升的可能性增大。失业者分为周期性失业者和结构性失业者，周期性失业者随着商业周期变化而增减，而结构性失业者甚至在经济增长期仍不见减少。由于美国失业率高企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许多观察家们担心目前结构性失业已经变成全美就业市场的顽疾。
     伯特莱斯认为，假如美国确实存在结构性失业者比重较大的问题，那就意味着传统的应对高失业率的举措之效果将减弱。美国国会将无法通过增加支出或减税来推动经济加速复苏。不论是采用常规或非常规货币政策，美联储都将无法安全地推动美国失业率降至4.5%。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娜拉亚娜?科切尔拉科塔（Narayana  Kocherlakota）表示，目前结构性失业者规模非常庞大，当失业率降至6.5%至8%区间时，美联储将不得不担心通胀压力。这意味着，同过去20年里的多数时间相比，事态发生了重大转折。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及大衰退前的几年中，美国失业率远低于6%，但美国通胀压力并不明显。但是，如果长期失业者无力胜任新增就业岗位，失业率攀升将再度引发通胀。
     结构性失业者的技能水平使他们很难胜任招聘职位。一些理论阐明了普通失业工人沦为结构性失业者的原因。第一种理论将长期失业造成的工人技能退化或就业热情下降视为首要原因。第二种理论将雇主对待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求职者的态度视为首要原因。即使长期失业者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不亚于其他求职者，雇主们也可能将长期失业者视为不具备资格的应聘者。
     来自欧洲的证据显示，长期失业者对通胀压力的抑制作用不及那些刚刚被解雇的失业者。但美国这方面的证据远远不足。如果美国长期失业者对通胀压力的抑制作用不及新失业者，统计数据很难反映出这种作用。
     但是，伯特莱斯认为，长期失业显然是美国就业市场的一个重大问题，但长期失业并非等同于结构性失业。美国的部分长期失业者显然完全不具备招聘职位所需的技能，但多数待业时间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失业者至少具备部分招聘岗所需的技能。2007年3月至2011年3月期间，美国失业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失业者人数增长了300万人。超过28%的新增长期失业者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多数长期失业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在于裁员大潮过后裁员数量减少使得雇主们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寥寥无几。
     伯特莱斯继而指出，在过去10年之初，美国待业求职人员/招聘职位之比为1.5：1。在2001年经济衰退时期，这一比例攀升至约2.8：1，在2007年这一比例回落至1.5：1。经济大衰退使得求职者就业难度骤增。在2009年末，美国待业求职人员/招聘职位之比飙升至6:1以上，2011年这一比例仅降至4:1。如果求职者人数远超招聘职位数量，失业者在某一周找到工作的几率将低出很多。短期失业者很可能因而转为长期失业者。
     在一个求职需求远超职位供应量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失业者人数持续攀升不足为奇，因为新增就业岗位数量相对较少。雇主们往往倾向于聘用新毕业生或新下岗人员，而非长期失业者。这加大了长期失业人群的就业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期失业者就是结构性失业者，或是不具备就业能力。
     美国经济康复够快吗？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公司首席执行官默罕默德?A.  艾尔-艾利安（Mohamed  A.  El-Erian）认为，六大国内要素表明，美国经济正在缓慢康复。对某些观察者来说，这些因素已足以形成临界质量，让经济达到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
     最新经济数字显示了疲软（包括5月就业岗位净增量仅仅69000个），5月份就业报告中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数字一下子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健康度和持久力的广泛担忧。艾尔?艾利安总结了六大积极因素，并分析了它们为何不足以提振经济。
     首先，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一直都很健康。它们手握大把现金，债务的利息支出很低，本金负担也可以一再延期。许多跨国公司都搭上了新兴经济体需求旺盛的东风，大把延揽免费现金流。
     第二，公司现金并不是唯一的可观闲置购买力来源。富裕的家庭也可以作为支持消费和投资的重要来源。
     第三和第四个积极因素与房地产和劳动力市场有关。这两大领域疲软已久，是周期动态中的主要拖累因素，在传统上，周期动态总会将美国带出暂时性的经济减速。最近的数据表明，房地产市场可能已开始筑底，尽管筑底过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自2010年9月以来，就业一直维持正增长，尽管增速比较缓慢。
