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与未来（二）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19期（总第1241期）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与未来（二）
     [导读：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社会在反思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弊端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关注“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兴起。一部分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的崛起，以及为避免全球性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采取的决策中所包含的更多的政治因素和动机，使“国家资本主义”日渐崛起。而“伴随国家资本主义以一种新姿态强势崛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面临危机”。那么，国家资本主义能否主导经济体制的未来？国家资本主义是否能避免危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哪些问题？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将一些相关的观点和论述做了整理，供读者研究和参考。本文上接第17期。]
     国家资本主义的表象与特征
     《经济学人》的报告中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其中，国营企业和主权基金的扩展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两大表象。
     国营企业如何扩展？
     文章说，对于那些国有企业（SOEs），最惊人的事情是，在飞速发展的今天，他们的集团利益十分明显。他们构成了中国和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大部分市值，在世界前100强的公司中，有28个被国有公司所占据。事实上，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规模一直在减退，与20年前相反，如今他们的规模只占中国和俄罗斯GDP的三分之一。但是，这是一种选择性的精简而不是自由化的结果。政府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策略，以保持控制权。
     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在整体的国有部门日渐萎缩的同时，国有企业却正在变得更富有和强大，而政府正在控制经济的制高点，甚至包括对私企的增长控制。在过去的10年，国企权利的集中程度日益强化，例如，中国121家最大型的国企的总资产从2002年的3600亿美元增长到2010的2.9万亿。并且，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仍取得了超额的增长：在2009年，中国银行1.4万亿的贷款中，有85%是流向了国有企业。
     政府正在变成一个更有经验的主宰者。只有极少数国有企业仍然直接由政府掌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倾向于通过其股份来行使控制权，他们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股东。有时，他们掌握着所有的股权，尤其是像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这样的石油公司的控制权等等。但是，他们更愿意逐渐减少他们的股权。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掌握了通过少数股权控制公司的艺术，例如，在俄罗斯，国家只保留了181家企业的“金股”。同时，国有企业的股权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更为普遍的是，很多国有能源公司不再满足于坐在家里等着石油和天然气抽上来，而是加大海外投资。
     国家资本还掌握着一批公司，那些领先的企业在形式上是个人所有，但享有着来自各自政府的或明或暗的支持。有时，在私企成为赢家之后，政府为其提供赞助。这两者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国有企业阶层：这些领先企业也许不是政府所有，但他们两者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主权基金的崛起
     国家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经营公司，他们同样以主权财富基金（SWFs）管理着大笔资金。“利维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以怪兽Leviathan命名的著作《利维坦》，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但将成为一个金融资本家，同时也将发展成一个工业巨头。
     新加坡以及产油国数十年前倡导了主权财富基金业务。如今世界主权财富基金总共控制着4.8万亿美元的资产，该数额可能将于2020年底上升到10万亿美元。
     主权财富基金形成了两个品种的“储蓄”基金，旨在寻找生产性的领域并进行投资，“发展”基金的同时刺激经济发展。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不断地将投资方向转向科学研究领域。有业内人士说，这个新兴产业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变革，从中心辐射型（以伦敦和纽约为中心）向多互联枢纽的蜘蛛网型转变。金融危机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主权财富基金现在更愿意多向出击参与业务，而不是通过富裕世界的中介机构开展业务。
     国家资本主义的四个典型
     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经济学人》的报告将中国、俄罗斯、石油国家和巴西作为四个典型来进行分析。报告认为，中国的特点是政党从企业的整个运作环节中进行全方位控制。俄罗斯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极不寻常的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受到一小撮大公司的统治，并受到一小股国家安全部门官员的控制。石油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石油和王权的融合，石油国家的王室利用石油使自己腰缠万贯。而意识到石油的不可再生性，最近，它们正在采用极为先进的方式来管理本国经济，使管理的专业性提升。巴西则被《经济学人》列为国家资本主义阵营中最有野心的一个。巴西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追求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政府将资源投放在大量的国家支柱性产业上，特别是自然资源和电信。此外，通过巴西国家投资银行（BNDES）和它的投资分行（BNESPar）将直接性的政府所有制替换为间接性的，改变在企业内大额持股的形式，在一大批不同的企业中持有小额股份。
     报告认为，这些纷繁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较之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具有强得多的力度。在权威体制下，它们可以大笔一挥就重构整个行业体系。国有企业通常有着极大的运作自由度。这些企业可以对其政治领导施加更多的影响力。国有企业同时还造就了一代更为复杂的管理者：他们在全球最好的商学院接受商学教育，拥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较之他们狭隘的前辈，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新一代的管理者同时也在改变正改变着公共管理的模式，因为他们需要在企业和政府体制间转换。
