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缓慢复苏中的变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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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44期（总第1266期）                2012年6月13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美国：缓慢复苏中的变化（二）
     与欧洲的“水深火热”不同，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基本处于一种缓慢复苏的过程之中，但这种复苏又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对美国来说，缓慢的增长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两大令人担忧的问题。而因金融危机所揭起的一些问题如不平等性问题等不断地被人们指责和诟病。而且，人们正在审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影响力和作用所发生的变化。
     （上接第42期）
     （续“美国的公司税难题”）公司税支出缩小了税基，提高了守法纳税的成本，也扭曲了投资项目、如何融资、采取何种企业组织形式、在何处生产等方面的决策。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和鲁尼（Adam  Looney）5月3日出版的报告《关于税收改革的若干事实》（Economic  Facts  About  Taxes:  Rates,  Revenues  and  Reform  Options:  Unedited  Transcript）指出，由此造成的不同企业活动之间有效税率的差异非常大。如果公司税改革的目标是提振投资和就业岗位创造，那么扩大税基以补偿低税率将不利于达成目标。堵上“特殊利益”漏洞（如石油和天然气税收减免，或公务机税收减免）并不能增加足够的收入弥补有意义的税率削减。而阻止加速折旧、制造业产品税收扣减和研发税收减免（大约占公司税支出的80%）也将牵涉重大权衡。
     事实上，削减这些项目以“补偿”公司税的降低可能最终会抬高美国公司经济活动的总税负。禁止设备的加速折旧会提高新投资的有效税率；国内生产不再享受税收优惠将增加美国制造业的有效税率；而取消研发税收优惠将减少创新方面的投资。
     劳拉认为，美国不应该削减已被证明对商业投资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至少一部分因降低公司税率造成的收入损失应该用提高公司股东税率的办法来补偿。大部分降低了公司税率的国家都采用了这个办法，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
     美国的股票红利和资本利得税率为15%，处于历史最低值，而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处于历史最高值。资本所有者低税率的捍卫者指出，这让公司收入的“双重”税收最小化了——首先是对公司征税，然后再对公司股东征税，降低公司税可以削弱这一说法的说服力。此外，养老基金、退休金计划以及非营利组织（大约获得了50%的公司红利总额）的收益不用纳税，从而可以从公司税率降低中获益。
     尽管公司收入的个人税收降低了储蓄的税后回报，但与公司税相比，它们具有更小的对投资目的地选择的扭曲效应，也更容易落在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头上。此外，从个人公民和居民股东头上征税要比从跨国公司头上征税容易得多。苹果公司可以采用复杂的手段操纵其公司收入的来源地，但持有苹果股票的美国公民个人则必须报告其收入（不管在世界何处赚得）中的苹果股票红利和资本利得。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对资本利得和股票红利像正常收入一样课税（按1997年之前的标准，长期资本利得税率最高不超过28%）可以将公司税率从35%削减至26%。这样的变化能够减弱公司将投资转移海外或将利润源移向低税收地区的意向，同时将更多的公司税负由劳动力转给资本所有人，从而增加税收结果的累进效用。
     对许多相信公司并未支付合理的税收比重并担心不平等性愈演愈烈的美国选民来说，提高公司税颇具吸引力。但是，在一个资本可以流动的世界里，提高公司税率或维持现有水平不变，并无法增加（财政）收入，无益于增进税收制度的累进效果，也无益于帮助美国工人。
     财政政策如何促进增长
     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伯斯金（Michael  Boskin）认为，两大相关政策之争将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前景形成关键影响。第一个政策之争是“紧缩”和“增长”，即短期赤字削减和增加财政刺激。大西洋两岸的左派均认为，增加（而不是减少）政府支出对于将经济拉出衰退是必不可少的。右派则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应该是财政整合。
     在欧洲，巨额赤字和债务-GDP比率的飙升已经引起了债权人的警觉，激发了政治紧张。特别是德国要求重债南欧国家采取更多的财政紧缩，而后者的工会（还有选民）拒绝这样做。美国尽管离债券市场沸腾还相去甚远，其领导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债务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
     第二个政策之争是长期结构性问题：减慢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改革税制，并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比如，在欧洲，提高可领取公共退休金的退休年龄并削减政府部门就业人数将减轻福利国家负担。
     在美国，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的胜出表明美国不会走欧洲社会福利模式的老路。但奥巴马及其国会盟友拒绝了政府应该仅充当弱势群体最后援助者这一共识，而支持个人和企业更加依赖福利项目和其他公共支出、定向减税、监管和贷款。
     分清预算对经济的影响和经济对预算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少例子——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和丹麦——表明，财政整合在短期有助于经济扩张，因为更低的利率和汇率带来的信心提振足以刺激需求。
     当然，如果世界上多个国家同时开始财政整合，与此同时，利率已经十分低，且一些最大经济体同处一个货币联盟，那么就不太可能产生有利的结果。但在增加赤字融资支出是否能够快速提振经济增长方面，正反面的例子都有。
     伯斯金在他撰写的调查报告《旨在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  for  Economic  Growth）中推论，短期乘数——由更高的政府支出带来的经济活动的总体变化——在理论上可以达到2，如果央行将其政策利率降低到零的话。换言之，政府所花的1美元可以在极短期内让GDP增加2美元。但问题在于，从第2年开始，乘数就会变负：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而不是扩张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此外，重债国的短期效果也会打一个折扣，甚至在经济扩张期内变成负值，如果预期未来支出税会有所提高的家庭和企业将现金储蓄起来而不是花掉的话。
     叫停财政整合可能会导致它半途而废，但整合太猛又有可能会暂时拖累增长。但现在要求更多债务融资刺激的人需要面对数不清的证据：公共债务过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阻碍增长。经济学家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他们的书《这次不同了》（This  Time  is  Different）出版后发表的一篇论文“债务时代的增长”（Growth  in  a  Time  of  Debt）中指出，债务/GDP比率超过90%将伴随着经济增长在23年里减速整整一个百分点。因此，过度举债最终的累积成本将超过深度衰退带来的收入损失。