     第五是美联储。尽管其前无古人的非常规政策立场招来了颇多不无道理的质疑，但美联储仍准备在经济疲软时采取更加积极的手段。事实上，如果美联储在无意中犯了什么错误（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美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前景“极其不确定”），那多半是错在松得太久，而不在过早紧缩。
     最后，11月大选即将到来。因此有人认为，大选结束后华盛顿政客们最终能够更好地在一些颇为紧要的政策讨价还价中形成一致。除了消灭财政悬崖这个危险的怪物——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相当于GDP的4%的损失，其形式包括过度的支出削减和全面的增税——之外，政治效率的改善还能够消除其他困扰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这六大因素均表明，经济将出现实质和潜在的康复。因此，毫不奇怪，不少人对此欢欣鼓舞，认为美国终于能够摆脱增长反常疲软、失业持续高企和不平等性高企且不断恶化的三重萧条打击。问题在于，不管从独立的角度还是从联合的角度看，这六大因素都无法扭转局势，原因有四：
     第一，美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和金融阻力极大，因为欧洲危机在不断恶化，随着某些国家的储户大举逃离本地银行，欧洲危机正在进入更具破坏性、更不可预测的阶段。但这还反映出主要新兴国家的增长也开始减速，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第二，美国经济中有太多部门还没有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过程。毫无疑问，银行系统的去杠杆化程度既不能满足监管者，也不能令市场满意，这限制了信用增长的势头。许多家庭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目前家庭平均储蓄率已跌至4%以下，太多家庭已经或正在耗尽他们的紧急情况应对金
     第三，过去几年来反常的货币政策积极主义可能会导致附带伤害、造成意外后果。分开看，所有问题都不足以致命，但综合起来，它们可能摧毁经济活动，让市场功能瘫痪。别忘了，美联储的政策赌注是，整体经济情况的改善抵消这些“成本和风险”（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语）绰绰有余。但这一总体化的收益并没有实现。
     第四，也许最重要的是，增长和就业的持久性障碍迟迟得不到消除意味着其中一些障碍已经深深嵌入了美国经济的结构之中，从而侵蚀了美国经济的活力和响应能力。比如，长期失业人口高达540万，平均失业期也达到了历史平均水平的2.5倍，工人很难快速找到新的工资和薪水与前一份工作相当的生产性岗位。类似地，年轻人失业率水平已达到了足以引起警觉的程度，职场的相对新人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就得面临失业的状况。
     艾尔?艾利安认为，形势是严峻的。美国经济正在逐渐康复，但做得还远远不够，事实上，我们迫切需要重塑美国经济的传统生气和活力。最重要的是，稳健的复苏要求华盛顿形成真心实意的建设性合作，这正是眼下所难寻觅的迹象。除非形成了这样的合作，否则让经济达到逃逸速度的愿望将永远是愿望。此外，美国经济仍然处在反常的停滞阶段，而没有进入大踏步向前的过程，其受世界其他国家风暴冲击的脆弱性还在与日俱增。
    二、美国的难题
     美国不平等性的代价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强烈抨击了美国的不平等问题，他认为美国不平等程度为发达国家之最，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在2009—2010年的“复苏”中，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获得了93%的收入增长量。其他不平等性指标——比如财富、健康和寿命预期——有过之而无不足。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日益贫穷。
     如果顶层的高收入来自更大的社会贡献，这倒也说得过去，但大衰退所展现的另外一幅图景：即使是银行家——他们毁掉了全球经济和所在公司——也获得了不菲的奖金。
     更仔细地审视顶层阶级，我们可以发现寻租的作用畸高：有些人从垄断权力中攫取财富；有些人身居CEO高位，利用公司治理的漏洞将不成比例的公司利润揽入自己腰包；还有人利用政治关系从政府的慷慨中获利——比如政府的高价采购（药品）和低价出售（矿权）。
     类似地，金融业的财富部分来自剥削穷人——通过掠夺性贷款和泛滥的信用卡消费。在这些例子中，顶层人士的富裕直接建立在底层人士的痛苦之上。
     如果滴漏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一种所有人都能从顶层人士的发迹中获益的奇谈怪论）中含有那么一丝真理的话，这或许称不上大坏事。但如今大部分美国人的境况比15年前的1997年还不如——真实（经通胀调整的）收入下降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全被顶层攫走了。
     美国不平等性的辩护者指出，穷人和中产阶级不应该抱怨。尽管他们在经济蛋糕中分得的比重较过去减少了，但蛋糕本身扩大了很多——此乃富豪和超级富豪之功——因此他们所分得的份量其实是有所增加的。然而铁证如山，这种言论纯属胡诌。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至今的几十年中，共同增长时期的增长率要比1980年以来的两极分化时期高得多。