     国家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有效吗？
     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效力，《经济学人》报告认为，国企善于基建，逊于创新。对国有资本的均衡评估要顾及三方面的限制。第一，国有和私有公司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私有”公司的翘楚（如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曾屡获政府援助。因此，国有与私有企业间，各自的生产力难以精确计算。第二，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只是所有权的问题。国有资本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成功案例与其说可归因于其国有属性，不如说更取决于快速的发展。第三，万事皆不可断章取义。国有资本可能在某些领域独占整头（如基础建设）而在另一些领域则颇为失利（如日用消费品）；同样，其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起到促进作用而在另一阶段则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国有资本最为显赫的成就当属基础建设领域。中国己创造了大量领先全球的基础建设成就：例如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项目、三峡大坝以及6400公里的高铁里程。在第二代基础建设（例如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施行更高的环保标准）方面，国有资本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中国移动电话网络的规模位列全球第一，并且其电话掉线率和无信号覆盖区域范围均低于美国。中国的网络用户数量也是全球之最，在共计4.2亿互联网用户中有3.64亿享有宽带接入。在绿色能源方面，中国也跻身先锋之列：例如，其太阳能板的出口量位居全球首位。把赌注押在绿色科技方面不总是明智的：但整体而言，基建终究是资产，不是负债。国有资产也已成功将本土翘楚孵化成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在财富500强中上榜的新兴经济体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为国有企业，其余那些也大多享有各式的政府资助。政府可向企业提供资源，从而打入国际市场。政府也可促成合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国有企业有其自己的作用。它们能激发民族自豪感，能让国民相信：本土企业可以与国外的跨国企业同台竞争并一举夺魁，并且他们也能让新兴经济体设定国际标准，从而无需被别人的游戏规则牵着走。
     国有资本的众多拥趸最为有趣的一个论点是：国有资本可以让新兴经济体更为便捷地向其他国家学习。一流的国有企业是企业界最为强有力的学习机器。若想建立这一档次的企业，你必须向同类企业中的优胜者学习。并且，一旦你学成并建成了这样的企业，你可以进一步地深化你的学习一一你可以使其在境外交易所上市（这样你就能接触到全球顶尖的银行家和分析师），或者可以收购境外企业（这样你就获得了稀世独有的经验）。所有的这些成功案例促成了“我己预知未来并且确实可行”的光环。
     从生产力与实力角度，《经济学人》报告表达了对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一种担心。它认为，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中国已经将其作为未来发展规划的首要任务，其它以国家资本为主的国家也同样热衷于自主创新。不过，上述这些自主创新的努力开花结果的概率并不高。政府善于埋下创新的种子，但是，政府不善于将种子培育成粮食。报告引述了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丹?布莱兹奈茨（Dan  Breznitz）和迈克尔?默菲（Michael  Murphee）的观点——自主创新可能对企业会是羁绊。
     报告认为，国有企业不仅不善于创新而且生产力也比同类私有企业低下，不过，生产力低下并未影响其高额的盈利，国有企业也正蚕食着私有企业和资本的份额，同时国有企业的待遇对人才的吸引也越来越大。而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国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谁是赢家？
     《经济学人》的报告指出，虽然很成功，但国家资本主义有着致命的弊端。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世界经济近年来的一大变化。国家资本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还是另一个国家主导下的失败尝试？一些评论家以俄国12月份的暴乱（指抗议普京专权的示威）为证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正走向灭亡。另一些评论家则指出全球资本主义问题不断，而国家资本主义才是赢家。美国国际服务业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前主席安迪?斯特恩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比美国的优越，并引用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的话“我们最根本的经济信念是自由市场优于其他所有经济体系一一越自由，越好。我们这一代人也见证了自由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压倒性胜利。所以我们固守这个信念，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自由市场打败了计划经济，可是也不能排除另一种改进的经济模式会比自由市场经济更好。”
     《经济学人》的特别报告论证了不同的观点。报告说，国家资本主义对市场的充分模仿保证了它的活力。现在，它又在学习怎样运用西方观念，并对那些特权企业施加规制。同时，它也致力于建立更牢固的基础。这个体制创造出了国家资本主义银行、亿万富翁、官僚，甚至不折不扣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家（一个中国分析家在列出这个体制存在的所有效率问题后，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再持续不了50年”）。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有着致命的弊端。国家如何管制它自己经营的企业？怎样能避免无底洞似的失败投资？它又如何能保持创新当创新需要自由的尝试？麻省理工学院的施泰因费尔德先生说，国家资本主义正通过上市、合并和收购，学习玩“我们的游戏”。他说这样做使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渐走向“自我淘汰”。而国家资本主义者们无疑通过玩“我们的游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形态取决于两件事。其一是企业精英的寻租行为。管理学理论家们长期受“委托代理问题”困扰一一公司经理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他们的雇主或顾客谋求利益。在国家资本主义下，这个问题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尖锐。政客们过于繁忙而无暇监督国有企业，董事会势单力薄、组织散乱。而且公司的商业职责和社会职责常常混淆。
     可供国家资本主义者吸收利用的成功实例有很多。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司淡马锡就是一个良好管理的典范。巴西是国家作为小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先驱。挪威也已成功阻止政治力量对于其主权财富基金和国家石油公司横加干涉。但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委托代理问题却在国有企业是工作和投资主要来源的观念影响下日益深重。