     明智的政策同时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效应。比如，美国和欧洲都急需长期的退休金和医疗改革。欧洲需要进行结构性劳动力市场改革并必须解决主权债务过度、银行危机以及欧元区未来的问题。美国必须改革其税法，以期从更多的人和更广的经济活动中征收更多的收入（一半美国人口不用缴纳联邦所得税，现行税法要么将多种收入源排除在纳税范围外，要么给予了税收优惠）。
     在未来几年中——即中期——所有国家都必须实施难以逆转的财政整合，这将让私人部门相信，渐近和被推迟的调整（主要是预算的支出方面）最终将发生。总的来说，成功的整合需依靠支出削减，而不是税收增加——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权重应该是五比一或六比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削减了相当于GDP的5%的支出，在保证增长强劲的同时实现了预算平衡。加拿大在过去20年中削减了相当于GDP的8%的指出，也获得了相同的繁荣。
     从短期看，只有在中长期措施就绪的情况下，支出弹性才有合适性可言。这一妥协——在德国与南欧之间以及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应该兼具经济和政治可行性。
     如今，许多公民的日子都不好过，政治领导人面临着棘手的任务：采取可信的中长期改革，同时又得保证经济在短期内不会脱轨。他们没有多少犯错的经济空间，政治空间就更少了。
    三、美国影响力和全球作用的变化
     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变化
     欧亚集团总裁伊安?布雷默评价美国目前在全球的影响力时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宣告了我们所熟悉的全球秩序寿终正寝：70年来，美国第一次不再能够推行国际日程和在当今最紧迫的问题上成为全球领袖。
     事实上，美国拒绝在拯救欧元区、干预叙利亚以及动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尽管以色列强烈支持这样做）已经表明它的海外形象有所调整。总统奥巴马正式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并正在从阿富汗撤军——只能用控制撤军节奏来挽回最后的颜面。美国正在交出领导权杖——尽管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组织愿意或能够接过它。
     简而言之，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许依然像从前那样积极，但免不了正在走下坡路，越来越难以维持其超然的地位。结果，诸多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贸易、资源稀缺性、国际安全、网络战、核扩散等等——将注定愈演愈烈。
     布雷默将这个变化的格局称作“G0世界”（G  Zero  World），他认为这是一个更动荡、更不确定的环境，全球政策问题的协调早已被抛诸脑后。讽刺的是，这一令人沮丧的新环境倒让美国落得了清净；事实上，这给了美国一个全新的利用其独一无二地位的机会。G0世界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件坏事——只要美国能打好手里的牌。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诸多剩余力量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美国仍然是唯一的真正超级大国和第一大经济体，比中国大出一倍有余。美国的国防支出几乎占据了全球总数的半壁江山，比随后的17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元仍是世界储备货币，2008年，危机一冒头，投资者们便纷纷涌向美国国债，这表明美国仍然拥有安全港的地位（尽管美国正是危机的始作俑者）。
     类似地，美国在企业家精神、研发、高等教育和技术创新领域依然无人能出其右。此外，如今美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产国和热量出口国，这降低了价格冲击或食品短缺对美国的冲击力。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推进法治精神、自由民主、透明和自由企业方面能与美国相媲美。尽管其他国家显然也支持这些价值，但只有美国一直愿意、也足够坚挺和强大以保证这些价值的推行。因此，随着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收缩，它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受欢迎。
     以亚洲为例。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其邻国纷纷开始寻求与美国的深度合作。日本、澳大利亚、印尼和台湾地区最近都与美国展开了密切的贸易和安全相关问题的交流。甚至缅甸也开始倒向美国，重启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并竭力摆脱中国的阴影。
     换句话说，在G0世界中，越来越波起云涌的国际环境使得美国对不想孤注一掷的国家的吸引力更大了。结果，美国赢得了更精确地按自己利益行事的机会。减弱领导者角色让美国得以在行动前掂量机会成本，选择最合适自身的问题和环境展开行动。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军事干预利比亚和叙利亚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可以多大程度上利用这些机会还有待观察。事实上，美国的短期优势正是其长期前景的障碍所在。不妨将这称为“安全港诅咒”：只要美国仍然是任何风暴最安全的避风港，那么它就没有动力马上修复自己的弱点。
     比如，所有关于美国国民债务的文章都说，投资者会继续借钱给美国。但是，从长期看，美国决策者必须通过削减社会保障、医疗和防务等具有政治不可动摇性的项目开支，从而在重塑人们对其国民财政健康度信心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官员必须抛弃短视和政治正确性，改善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改革其教育和移民制度，追求长期财政整合。
     美国在G0世界中的超然地位给予了它为未来投资的机会。但是，正是这种超然地位消除了形成灾难性后果的风险，从而让美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美国政客应该认清G0的现实，重塑美国强盛的内生源泉，即使只能逐渐进步。惟其如此，美国才能拥有主导下一个世界秩序的力量和灵活性。
     美国的政治制度通常能在危机中运转良好。但是，由于美国在缺少领袖的世界中还拥有一些残存优势，因此它并不需要一场危机来刺激行动。它所需要的，只是抓住G0时刻的机会。
     美国将在21世纪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将在21世纪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未来的角色掌握在它自己手中，不过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于它自身的举动，美国可以控制，而对于别人怎么做，它无法掌控。
     美国在历史上扮演的主导性角色是其独特财富的产物。美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东西濒海，南部和北部的邻国都是一些不具威胁性的国家。尽管自然资源正逐步减少，但美国的资源储量依然庞大。19世纪末，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人均经济产量跃居世界第一，时至今日，美国依然保持着这一地位。大概也就是从那  时起，实行市场经济的美国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地区。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尽管它们曾引发了“大萧条”和近些年的“大衰退”。它是一战以来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它提供了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之一，规模仅次于欧盟的外部进口。