     只要你能够理解不平等性的源头，对于出现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寻租导致了经济扭曲。当然，市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但市场是受政治影响的；而在美国，政治现金形成了一个几近腐败的系统，政府和产业之间的后门越开越大，政治在受金钱的影响。
     比如，破产法把衍生品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允许清偿学生贷款——不管所提供的教育是多么不充分——这不啻于洗劫底层来接济银行家。在一个金钱压倒民主的国家中，可以预见，类似的立法将会频繁出现。
     但不平等性的恶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少市场经济体比美国做得好得多，不管是从GDP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大多数公民生活标准提升的角度。一些国家更是出现了不平等性有所改善的现象。
     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平等性导致了增长减速和效率低下。缺少机会意味着最宝贵的资产——人得不到充分利用。许多底层甚至中产人士并没有获得与其潜力相符的生活水平，因为不需要公共服务又担心强势政府会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实行减税和削减政府支出的政策。这导致了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的投资不足，阻碍了增长引擎的充分转动。
     大衰退恶化了不平等性，同时削减了基本社会支出，而高失业又压低了工资。此外，调查大衰退起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改革专家委员会和IMF均发出了警告，称不平等性导致了经济不稳定。
     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不平等性正在侵蚀其价值和身份。不平等程度是如此之高，要是你发现所有公共决策——从货币政策到预算分配——都受着不平等性的掣肘，一点都不用奇怪。美国不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这里是富人的天堂，有钱就能得到平等——按揭赎回权丧失危机就是明证，大银行仗着自己规模庞大，认为它们不但不能倒，甚至不可问责。
     美国不能再向从前那样自视为希望之地了。但妄自菲薄也不可取：振作起来重塑美国梦为时未晚。
     美国的公司税难题
     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哈斯学院教授劳拉?泰森（Laura  Tyson）对美国公司税收问题进行分析时认为，如今，美国的法定公司税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尽管实行了多种税收减免和其他优惠措施，有效边际税率——即公司需要支付的税额占美国新投资的比重——仍然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劳拉认为，美国相对较高的税率无异于鼓励美国公司将投资、生产和招聘放到国外去进行，也阻止了外国公司前来美国，而这又意味着更慢的增长、更少的就业岗位、更小的生产率改进以及更低的真实工资。
     在传统智慧看来，公司税负担首先是由资本所有者以低回报率的形式负担的。但是，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加，流动性相对较低的工人正在以更低工资、更少就业机会的形式承担更大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在削减公司税率。由此造成的“减税竞赛”反映了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争夺资本和技术机密以支持本国就业和薪资。
     此外，由于创新金融交易和合法避税机制的存在，高公司税率是一种低效率、高成本的税收收入工具。公司可以操纵其法律登记地和收入的地理源来达到此种目的，这样做的激励和空间在竞争优势取决于无形资本和知识的部门尤其强烈和广大，而这些部门正是美国经济竞争力之主要所在。
     如果没有紧密广泛的国际合作，美国就必须加入减税竞赛，降低公司税率。更低的税率能增强美国投资和就业岗位创造的激励，减弱避税的激励，还能去除大量起到妨碍效率的扭曲作用的税法内容（包括债券融资较股权融资显而易见的税收优势以及非公司业务较公司业务显而易见的税收优势）。
     但公司税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联邦收入将减少120亿美元/年。此收入损失可以用所谓的“公司税支出”的减少（即税前扣减、税收豁免和其他对某些经济活动的税收补贴）以及惩罚他人（扩大公司税基）弥补。奥巴马的企业税改革计划和辛普森-鲍尔斯（Simpson-Bowles）的赤字削减计划都打算通过减少此类支出补偿公司税率的下降。
    （待续）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2年第42期（总第1264期）    2012年6月6日（星期三）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