     其二，国家资本主义不幸扎根于问题国家。中国的关系文化和腐败大行其道。俄罗斯也存在严重的裙带关系和腐败问题。巴西将所有关键权利集中在资本和劳工领域的内幕人士手中。根据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指数排名，2011年巴西位列第73位，中国第75位，而俄罗斯则令人震惊的排在第143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滋生腐败，由于它大大扩充了利益者的获益规模和范围。统治阶层不仅掌控着各种政府机构，而且拥有可供他们自由支配的企业资源。
     21世纪至关重要的一战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各个版本之间的较量。由于国家资本主义还会持续一段时期，西方投资者、经理人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审慎思考，以应对这种局面。
     太醒目，太强大！
     由于发达市场萎靡不振，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的新兴市场最近受到投资者们的热捧。然而，投资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产能过剩伴随的风险。这些国有企业最终不是对私人股东负责，而是对持有大多数股份并控制着监督和法律系统的政府负责。
     这就为投资者带来了大量风险。国有企业与常规企业相比，在成本控制方面表现较差。它们也需要兼顾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这些风险是可预测的，因此也在投资者的承受范围之内。投资者们更为担忧的是难以预料的可变风险。政治家们也许会突然介入，解雇前任高管，或者要求企业降低价格。
     西方经理人也发现应对国有企业很棘手，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下述两个陷阱之一。如果他们把国有企业视同私营企业，当政策制定者更换企业老板或为企业另觅出路时，他们就会被淘汰出局。而如果他们将国有企业视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二等企业，则会发现他们的股份被买断或是他们的市场被吞没。
     过去，西方企业占据攻势地位：而今，他们却要抵御新兴企业。以前，这些企业进驻新兴市场时，可以优先挑选最优秀的人才：现如今，他们则不得不与当地国有企业竞争，因为后者不仅可以提供相差无几的报酬，而且保留了本土优势。
     首席执行官们尤其需要更加关注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国家的老板们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一些老板甚至开始想象他们“在经营一个独立自主的企业”就如百事可乐总裁英德拉努伊所述。但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绝对的控制权仍掌握在政党手中。
     西方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困难甚至比企业家还要多。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多边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似乎被削弱了。另一方面，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促进了西方国家对于这种模式的模仿。欧盟委员会企业与工业总司将打击海外“不公平竞争”提上议程，考虑建立欧洲国有企业。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建立了法国主权财富基金。法国前财政部长拉加德的办公室主任朱尼亚克，将法国重燃政府干预的热情归因于中国的影响。日本经济产业部在2010年将国家资本主义称为国家干涉主义策略的驱动力之一。更糟的是，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可能会引发一场贸易战，自由主义国家反补贴，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予以回击。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最大的漏洞是自由问题。通过将企业转变成政府的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既集中了权力也腐化了权力。它将商业准则引入政治决策，又将政治决策融入商业决策中。同时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监管职能也形同虚设。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现代公司理论奠基人之一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e）将商业描述为依附着政府这个大的共和体权力运作而又制衡政府权力的“小共和体”。倘若这个小共和体和大共和体合二为一，则是对自由的致命的削弱。
    三、加藤嘉一：国家资本主义与“新迎合主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最近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命题也进行了评析。他指出，《经济学人》做出了专题，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也认真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其生命力以及其可持续性。其背景显而易见。国家资本主义“崛起”背后的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景气。西方文明没有像福山曾经断定的那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社会上唯一正确的答案。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加剧了美国金融危机后陷入的困境。后来，希腊债务危机牵出的欧洲财政危机，让世界公民重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至少是没那么坏的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
     2012年不仅是围绕选举或换届意义上的“大年”，更为意味深长的是，2012年会不会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家、媒体人、学者、青年才俊等在跨国、跨界、跨体制、跨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展开合作对话，携手找到抑或靠近新的、有说服力的体制或模式的一年。显然，它是没有明确指标的，因此，需要由我们主动去推动，或扶持。
     西方民主主义正在“下跌”是肯定的。理由是，在当前危机形势下，它不仅没有担保发达国家本身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还为世界政治经济“添麻烦”，甚至不得不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请求援助。
     国家资本主义正在“上升”也是肯定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俄罗斯、阿拉伯中东世界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体制优势”，依靠“战略产业”，政府与市场，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携手”实现高速增长，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另一方面，西方世界表现得实在太差。