     美国拥有全世界技术最先进、也最具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二战以来，它所拥有的世界顶级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它有着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它的政治价值观依然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即便在现实中它常常令人失望。事实证明，它的民主制度在保持合法性的同时，也不乏灵活性，足以应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诸多挑战。
     凭借这些“财富”，美国成功地构建了强大的同盟，并赢得了20世纪的数场战争，包括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进行的热战与冷战。美国塑造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格局，这种诞生于二战后的经济形式在苏联解体后，走向了全球。美国提供了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模式。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美国制造”的世界中。
     如此众多的财富，美国在本世纪中又能保留多少呢？
     最明显的威胁在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有可能不保。以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的经济规模依然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算方法，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美国的经济规模仅比中国高出3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美国的20%，因此，这也为中国留下了巨大的赶超空间。未来数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慢脚步，但它与美国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仍会进一步缩小。中国经济规模也许会在本世纪20年代初超过美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其总体经济规模将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目前，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已经超过美国。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进口规模也将超过美国。由于资源相对匮乏，中国的贸易规模可能仍会超过美国（相对于GDP而言）。一个更有争议的问题在于，人民币何时将成为能够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储备货币。对此，马丁?沃尔夫认为，这种转变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而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完成。
     美国基本上也可以保住在科学和商业创新方面的前沿位置。但正如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在其发人深省的新书（《是时候开始思考了》(Time  to  Start  Thinking)，大西洋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2012年）中谈到的，排外情绪加之对科学的排斥，以及自作自受的财政紧缩和令人难以理解的公共投资重点，不仅有可能令美国无法吸引到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其打造全球一流研究和创新所在地的承诺也可能变成一套空话。“1990年时，（加州）对大学的投资是对监狱投资的两倍。如今，它对监狱的投资几乎已达到前者的两倍。”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监禁率，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数据，也是一个经济学数据。对昂贵且低效的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来说，道理同样如此，这也是长期财政前景为何看上去会如此暗淡的主要原因。
     现在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改革。但鉴于金钱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加上共和党的态度也变得愈加强硬，这已成为一件不可能之事。在一个以分裂的政府为基础的体系内部，将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也许会令混乱的局面再次上演。
     不同于以往，如今的美国已无法再让多数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在上一轮完整的商业周期中（2002年至2007年），增加的收入中，近三分之二落入了收入排在前1%之列的美国人手中，前0.1%的美国人则囊括了三分之一以上。这种零和经济为不满和绝望提供了温床。眼下的危机更是令人们的愤怒有增无减。
     所有这一切还将影响到美国在世界上扮演历史性角色的能力。正在逼近的财政紧缩将使军费开支遭到削减。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和其他一些严重错误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失去了它们以往所享有的声望。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而这只不过表明，西方的整体信誉降低了，领导力也相应下降。
     无论美国国内形势如何演变，它在21世纪中的影响力将不及20世纪。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从美国那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即便如此，考虑到美国的主要对手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此，美国依然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也许无人可及。但美国若想扮演它能够扮演的角色，它必须重拾实用主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曾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尤其是在应对20世纪的诸多挑战方面。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将他们的政府视为最大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强盛。倘若美国人民选择让他们的政府倒台，那它一定也会有这样的结局。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2年第44期（总第1266期）        2012年6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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