     有趣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会替代西方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甚至价值观呢？不管是在西方还是来自新兴国家，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因为它过于依赖国有企业与战略行业，忽略民间、中小企业，甚至公民政治自由、人权，从长远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重发展，避免使国民经济生活陷入崩溃边缘的大危机。
     加藤认为，当前西方民主主义的生命力被低估了，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被高估了，这极为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跨国界与地区快速地蔓延。对此，西方战略家们强烈批评，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是独裁式的开发模式”。然而，他们的声音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当今西方民主主义的表现明显比国家资本主义差，现状是前者向后者求援。那么，前者凭什么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后者的体制与模式呢？围绕主义或体制的争论开始陷入结构困境。
     2011年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是“阿拉伯之春”。那些阿拉伯国家“迎来春天”的起因，首先是政治的独裁与腐败，以及它所造成的经济萧条与社会不稳定。其次是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今后，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能否顺利从独裁走向民主还有待观察，前景不容乐观。
     随着“阿拉伯之春”快速、广泛地推进，人们开始问“Who  will  be  the  next?”意思是：“谁是下一个？”人们期望的似乎是中国。很多人认为，下一个发生“革命”的应该是靠着经典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实现高速增长的中国。不过，革命至今没有发生。去年我就主张，这一次中国恐怕不会“迎来春天”。理由有四：一，无论矛盾有多深，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二，中国社会靠的不是宗教，而是共产党；三，中国不是一人专政，而是一党专政；四，中国人太忙，忙着赚钱和生活，没时间去忙政治。
     不过，中长期来看，西方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都好不到哪去，难以维持发展水准，更难以成为具有说服力与生命力的核心体制。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正在遭遇同样一个敌人，即“populism”——统治者过于迎合民意，我称之为“迎合主义”。
     似乎站在西方民主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中间的日本，恐怕是其典型。
     加藤在文章中回顾了他在东京参加的一个内部会议，与著名战略思想家们一起讨论“日本凭什么不行？”他们认为“政治家迎合大众，专家学者、官僚机构、传统媒体等在大众面前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从而无法给出理性的、长期战略性的政策。这是最大的困境。问题是为什么？”加藤在会上说：“一个深刻的背景，就是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交媒体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它给了原来沉默的大多数国民说话和表演的平台。他们的发言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对民主社会来说，那些崭新的说话者对政客来说是选民。政客们为了确保统治者位置，毫不犹豫地去迎合那些正在站起来说话的被统治者，哪怕选民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或者幼稚的。”
     加藤认为，过去，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民主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所拥有的权力与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拥有的显然比后者大很多。在不对称的前提下，政治家能够保证精英政治，在密室里，依靠聪明、优秀的技术官僚确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而报道这些政策的也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媒体集团。选民们很难了解决策过程，即使知道，也没有发言或反驳的渠道，顶多组织一次性的抗议活动。
     如今情况已有不同，被统治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西方民主社会，公民们通过社交媒体24小时监督政府，抗议权力，不允许政治家的无能与失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也开始拥有类似的权利。在俄罗斯，老百姓强烈抗议试图当下一任总统的普京在选举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公民们也通过国产Twitter——微博，去监督政府的权力，批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虽然这个监督批评的过程本身还是被政府监督的。
     加藤还说，这两年，我在中国社会也亲眼目睹了统治者迎合被统治者的局面。最近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相对滞后，不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还与统治者的迎合主义有关。它是新的政治结构，我把它叫做“新迎合主义（Neo-Populism）”，与传统意义上的，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信息极为不对称的前提下展开的民主政治时代有所不同。
     那些来自草根、大众的声音和立场不一定是正确、客观的，而往往趋于主观、极端以及感性。问题是，当拥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有意无意地去迎合大众，不管是在西方民主社会还是国家资本社会，都是极为危险，和不确定的。
     当今世界政治似乎已经变成了由大众所操作、决定的产物。发源自西方的社交媒体显然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而那些社交媒体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基本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政治正在年轻化。
     能够抗衡新迎合主义的恐怕只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不走投机主义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时代使命感的专业集团跨越国界和价值观，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向统治者（政治家）和被统治者（选民或大众）分别或同时传达理性的、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和人类道义的见解。只有如此，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才能避免陷入新迎合主义的悲剧，国家资本主义才能避免失控和膨胀，民主才不会终结。
    （完）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2年第19期（总第1241期）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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